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景鍵 | 一九六五，瞿同祖歸來

瞿同祖（1910年7月12日－2008年10月3日）

吳景鍵，北京大學法學學士，北京大學法學碩士，耶魯大學法學博士，現為北京大學法學院博士后

近日，筆者讀罷瞿同祖先生《清代地方政府》一書，深深膺服。遂就去年于孔夫子舊書網上所見國家科委專家局舊藏瞿同祖檔案一組草成此文，以為紀念。

瞿同祖先生在美國期間全家福

1962年4月28日，剛收到妻子趙曾玖自國內來信不久的瞿同祖坐在哥大的東亞圖書館里思緒萬千。

十二年的別離，拿著信的瞿同祖“恍惚聽見你低聲喚我，無限惆悵”。妻子趙曾玖（佩瓊）是他燕大時的同學，大家閨秀，中英文俱佳，1944年帶著兩個孩子與他一同赴美前往魏特夫主持的哥倫比亞大學中國歷史研究室工作。然而，六年后大陸的政權更迭卻使得兩人不得不做出抉擇——趙曾玖帶著兒女先行返華，瞿同祖則獨自留美繼續研究。

雖然一人在美期間寫出了《清代地方政府》這樣的傳世之作，但瞿同祖的內心無疑牽掛著國內的妻子與孩子。他關注妻子趙曾玖的身體狀況，

瞿同祖致趙曾玖函

“從來信中知近來體力不如從前，牙齒脫落很多，我一直就擔心這事，不知你牙還完整否？”；

擔心女婿余日暉的肺病會不會傳染給女兒澤礽，

“倩（即瞿澤礽）春節時與日暉小聚，我擔心她或有傳染可能，已告倩即去照x光檢查，你夏間去京時如她尚未去檢查，務盼促辦，總以小心為妥”；

當然，也會因為兒子澤祁的成長而感到欣慰，

“剛兒（即瞿澤祁）就要畢業了，真是可喜。若非你教養和國家培養，怎得有今日？他已寫信告我關于他戀愛的波折，我很欣賞他的態度。”

可是，身為一介書生的瞿同祖此時卻對回國一事表現出幾分憂慮：

“國內連年災荒，食物缺乏，我身體有病，恐難支持。我不能生產，坐耗糧食，對國家反是一種累贅，對你及兒女也是一種負擔。如我回來不能適應，你們見了也不會安心，彼此無益。”

作為折中之計，他選擇先辭去美國的研究席位，前往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任教：

“但中美關系惡劣，久留此地亦非所愿，所以我一直不肯接受新的研究，避免拖延下去。現在去加拿大教書的機會，經考慮之后覺得去加有若干好處。教書與研究工作不同，隨時可結束，行動較為自由。”

至于未來，瞿同祖則謀畫了三條道路讓妻子趙曾玖選擇：

“（一）我們皆漸年老，你衰弱我有病，你何不來加修養一時期，彼此互相照料。加境與美國不同，精神上不致感到痛苦，住一時期將來一同返國。

（二）如你不愿出國或因我們相別過久，彼此情形皆不明了，不愿貿然來加，明夏我們可在港見面談談，了解彼此實情后再決定以后計畫，該怎么辦便怎么辦。

（三）在加有回國的方便，如你不愿來加亦不能去港，我可回來看你和兒女。”

（以上引文，來自瞿同祖致趙曾玖函，1962.4.28-29）

而在大洋的另一端，已經因為肅反被下放到中科院貴州分院教業余英語的趙曾玖顯然要比瞿同祖有“政治覺悟”的多——她很清楚，所謂的“路”是只有組織才能決定的。于是，在收到瞿同祖回信后不久，她便帶著信找到了中央統戰部尋求組織的意見：

“（同祖）羈留迄今已十七年，亟思回國，顧慮甚多，一時不可成行。兒女和我百思不得上策，擬請你部指示方法，幫助解決，爭取同祖早日返回祖國，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服務。”

