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鎮：瓷立千年

陶陽里的徐家窯及作坊群。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蔣肖斌/攝

7月8日，景德鎮，傳統制坯工藝匠人、非遺傳承人宗廣俊正在工作。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蔣肖斌/攝

　　7月25日，韓國釜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48屆世界遺產大會，“景德鎮手工瓷業遺存”通過審議，成為中國第61項世界遺產。在這個夏天，本就高溫的景德鎮，更“熱”了。

　　其實，一千年前，景德鎮就很“熱”。從10世紀至19世紀，這里手工瓷器生產發展演變，對中國和全球的產業、藝術及貿易產生了深遠影響，誰不想要一件景德鎮的青花瓷呢？而更直觀的，這里窯業興旺，晝夜不息，被稱為“四時雷電鎮”，聽上去就熱火朝天。

　　“景德鎮手工瓷業遺存”位于江西省東北部，由鎮區瓷業生產中心、湖田古瓷窯址、高嶺瓷土礦遺址、長嶺瓷石礦遺址和蛟潭窯柴燃料產區5個組成部分構成，包含御窯廠窯址、落馬橋窯址、觀音閣窯址、大午坑瓷石明礦遺址、小塢里溪谷瓷石開采加工遺址以及水陸運輸網絡遺存等15組遺產構成要素，共45個遺產點位。

　　國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遺產司司長鄧超介紹，景德鎮五大遺產片區在空間格局上可概括為“一鎮四區，一江三河”，展現了景德鎮手工瓷業的演進脈絡。其中，湖田古瓷窯址與鎮區瓷業生產中心，是一脈相承的制瓷核心區域；長嶺瓷石礦遺址、高嶺瓷土礦遺址是核心原料產地；蛟潭窯柴燃料產區則是明清時期宗族運營、可持續的窯柴經濟體系，保障了高品質燃料持續供給。

　　“五大片區的組合格局，完整解答了景德鎮千年瓷業長盛不衰、成為全球制瓷中心的核心原因，并以青花瓷為重要載體，推動了中華文明的全球化表達。”鄧超說。

三閭廟古碼頭。景德鎮申遺辦供圖

　　一座瓷片堆成的山

　　景德鎮御窯博物院院長翁彥俊帶著中青報·中青網記者，站定在景德鎮中心的一座小山下。這座海拔僅有48米的珠山，看上去平平無奇——直到記者知道它是由碎瓷片在平地上堆起來的。

　　碎瓷片，是景德鎮最司空見慣的東西，其中，不乏一些著名的碎片。1988年，考古工作者在珠山以南的明代御窯廠西墻下，發現一條長17米、寬兩米的巷道，填滿厚達1.3米的御窯瓷片。瓷片厚重巨大，來自同一種器物——青花龍缸。根據地層并結合相關史料判斷，它們屬于明代正統年間。

　　正統六年，明政府正式詔告天下定都北京。正統七年，為宮殿新成特命燒造“青龍白地花缸”。第一批龍缸燒了兩年，到了正統九年五月，首批燒成者落選。御窯廠巷道中的碎片，就是這批“不合格品”被打碎掩埋的遺跡。

　　翁彥俊介紹，不同時期對落選御窯瓷器的處理制度不一樣，“有時候專門掩埋，甚至分類掩埋、挖坑掩埋；有的時候堆積起來，還有的時候皇帝準許部分產品出售，出售賺的錢再用來支持生產”。

　　歷史可追溯至唐代的龍珠閣，位于珠山之巔，20世紀80年代末重建時，才發現下面全是瓷片。翁彥俊估計，下面至少還埋藏著上百萬片。

　　珠山只是這座被瓷器塑造的城市的一個縮影。

　　陶瓷專家、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王光堯說：“之前在景德鎮干考古，主要基于瓷器研究，但這一次，我們關注的是整體——在中國古代手工業發展史上，它的階段性特點，以及能表現哪些中國古代瓷器生產手工業的核心內核。”

　　考古不再局限于瓷器和窯址。“劉家下弄、朱氏下弄、張家下弄，考古證明這些地方在明朝末年以后才形成了可以居住人的平地。最深的地方14米，全是生產瓷器的廢品填在江里面的堆積層。”王光堯說，“如果不是生產瓷器的廢料往這傾倒，昌江到現在的前街這段，都是水域。”

