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明文化在忻城】征文獲獎作品（九）：王陽明思想在忻城的傳承與轉化：基于白虎山摩崖石刻的實證研究

來源：市場資訊

（來源：忻城發布）

編者按

忻城白虎山18方摩崖石刻，是中國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哲學家、軍事家王陽明在廣西活動的重要見證，也是研究八寨歷史和明代農民運動的真實記載，具有重要歷史、藝術與研究價值。

為推進陽明文化普及與傳承創新，忻城縣委宣傳部、縣社科聯開展“陽明文化在忻城”主題征文活動，征稿涉及王陽明思想對忻城影響的各領域研究成果。7月14日起，忻城發布公眾號開設“陽明文化在忻城”專欄，將陸續選登獲獎作品，期待深化陽明文化認知，為忻城文化發展注入精神力量。

王陽明思想在忻城的傳承與轉化：基于白虎山摩崖石刻的

實證研究

□藍飛燕

（廣西忻城人，作家，中國散文學會會員，《寫作范例指南》編委）

摘要：忻城白虎山現存明代摩崖石刻18方，其中6方位于今忻城縣境內，是王陽明嘉靖七年（1528）平定八寨、經略邊疆的親筆遺存。這些石刻不僅是研究王陽明廣西活動的核心實物材料，更是其思想在忻城地域傳承轉化的歷史起點。本文以石刻文本為核心史料，結合地方志、土司文獻及當代田野調查，從政治、經濟、文化、軍事、教育、法治、統戰、廉政八個維度，系統考察王陽明思想在忻城五百年的傳承脈絡與當代轉化。研究發現，陽明思想對忻城的影響并非一次性事件，而是一個跨越明清至今的持續過程，具有滯后性、間接性和當代性特征。在當下，陽明思想正通過文旅融合、干部教育、基層治理等路徑，實現從歷史資源到文化資本的創造性轉化。

關鍵詞：王陽明；忻城；白虎山摩崖石刻；土司制度；知行合一

一、引言：石頭會記得

忻城土司衙署里有一塊青石，磨得極平整，上面刻著四個字：“知行合一”。看守衙署的老莫說，打他爺爺的爺爺那輩，這石頭就在這兒。老百姓斷家務事，干部下鄉做工作，路過的人總要摸一摸。沒人正兒八經講大道理，就是覺得——老祖宗刻下的東西，得照著做。每年“三月三”，學生春游來聽一遍故事，回去作文里便有了“心”，有了“魂”。字認得久了，也就認得了深淺。五百年了，石頭還是那塊石頭，心卻一代一代傳著。石階磨得發亮，石階會記得。

忻城，桂中腹地的千年古縣，既是莫氏土司治下“ 土官世守”的典型樣本，也是明代大儒王陽明晚年經略廣西的“過化之地”。嘉靖六年（1527），王陽明以南京兵部尚書總督兩廣軍務，次年平定思田之亂后，揮師進剿盤踞忻城八寨地區的“梗頑”，并親赴周安實地勘察，奏請移筑南丹衛城。這段歷史不僅載于《明史》《王文成公全書》等傳世文獻，更鐫刻在白虎山的崖壁之上——現存18方明清石刻中，有5方直接提及“新建伯尚書王”“陽明王子”，13方為參與其事的將領、文士所題，成為王陽明在廣西活動最集中、最珍貴的實物見證。

然而長期以來，學術界對王陽明的研究多聚焦其哲學體系或江西事功，對其在廣西尤其是忻城的實踐關注不足。地方文化研究則往往局限于文物考據或旅游推介，缺乏將陽明思想與地方社會變遷進行系統性勾連的深度探討。2022年，“中國東方文化研究會陽明文化委員會研究交流基地”在忻城揭牌；2024年，忻城縣政協提案加強白虎山石刻保護并申報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這些動態表明，陽明文化正成為忻城文旅融合與地方認同構建的新焦點。

本文試圖回答：王陽明的思想體系如何通過具體的歷史實踐在忻城落地生根？其思想在五百年的土司治理與當代發展中產生了怎樣的實際影響？白虎山石刻作為物質性遺存，又如何承載并傳遞這一思想傳統？

二、王陽明在忻城的歷史活動與遺跡考實

（一）八寨之役與南丹衛移筑計劃

八寨地處柳州、慶遠、賓州三府交界，地勢險峻，“積千百成徒，流劫州縣鄉村”，成為明中期西南邊疆的長期痼疾。嘉靖七年（1528）四月，王陽明采納“以夷制夷”策略，調遣已歸降的田州土目盧蘇、思恩土目王受所部數千人，對八寨發起突襲，“止用三千卒，遂爾收功一月間”[1]（卷四）。其《平八寨》詩云：“窮搜極討非長計，須有恩威化梗頑”[1]（卷二），清晰地體現了剿撫并用、重在教化的治理思想。