（趙曾玖致李維漢，1962.8.25）

趙曾玖來訪簡況

然而，瞿同祖之身份在當時尚達不到被“統戰”的級別。統戰部辦公廳遂告知趙曾玖此事應由國家科委專家局和國家僑委處理，趙氏隨即去信專家局再次尋求組織的幫助：

“兒女和我，[縷]年爭取他回國，用力不可謂小。但我們政策水平太低，方式方法更未講求。曾[經]我出語冒昧，他說我傷了他海外心情的情況。我此次去港和他晤面，當然要注意含養。但我素性偏于暴躁，修養又差，深恐完不成爭取他早日回國的任務。尚祈你局予我幫助與指示。”

（趙曾玖致國家科委專家局，1963.3.5）

可趙曾玖不曾料想的是，已被政治運動嚇成驚弓之鳥的女兒和女婿

華僑事務委員會批示

“向專家局反映，其母趙曾玖生活愛享受，思想較落后，去香港可能爭取不了她父親回來，反而會跟她父親去加拿大”

（國務院華僑事務委員會致貴州省人委僑務處函件，1963.4.12）

瞿同祖與妻子在香港見面的設想落空了。在他所設計的三條路里，組織所能接受的只有最后一條：安排他先回國探視，并利用這一機會對其政治立場展開調查。

1963年7月，思家心切的瞿同祖借道香港秘密返回大陸探親一周，并順便拜訪了幾位曾經的燕大師友。在此期間，僑委一方面熱情接待了他，另一方面則秘密將瞿同祖此次回國期間的言行一一記錄在案，以摸清瞿同祖的思想立場。瞿同祖顯然不知道，就在其返加后不久，一份包括其各種社會關系、回國會親反映在內的“瞿同祖情況”報告便已提交到了國家科委專家局領導手中。其中，瞿同祖與燕大和哥大的兩位“反動”恩師——張東蓀與魏特佛歌（即魏特夫）的關系無疑引起了組織的重點關注：

國務院華僑事務委員會，“瞿同祖情況”

“張東蓀：瞿的老師（叛國犯，現扣押），1950年趙曾玖回國時，魏特佛歌曾函托張對趙給予照顧。”

“魏特佛歌：據稱，原為德共中委，1933年叛黨去美，十分反動，與托派搞在一起，蔣幫陶希圣是魏的朋友。”

而更為關鍵的是，瞿同祖歸國期間在私下會面時針對“反右”的不滿言論也被組織所充分掌握：

“羅隆基、許寶骙劃為右派可以理解，對吳文藻、費孝通、潘光旦劃為右派，百思不得其解，他認為他們都是搞學問的，不會篡奪政權的，并說看了吳、費、潘三人的文章言之有理，反駁他們的文章不見得有多大道理，如我寫文章也會像他們寫的一樣。懷疑右派是否真認罪，而是在壓力下不能不承認的，并說’為什么這些右派不跑到外國去？”

（以上引文，見國務院華僑事務委員會，“瞿同祖情況”報告，1963年9月）

瞿同祖工作登記表

“叛國犯”、“托派”、“右派”——當這樣一些名詞出現在“瞿同祖情況”報告里的時候，瞿氏后半生的命運其實便已多少被注定了。而另一頭對此渾然不知的瞿同祖在心里所惦記的，除了盡快與家人團聚之外，卻是回國后還有沒有他心愛的古典音樂聽：

瞿同祖致香港旅行社函

（抄件）

“又我的電唱機已壞，因此間所制與國內電壓不同，想在港購買一只帶回，但不知是否合于海關規定？如我過港不停留，能否托人代購委托貴社連同大件行李一并運京？”

一年后，1965年9月4日，五十五歲的瞿同祖邁過了羅湖關口，邁向了他的佩瓊、倩與剛兒，也邁向了命運的另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