　　“上弄”“下弄”的地名邏輯就在于此。比如，前街以東是劉家上弄，以西、更靠近昌江的地段就是劉家下弄——下弄是填河造地的證據。

　　瓷器生產改變了地貌，也為人的活動提供了新場所。

　　瓷業垃圾主要分3類——燒壞的瓷坯、損耗的匣缽、過期的窯磚。這些廢料被用于墻垣、地基，墊高城市下墊面，建設排水系統，應對頻繁的洪災。景德鎮老城區的地面平均被抬高了至少3米，這也使超過一半的城區免于水患。

　　1914年，景德鎮總商會會長吳簡廷籌款修建下水道，上自蓮花塘，下到劉家下弄，長度超過市區的三分之二，所用材料全是窯磚。直到今天，這條百年大溝仍在繼續使用。還有一個統計，截至1990年，景德鎮下水道總長超過9萬米，其中6000多米是用瓷業廢料窯磚建成的。

　　湖田窯是宋元時期最具代表性的窯場之一，歷經7個世紀，從青白瓷到青花瓷的技術跨越，為景德鎮“瓷都”地位的確立奠定基礎。湖田窯的陶瓷產品，曾經沿著海上絲綢之路，遠銷今日亞洲的日本、韓國、菲律賓、馬來西亞、伊朗、土耳其，以及非洲的埃及、肯尼亞、坦桑尼亞、馬達加斯加等國家和地區。

　　中國建筑設計研究院建筑歷史研究所高級工程師梁中薈負責景德鎮系列遺產的整體闡釋展示規劃。她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湖田窯板栗園遺址保護設施在改造之前，是一個封閉的建筑。遺址地處低洼地帶，本體面臨通風和水患等問題，同時幾處遺址之間、遺址與水環境之間被割裂開。“我們對保護設施作了‘通透化’的處理和改造，不僅提升了遺址的通風和防水，還呈現了‘遺產-水系-丘陵地形’的整體場景。”

　　但，還不止于此。

　　在湖田古瓷窯址邊上，有一個村子叫湖田村。在展示設計過程中，有當地村民問：“以后我們還能進來嗎？”

　　“我們希望這是一個持續共生、系統性的長遠規劃，希望伴隨未來的考古研究、保護實踐和各方參與的管理共享，遺產的闡釋體系能逐漸構建起來、豐富起來。”梁中薈說。于是，此項改造使遺產所在場所，從封閉到開放，還有了一大片綠地，預約就能進。村民們可以進來坐著、散步，或者，隨時推開家里的窗戶，看看珍貴的遺產和舒適的環境。

　　“讓遺產與環境共生、與社會共享。”梁中薈說。

　　“我們堅持依靠群眾、服務群眾，不動遷原住民，不搞圈地開發，不改變基層治理結構，廣泛發動群眾參與文化遺產保護。”鄧超介紹，在歷史城區，實行以居民為主體的遺產地保護機制；在鄉村，實行以村民為主體的遺產地保護機制，“這兩個機制意味著，讓本地居民、村民，依然能夠延續自己的生產生活，這是一種更長遠的方式。外來的專業團隊、專業機構，是作為補充性的力量。當地人成為主體、當好主人，用好遺產，過好生活”。

高嶺古村。景德鎮申遺辦供圖

　　窯火千年的秘密

　　景德鎮手工制瓷技藝的省級代表性傳承人孫立新，是孫公窯第四代傳人，今年59歲，從藝45年。最近，他的身影總是出現在陶陽里——景德鎮的文化原點和地理“C位”。陶陽里中，最著名的當屬御窯廠。明初，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的御器廠在景德鎮設立，清代改名御窯廠，負責宮廷御用器物的燒造。

　　暑期的陶陽里歷史文化旅游區，人氣爆棚，觀眾可以體驗拉坯、畫瓷等制瓷工藝，或者穿著傳統服飾，來一場與瓷器有關的旅拍。“（觀眾）臉上笑得像花兒一樣的，這對我來說就是成功了。要讓人們先了解陶瓷，然后喜歡上陶瓷，愛上陶瓷。”孫立新說。

