江蘇
Nose
今年夏天恐怖片看爽了，一部接一部。
延尚昊入圍戛納的《群體》看了嗎？
《群體》（2026）
大家很難不拿他的這部新片和2016年《釜山行》去做比較。《釜山行》最成功的地方，是把恐怖片層面上，封閉空間制造的物理壓力，和父女關系制造的倫理壓力，二者嚴絲合縫地疊合在了一起。
《釜山行》（2016）
父親的結局為動作場面賦予了強大的情感推力，讓觀眾對主角命運的關切和對類型刺激的追求合二為一，很難超越了。
《釜山行》（2016）
《群體》想走另一條路，它是想在類型概念層面另辟蹊徑，去超越前作和傳統僵尸片。
傳統僵尸片的恐怖，一般是建立在某種穩定的結構對立之上。僵尸的行為是混沌的，依靠血腥本能和壓倒性的數量，人類則憑借理性和組織謀求勝利。
從羅梅羅《活死人之夜》到丹尼·博伊爾《28天后》再到《最后生還者》系列，幾十年的類型演化主要發生在怪物的攻擊方式和視覺設計層面，至于底層的權力結構始終沒有被觸動。
《最后生還者》（2023）
僵尸無論跑得多快、變得多嚇人，本質上仍然是一種缺乏組織能力的肉身力量，人類一方的優勢穩固地建立在理性層面。
但延尚昊在《群體》中做了一個大升級，他把僵尸從個體怪物組合為一個復雜的信息系統。
影片中的感染源是一種變異黏菌。黏菌在自然界中以沒有中樞神經系統卻能展現出類似智能的集體行為而聞名，科學家曾用黏菌模擬東京鐵路網的最優路徑，發現它的網絡拓撲和人類工程師設計的結果驚人相似。
《群體》里的感染者通過菌絲網絡實時共享感知數據，每一次失敗的攻擊都成為整個群體的學習素材，這讓它們在數小時內從盲目沖撞進化到可以面部識別，甚至協調進攻。
幸存者用香水掩蓋氣味、用紙板假人欺騙僵尸，觸發消防噴淋干擾菌絲信號，這些場景的確設計得很有趣，但已經不足以戰勝僵尸。
僵尸群體不再是混沌的了，它們成了一個不斷升級的分布式學習系統。人類一方的知識優勢不再穩固，因為對手的學習速度正在逼近甚至超越人類的應對能力。人類每一次成功的戰術在被使用的瞬間就開始貶值，博弈從靜態變成了動態，從體力消耗戰變成了信息攻防。
然而，延尚昊在這個去中心化的群體智能概念上又往前邁了一步。
他引入了一個中央控制者，也就是反派徐英哲，他先給自己注射疫苗，再故意讓變異的零號感染者咬傷自己，從而獲得了對整個感染群體的控制權。
原本去中心化的菌絲網絡被劫持為一個單點控制的系統，徐英哲成了螞蟻群的「蟻后」，所有感染者成了他的意志延伸。
這個從去中心化到集權化的轉變，是影片最有野心的政治隱喻，且它指向的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獨裁者奪權敘事，而更符合一種更當代的焦慮，也就是看似民主的網絡社會如何被野心家劫持。
我們的社交媒體和數字平臺在設計初衷上是去中心化的信息共享系統，但在實際運作中，算法推薦和平臺壟斷，使得這些系統越來越像單一意志的放大器。一個極端聲音通過網絡的倍增效應，變成了千萬人的齊聲附和，個體判斷力在集體傳導中被稀釋殆盡。
徐英哲對感染群體的控制，在結構上完全對應著一個極端意見領袖通過網絡操縱群體認知的過程。去個體化是第一步，共享感知是第二步，終點是用一個人的意志取代所有人的意志。
這個隱喻還包含一層對照。
樓外的政府和反恐力量同樣是一種集權化體制，但它們的冷漠和遲鈍，恰恰構成了硬幣的另一面。因此影片呈現的政治圖景是雙重困境，去中心化的網絡可以被劫持為極權工具，而傳統的集中體制又在面對這種新型威脅時自保優先、回應滯后。幸存者被夾在兩種失靈的系統之間。
