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八年制醫學生“蓄水池”，難撐起5%醫師科學家梯隊？

“目前中國新藥靶點發現與醫院沒有多少關聯。而在其他新藥產業發達的國家，如美國，60%的新藥靶點來自醫院，而非藥企，更不是藥物研發機構。”

中國科學院院士、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天壇醫院院長王擁軍，近期在首屆醫藥協同創新大會期間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表達了這個觀點。

7月初，上海市藥物研發協同創新中心智庫團隊在《自然綜述·藥物發現》（Nature Reviews Drug Discovery）上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臨床研究能力的增長及其對制藥行業的影響”的研究文章。文章顯示，自2020年以來，中國藥物臨床試驗機構數量幾乎翻倍，從2020年的975家增至2025年的1834家，年均增長率達13%。而相較于翻倍的藥物臨床試驗機構，引領臨床轉化的醫師科學家人才缺口卻始終較大。

在受訪業界人士看來，回到新藥從0到1的最初一步，中國在論文總量和影響因子上已表現卓越，但真正具備開創性、突破性、具備臨床轉化價值的原創基礎研究依然稀缺，這意味著另一層轉化人才的缺口——在龐大的科研隊伍中，邁出實驗室大門的基礎科研人員仍寥寥。

醫師科學家“少但重要”

英國皇家學會院士、美國皇家醫學院外籍院士、清華大學醫學院院長黃天蔭認為，中國的“轉化科研”體系盡管仍在優化，但總體也已步入成果產出期。相比之下，中國在“轉化醫學”層面的能力短板更突出。“美國差不多花了100年的時間才將一些醫院轉變為研究型醫院、學術型醫院。”

在王擁軍看來，首先，絕非所有醫生都應轉型為“醫師科學家”，否則醫療體系將陷入失序。參照國際先進經驗，這一群體的占比應控制在醫生總數的5%左右。當務之急，是要建立科學的遴選機制，精準識別那些具備轉化潛質的苗子。

其次，醫師科學家需要系統培訓，不能像現在做臨床研究那樣沿用師傅帶徒弟的模式。但當前，中國醫學院還沒有培養醫師科學家的完整課程體系。反觀歐美，頂尖醫學院普遍設有“臨床研究系”，在中國，除首都醫大和北大醫學部等個別院校，鮮有大學醫學院開設相關專業，年招生規模也寥寥。

他提到一個案例，目前，最成功的醫師科學家培訓計劃之一，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發起的“黃色貝雷帽計劃”，讓醫生通過脫產在基礎研究所學習，培養出多位諾獎學者和院士。

“這折射出深層認知偏差：我們尚未將臨床研究視為一門獨立的科學，誤以為醫生想做就做，忽視了其背后的跨學科系統性。”王擁軍說。

針對醫師科學家的培養，黃天蔭認為，首先應該在教育體系中破除學制障礙。

“MD（臨床醫學博士）+PhD（學術型博士）的培養模式正在放開。”黃天蔭解釋說，在國際上，無論是在完成臨床階段的培養后轉去做學術型的博士，還是交換兩者順序都是可以的。在國內，過去“讀完博士不能回讀碩士”，現在已經有部分高校開始松綁。

黃天蔭透露，清華大學醫學院正在探索通過新院區的建設，將學院和醫院融合建立新的學術醫學系統，為臨床醫師科學家的培養提供必要的軟硬件支持。

另外值得關注的是，在中國，作為醫師科學家的儲備人才隊伍——八年制醫學生基數還不夠大。

黃天蔭提到，結合美國斯坦福大學等國際頂尖學院的經驗，醫師科學家的培養占比大概在5%~10%，這意味著必須有足夠龐大的技術才能篩選出醫師科學家，而目前在國內，即便是在一線城市北京，八年制醫學生規模也不大。

“以新加坡國立大學為例，其八年制醫學生的年招生規模可達300人；反觀國內，清華、北大、協和三家醫學院八年制項目的年招生總數尚不足百人。”黃天蔭算了一筆賬：兩三百人的八年制醫學生基數，意味著只能遴選出2到3名醫師科學家。

“中國不缺轉化平臺，缺高質量源頭成果”

對于新藥研發而言，另一個值得關注的方面是，要提高新靶點發現可能性，就要注重提高基礎研究質量。

有行業統計顯示，2018年至2024年，中國在Cell、Nature、Science三大頂級期刊發表的生物醫學論文數量從200篇增至500篇，增速遠超美、歐、日，論文數量躍升全球第二。

今年上半年，國產新靶點、新機制藥物獲批數量創歷史新高。但如果將時間軸拉長，并對比同期獲批的所有新藥，更多的仍是同靶點新藥、BIC（同類最佳，best in class）藥物。

清華大學藥學院院長錢鋒對第一財經提出一個觀點：中國原創新藥稀缺背后，一個最核心的癥結在于科研起點的偏差。

“我們很多論文是寫給期刊編輯看的，不是面向真實的臨床問題或者產業需求。”他認為，當前的科研評價體系催生了大量“編輯導向”的研究。學者們熱衷于追逐期刊口味，用一篇論文論述某機制與疾病的可能關聯，隨即轉開新題，留下未經證實、質量不一但海量的“潛在靶點的假說”。當研究者自身都對這些假說的可靠性和轉化價值心存疑慮時，自然無人愿意耗費資源去驗證。

在他看來，中國創新藥的臨床轉化，缺的絕非轉化平臺——中國合同研發組織（CRO）產業鏈已高度成熟，工程化能力更是世界一流。真正欠缺的，是值得投入轉化的高質量源頭成果。

他以清華大學藥學院為例稱，優質源頭創新從不缺乏市場關注，每周頻繁接待的跨國藥企與本土創新藥企來訪者便是明證。在他看來，只要研究成果質量過硬，藥企與投資機構就會“不請自來”，基層科研人員真正匱乏的并非資源接口，而是足以打動產業的硬核科研突破。

換言之，要提高新靶點發現可能性，首先要提高基礎研究質量，同時給予承擔基礎研究工作的科研人員更多空間和自由度。

“比如，在藥學院，不少教授并不一定知道產業界藥物研發該怎么做，但他們所做的基礎研究未來有可能給制藥行業帶來新的靶點和新的技術。對于這樣的教授，最好的方式是先識別出來，然后給予他們足夠的信任、時間和資源，讓他們慢慢去做他們認為重要的科學，而不是一味給他們命題作文，催他們做新藥、出成果。”錢鋒說。

在他看來，哪怕僅有十個人愿意做臨床轉化的基礎研究，最終有一位的研究跑出一款創新藥，就已經是極高的回報。基礎研究追求的本質是科學認知的拓展，并不一定需要是直接轉化產品的回報。

至于那些為解決臨床需要而從事轉化研究的科研人員，錢鋒認為，轉化研究的目的是解決實際問題，而非發表文章。當前，中國整體科研評價體系仍偏重于論文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