　　不久前，他和同事去廣東陽江參觀了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博物館的“主角”是南宋沉船南海Ⅰ號，“密密麻麻裝了十幾萬件瓷器，其中就包括大量景德鎮瓷器”。“我當時非常感慨，感覺是在走親戚。走過展柜，我覺得每一個碗都在看著我，說‘你們終于來看我了，我在這里等你800年了’！那一刻，我眼角盡是淚水。”

　　為什么景德鎮能與瓷器牢牢綁定千年？孫立新認為，景德鎮有一個巨大的優勢，就是制瓷技藝的72道工序，是大家一起分工來做。“它不是家族式的，它是社會化的。一個人一輩子只干一件事，比如拉坯的永遠做坯，在幾十年工作中，技藝肯定是精湛的。”

　　換言之，景德鎮的每一件陶瓷都是工匠們的共同作品。“在明成化以前，景德鎮的分工不是特別明顯，‘前店后廠’模式是可能存在的。但成化以后，這種模式就沒有生存空間了，生產精細化分工。”王光堯說，“文獻記載，在這里，連體弱的女子、身殘的盲人，都能找到工作。這是世界上最早的工業化城市之一。”

　　窯爐技術的演變，也是一條線索。景德鎮傳統瓷窯作坊營造技藝，和景德鎮手工制瓷技藝一樣，都在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御窯廠西窯址，位于御窯廠西圍墻北段外側。考古發掘證實這里的制瓷活動可追溯至宋代，連綿不斷直至清末，截至目前發現窯爐遺址11處、房址8處，以及為數眾多的瓷業生產遺跡。窯爐技術，作為瓷器的核心秘密之一，在景德鎮不斷“進化”，從借鑒北方饅頭窯、優化南方傳統龍窯，到發展出葫蘆窯，最終演進為蛋形窯——又稱景德鎮窯、鎮窯。

　　王光堯介紹，蛋形窯呈鴨蛋形，窯身長，裝燒容量大，窯內溫度沿長度方向呈梯度分布，不同燒成溫度需求的瓷器分配到相應窯位，就能同窯燒成，熱利用效率大大提升。

　　“守正創新、開放包容。”王光堯這樣概括景德鎮千年窯火不斷的原因，“景德鎮之所以能‘器成天下走’，前提就是‘匠從八方來’。從考古發現也可以看到，景德鎮的產品有不同的技術、不同的類別，把中國南北方的文化，乃至中外文化融在一起。”

　　官民互動是另一條線索。1278年，元朝在景德鎮設立浮梁磁局——全國唯一的瓷業管理機構，元代所有御用瓷器和官府用瓷，均采用“官監民燒”方式在民窯生產。明嘉靖年間，御器廠開始調整生產組織方式，將無法按期完成的燒造任務攤派給民窯，“官搭民燒”制度開始推行。

　　翁彥俊解釋，所謂“官搭民燒”，就是官方給樣式、給原料、給半成品，讓民窯來幫助完成訂單。于是，此前被官窯壟斷的優質原料和技術向民窯轉移。在御窯的帶動下，民窯的手工業分工進一步精細化、專業化。御窯廠周邊也形成了多個民窯生產組團。

　　受此推動，坯房、窯房、瓷行、顏料店、瓷器包裝店等上下游專業化分工行業，得到發展。江家下弄6號細金店，專門銷售釉上彩瓷描金顏料；棋盤街1號瓷行，瓷器貿易的中介機構；棋盤街3號菱草行，進行瓷器包裝的細分行業……

　　行幫、會館等社會組織也隨之壯大。甚至，連“專賣破碗”都有了專門的公所——祭師祠。翁彥俊解釋，祭師祠是下洲店的行業公所，下洲店是將次廢品重新修補加工販賣的行業，所以，祭師祠又被形象地稱為“破碗公所”。

　　在景德鎮，從采礦到燒窯，從好瓷到破碗，每一道工序、每一件器物，都有自己的位置。

高嶺古道。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蔣肖斌/攝

　　尋找一座礦山，偶得一張契約

　　讓我們把視線暫時從景德鎮熱鬧的鎮區移開，這項新晉世界遺產的5個組成部分中，有3個在數十公里之外——高嶺瓷土礦遺址、長嶺瓷石礦遺址、蛟潭窯柴燃料產區。

　　魏青是景德鎮申報項目文本編制團隊負責人，2023年，他和團隊在找一樣東西。“要支撐這樣一個瓷業體系，讓它能承載世界瓷業中心的地位，產業規模一定是龐大的。我們需要通過足夠有震撼力的東西去證實，讓今天的人們相信這件事。”