最后，女主角權世貞用菌絲覆蓋的夾克蒙住一個感染者的頭部，制造了生物學里的蟻磨效應。這是一種真實存在的昆蟲行為，螞蟻在失去正確信號后，陷入相互跟隨的無限循環。
影片中，錯誤信號涌入菌絲網絡導致整個群體意識系統過載崩潰，所有感染者退化回原始狀態。
從隱喻上來看，這也算是全片最有力的一幕，因為它讓一個純粹的影像瞬間承載了導演完整的政治論點。
到這里為止，《群體》的概念框架是挺讓人佩服的，但當它落實到故事層面時，就有很多地方不太讓人服氣了。
比如反派控制者徐英哲的存在，對于去中心化到集權化的政治隱喻是必要的，但影片給這個角色配備的心理厚度遠遠不夠承載這個功能。
他的完整動機一直飄忽不定，后來我們知道，權世貞曾舉報他父親的犯罪導致其父自殺，所以他釋放病毒的部分動機似乎是私人報復。這就令他口中宣稱的理念，即感染群體代表了超越人類局限的新認知革命，和他實際行為中的私人恩怨之間，存在分裂。
如果他是一個真誠的極端理想主義者，那么他對群體意識的信仰應該在影片前半段就通過可信的鋪墊來建立。或者，他是一個被制度傷害后走向瘋狂的復仇者，那么他的痛苦需要被充分展現，而不是草草帶過。
影片動機在這幾種可能性之間搖擺，結果是哪一種都缺乏說服力。
這個角色身上其實暗含著一個更深的悖論，他是影片中最孤獨的人物，他對「連接」的渴望比任何人都更絕望，他創造的群體意識在某種意義上是他極端孤獨感的投射。
如果這個維度被充分展開，連接的渴望同時是人性的也是毀滅性的，那么影片的政治隱喻會獲得真正的悲劇縱深。但延尚昊也沒有在這條路徑上走下去。徐英哲在成片中更接近一個功能化的終極BOSS，還談不上是一個讓人想一探究竟的悲劇人物。
影片對抵抗者的塑造同樣薄弱。全智賢飾演的權世貞被設定為徐英哲的對立面，她是拒絕被那個系統吸收的個體。但她在影片中始終是一個分析型的問題解決者，從頭到尾冷靜、準確、高效。她沒有內在矛盾和道德猶疑，沒有任何時刻讓觀眾擔心她可能做出錯誤的選擇。
這種扁平性使得個體對抗系統的主題失去了戲劇性的張力。全智賢的氣場確實具有壓制力，賦予了角色一種冷峻的不帶感傷的清醒感。但當影片的核心概念已經這么理性化了，一個同樣理性化的主角，似乎無法提供必要的情感對沖。這是影片淪為概念推演，而并不真的動人的原因。
結局的解決方式同樣不夠精彩。蟻磨段落雖然在影像層面是全片最強的時刻，但從敘事邏輯來看，它暴露了一個深層的矛盾。一個關于個體如何對抗系統的故事，最終的解決方式是一次純粹的技術性操作，也就是制造信號干擾導致系統過載。
徐英哲的死亡更加偶發，他被失控的感染者推入燃燒的汽車，這是一個控制者被自己失控的系統吞噬的意外。
這個結局在概念上是自洽的，控制者被自己建造的系統反噬，結構上有圓滿感，但它的情感落點太弱了，沒有任何角色在這個高潮時刻做出了某種具有道德重量的決定，沒有人為此付出令人心碎的代價。
對比一下《釜山行》的結尾，父親已經被感染，在變成僵尸的過程中還記起了女兒，于是他在最后一刻選擇自盡。那個畫面之所以具有穿透力，是因為它把類型高潮和一個人的道德選擇緊緊綁定在了一起。
《釜山行》（2016）
《群體》的結尾，像只是在解一道生物信息學的難題。這部花了兩個小時論證系統如何吞噬個體的電影，在最需要一個人站出來的時刻，回到了技術的軌道上。
所以不要指望觀眾像記住《釜山行》一樣，第二天還記得這部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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