　　他們要找的，是礦山，或者說，礦山遺跡。

　　在距離景德鎮鎮區東北約60公里的瑤里鎮長明村，跟著老鄉，從山路“披荊斬棘”地進去，他們找到了長嶺瓷石礦遺址。這里的大午坑瓷石明礦遺址，長達數公里，是目前已知規模最大的露天采礦遺址；這里的小塢里溪谷瓷石開采加工遺址，則保存了最完整的瓷石加工生產體系。

　　“這是有足夠尺度感的東西。”魏青說。

　　還有一樣東西，更難找。眾所周知，燒瓷器要燃料。南方沒有煤，只能燒林木。元代民謠就有“一里窯，五里焦”之說，燒了上千年，山林怎么還沒被砍光？“我們一直想找到一些能維持成百上千年的機制。”魏青說，“一定存在某一些機制，讓資源可持續利用。”

　　線索來自一個偶然。在編制申遺文本的過程中，團隊翻山越溪，要跟各個村的人打交道。有一天，一個村民拿出一個東西：“這是不是你們在找的？”那是一本族譜，族譜里附了一張圖——乾隆年間的《禮芳分山圖》，是山林管理的規范性文件。

　　明清時期，面對制瓷業對燃料的龐大需求，距離景德鎮鎮區約30公里的蛟潭一帶，以禮芳等村落為核心，依托宗族組織，建立起規模化的林業生產體系。一個細節是，在這張《禮芳分山圖》上，多見“老”界之名，這說明，在這次乾隆年間的定界之前，已有持續沿用的習慣邊界。禮芳窯柴山林管理制度傳承久遠，代代恪守。瓷以族興，林以族茂。

　　“當時眼睛一亮，找到了！”魏青說，“禮芳村的所有山林，都被畫進了分山圖，還定下了分山的規約，落實到家族的組織管理系統中；并通過輪種、輪伐等方式，形成相對可持續的狀態。”

　　專家幫助村民修復了這份年久失修的族譜和分山圖。附近村里的老百姓一看，“這東西還真被這么重視”，后來就不斷有人送來相似的“證據”。魏青說：“這不是孤例，證明在這片區域里，存在這樣一套以宗族為基礎的山林產業運行模式。”

　　瑤里鎮高嶺村距離景德鎮鎮區約40公里，這里有一樣東西，改變了世界陶瓷史——高嶺土。16世紀末至17世紀初，景德鎮開始嘗試將高嶺土摻入瓷石，逐漸形成后世所稱的“二元配方”，提升瓷胎的堅致性和耐高溫性能。明末宋應星的《天工開物》，是明確記載景德鎮瓷土人工“二元配方”的最早文獻。

　　明清時期，距離景德鎮只有45公里水程的瑤里鎮東埠村，是高嶺土運輸的重要中轉站。東埠碼頭一年中除了枯水期和洪水期，有近300天舟船繁忙。從明后期至清乾隆年間，高嶺土總采掘量約163萬噸，年均約9000噸。

　　高嶺土藏著中國古代的科技密碼，還牽涉出一條中外文化交流的隱線：1712年至1722年，法國傳教士殷弘緒向歐洲發回兩封信，介紹“二元配方”；1709年，德國煉金術師博特格使用高嶺土，燒制出歐洲第一件白釉硬質瓷器；1750年代，法國發現高嶺土礦，結合殷弘緒的配方生產出了硬質瓷；1869年，德國地質學家李希霍芬創造了英文單詞“Kaolin”，成為世界制瓷黏土的通用名稱。

　　景德鎮，從來不只是中國的景德鎮。

御窯廠窯址。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蔣肖斌/攝

　　漂洋過海來做瓷

　　加拿大歷史學家卜正民在《維米爾的帽子：17世紀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中描述過一幅17世紀荷蘭繪畫：“我們看畫時，目光會先投向那個少婦，但在維米爾那個時代，那只盤子大概會和那少婦爭奪觀者的目光。”

　　明代中期以前，景德鎮外銷瓷器以青花為主流；明代中晚期，開始流行克拉克瓷；清代，景德鎮的海外貿易迎來鼎盛時期，粉彩瓷成為外銷瓷中的重要品類。一些景德鎮參與全球交流的痕跡，如今收藏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館里：永樂御窯瓷器花卉紋殘片，出自肯尼亞曼布魯伊遺址；永樂御窯瓷器海水紋殘片，出自阿聯酋拉斯海馬酋長國朱爾法遺址……

　　這種全球化的敘事，在當代景德鎮以另一種方式延續。7月仲夏，陶溪川，氣溫在夜晚漸漸降下來，人氣卻又緩緩升了上去。在這個匯集世界各地陶瓷藝術家的文創街區，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和兩位“洋景漂”聊了一晚上。

　　2023年，俄裔英國當代藝術家斯維特蘭娜第一次來到陶溪川藝術中心駐場，“每一次來都覺得不夠”。去年是她第三次來，持續了3個月，那一次，她決定留下來。現在，她覺得自己“幾乎是一個本地藝術家了”。

　　“這里是一個靈感的源泉，有很多非常精致的材料，是在其他地方無法獲得的。”在景德鎮，她和不同的窯、不同的釉打交道，探索“之前從來沒有探索過”的新技術。

　　去年，斯維特蘭娜申請了景德鎮陶瓷大學的博士研究生，“我可以在大學里學習中國的語言、武術、書法”。現在，她每天早上6點起床練習太極拳，有時也會去做針灸，“我過得很愉快，非常享受在中國的時光”。

　　她說，吸引她留下來的，是這座城市“神奇的氛圍”。“哪怕在這里睡覺，內心也會感到平靜和快樂。如果沒有這樣一種氛圍，就沒有辦法靜下心來創作。”

　　“我出生在莫斯科，一生都生活在英國，之前對亞洲一無所知。但現在我可以學習中國的歷史，在中國各地旅行，了解亞洲。我感到安全、開心。我的兩個孩子都已經來探望過我，也感到很幸福。”

　　土耳其陶瓷藝術家皮納爾從事這一行已經20多年，擁有博士學位，曾在大學執教12年。今年5月，她以特邀藝術家身份入駐陶溪川藝術中心。她說，土耳其和景德鎮之間有著相似的文化。16至17世紀的奧斯曼帝國時期，土耳其西北部伊茲尼克地區生產的陶瓷，早期產品主要為模仿中國青花瓷的白底藍花陶器。

　　在土耳其，人們會把一些陶瓷稱為“?ini”——發音類似“秦泥”，在土耳其語中的意思就是“中國”。“這個陶瓷來自中國。在歷史上，我們嘗試了很長時間，努力去制造類似中國陶瓷同樣品質的產品。”皮納爾說。

　　“在景德鎮，每走幾步路，就能看到一家瓷器店、工具店、材料店……這里真的是一個可以自由創造的地方，非常神奇。”在皮納爾看來，景德鎮這個“幾乎全世界都知道的地方”，有著深厚的歷史文化和現代科技，可以把人們聚集在一起，去分享和發現新的事物。“來到這里，我們不僅可以創作自己的作品，還可以發現新的事物，學習新的技術和方法。比如，可以進行3D打印的創作。”

　　“景德鎮手工瓷業遺存”被世界遺產委員會認定符合《世界遺產名錄》的價值標準2、標準3、標準4、標準6。鄧超談到，這4項標準是一個有機的價值整體，其中，從國際傳播效應與文明對話的宏觀視角來看，標準2（文明交流）與標準6（全球影響）的組合，是具有重大意義并能引發國際共鳴的價值組合。

　　斯維特蘭娜和皮納爾的故事，印證了景德鎮“匠從八方來，器成天下走”的古老傳統在今天的延續。在歷史上，景德鎮即有“土著十之二三，客籍十之七八”的說法。如今，來自全球數十個國家的5000余名“洋景漂”，在這里學習、創作、生活。

土耳其知名陶瓷藝術家皮納爾·居澤爾京·漢貢在創作中。景德鎮申遺辦供圖

　　9平方米的小店鋪

　　14歲的張孖玥是一名講解志愿者。她從小就知道景德鎮是“瓷都”，但這兩個字到底意味著什么，她并不十分清楚；她也常去御窯廠玩，“并不知道里面究竟是干什么的”。

　　現在，她說起來“滔滔不絕”：“明代這里是‘官搭民燒’；清朝時候，克拉克瓷（明萬歷至清初主要供外銷的青花瓷器，因葡萄牙商船‘Carrack’上的中國青花瓷而得名——記者注）向歐洲銷售……”她講解朱氏下弄和觀音閣窯址，講解詞需要自己查資料、自己寫。于是，她把界樁比喻成“哨兵”——“標記著這個片區的邊緣”。

　　今天的景德鎮和古代一樣，有本地的孩子從小耳濡目染，也吸引了來自全國各地的人——他們被稱為“景漂”，目前有6萬余人。

　　在陶溪川這個主力是95后到00后的市集上，90后陳賽杰已屬“資深”。他是溫州樂清人，2011年考入景德鎮陶瓷大學，從此再也沒有離開，一晃就是15年。現在，他和妻子經營著一間連他倆一共5個人的工作室，在陶溪川有一家9平方米的小店鋪。

　　“最吸引我的是景德鎮城市的開放性。”陳賽杰說，“我留下來，也可以說是景德鎮接納了我。”

　　大學畢業后，他發現，真正能讓他留下來的是景德鎮完整的產業生態。“我在陶瓷學習和制作過程中，經常會碰到各種問題，但景德鎮有悠久的制瓷傳統和一大批老師傅。有時候，老師傅一句話，就能幫我解決生產方面的問題。”

　　他舉了一個例子：無光白的釉料，燒制的時候容易“吸煙”。所謂“吸煙”，就是瓷器在窯里的初始低溫階段，燃燒不充分，里面的碳含量沒有充分燃燒，導致瓷器表面局部或全部呈現灰、褐、黑灰色。“這些問題，老師傅看一眼就明白，告訴我要放在窯的哪個位置燒，溫度高一點還是低一點。”這對剛畢業的年輕人來說，意味著省下了巨大的試錯成本。

　　在景德鎮，陶瓷一面是產業，一面是藝術。陳賽杰誠懇地說：“我算不上職業藝術家，我一直當自己是陶瓷從業者。”妻子負責作品的設計，他負責把設計變成實物，同時處理其他一切問題——對接客戶、管理生產……“創業嘛，就是什么都得干。在景德鎮，我們經常會說，廠長都是打雜出身的。”

　　陳賽杰工作室的作品偏現代陶藝，包括抽象或卡通風格的雕塑瓷、擺件等。現在，他的工作室年營業額在60-70萬元，利潤大概一半。記者問他“滿意嗎”，他笑了：“你說滿意，肯定還差一些，但是我對目前的生活狀態是滿意的。”他和妻子有個共識：“我們很享受做陶瓷這個過程。如果這個事情能做到退休，做自己想做的陶瓷，就很幸福。”

　　陳賽杰曾在湖田古瓷窯址為參觀者表演傳統制瓷技藝。對于申遺成功后可能帶來的改變，他的期待很務實：“會為這個城市帶來更多關注度，這對我們陶瓷從業者來說，就代表更多的銷售機會。我相信我在藝術方面的追求，也會隨之有更多的空間和可能性。”

　　在魏青看來，遺產保護對價值的理解是多維度的。“一個維度是內在的、本質的價值——作為世界遺產的歷史積淀；另一個維度是它在當代的功能——展示的場所、研學的場地、陶藝家工作的場所；還有一個維度是通過聚焦遺產，形成了一個新的文化社群，這是遺產能夠實現的一種社會組織能力。”

　　“景德鎮的活力，恰恰是基于手工業的、非常個體的創造力的展現。現在，年輕人在這里形成一種民間的、自發的、個性的文化表達，這是一種后工業時代手工業精神的回歸。”魏青說，“傳承不僅在技術，也不僅在文化理解，還在于一種內在基因的狀態。”

　　孫立新說：“你要到景德鎮的小巷去看一看。燈火闌珊的時候，你從一些小店的窗簾縫隙望進去，就可能看見里面坐著一兩個，或者滿屋子人，在燈下描繪瓷器。這就是景德鎮的手藝千年不斷的根基。”

　　窯火的千年不絕，說到底，還是人的生生不息，過去是，現在是，將來是。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