平定八寨后，王陽明親赴周安考察，認為“周安堡正當八寨之中，四方賊巢道路之所”，奏請將南丹衛從賓州遷至此處，“創筑一城，度可以居數千之眾”[1]（卷五）。盡管該計劃因其旋即病逝而未竟全功，但副總兵張祐、南寧府同知陳志敬等已奉命開工，并在白虎山留下多方紀事石刻。陳志敬題刻記載：“戊子之冬十月，奉新建伯尚書陽明王公委至周安督筑南丹衛”[2]；孫綱跋文亦言：“奉新建伯尚書王委筑城垣”[2]。這些石刻直接印證了王陽明對忻城邊疆經營的深度參與。

（二）白虎山摩崖石刻的文本與價值

白虎山石刻群分布于東麓“回春巖”與西麓“臥仙巖”（又稱羅隱巖）之間，巖壁多為石灰巖質。據廣西文物保護部門2012年劃定，位于今忻城縣境內的石刻共6方，其余12方位于今馬山縣境。忻城境內6方石刻中，4方清晰可辨，2方因風化部分漫漶。最早者為嘉靖七年（1528）閏月十八日張祐題刻，最晚至清代。

這些石刻內容可分為三類：一是紀事類，記錄南丹衛移筑事宜；二是頌功類，如陳煥詩“陽明王子已仙游，留得芳勛勒石頭”[2]；三是感懷類，如“蓮花峰人”（即陳志敬）于嘉靖十八年（1539）重游故地所題“伊誰功德陽明子，提筆臨崖嘆未休”[2]。這些石刻不僅具有補史、證史價值，更構成一個連續的“記憶之場”，使王陽明的功績與思想在地方社會被不斷追憶與重構。

值得注意的還有周安萬應寺壁畫。寺中一幅清代壁畫描繪官員審案場景，當地民眾將其與王陽明“良知教化盜賊”的典故相聯系。盡管壁畫年代晚于明代，但這種民間附會恰恰反映了陽明形象在忻城的符號化與世俗化傳播。

（三）王陽明與莫氏土司的潛在關聯

忻城莫氏土司自明弘治九年（1496）獲世襲知縣銜，統治歷明清兩朝四百余年。嘉靖年間在位的土官為莫廷臣及其子莫應朝[3]（卷八）。王陽明平定八寨時，莫氏土司是否直接參與史料未見明確記載，但《明史》載萬歷年間八寨再亂時，忻城土官莫鎮威曾“協剿”并獲賞[4]（卷三一八）。

可以推斷，王陽明在忻城的軍事布局與治理理念，必然對當時及后世土司政權產生間接影響。莫氏土司后期族譜中雖未直接記錄王陽明言論，但其家訓中“忠君守土”“撫民以安”等表述[5]，與王陽明“致良知”“保境安民”的邊疆治理理念在精神上存在契合之處。石刻所表達的“改土歸流”“設縣設流官”理念，雖未在忻城立即實施，卻構成了長期的壓力與參照。

三、王陽明思想的核心內涵及其在邊疆治理中的體現

王陽明思想體系以“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為三大支柱。在廣西任上，這些哲學理念轉化為具體的邊疆治理方略：

心即理強調本心即天理，外在事功皆需向內求索。在平定思田、八寨過程中，王陽明并未單純依賴武力，而是注重“攻心為上”。他招撫盧蘇、王受，并委以征剿八寨之任，正是基于對“夷情”的深刻體察與對“人心”的把握，認為“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1]（卷五）。

知行合一是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王陽明在廣西的實踐完美詮釋此點。他不僅提出移筑南丹衛、推行“十家牌法”等方略，更迅速部署張祐、陳志敬等落實筑城。其軍事行動也體現“知行合一”的戰術智慧，運用心理戰、情報戰取勝。

致良知喚醒人內心固有的道德判斷力。王陽明在南寧創辦敷文書院，并赴各地講學，正是為了在邊疆“致良知”，通過教育改變民風。其審盜故事雖未必發生于忻城，但其中蘊含的“羞惡之心，人皆有之”的教化邏輯，與他在廣西推行社學、倡導禮教的努力一脈相承。

這些思想在忻城的實踐中，集中表現為“剿撫并用、文武兼施” 的治理模式。軍事上以最小代價平定叛亂，政治上尋求長治久安之策，文化上推行儒家教化，從而在邊疆地區構建起一套符合“良知”的政治倫理秩序。

四、多維滲透：王陽明思想對忻城歷史發展的具體影響

王陽明思想對忻城的影響，并非一次性事件，而是一個跨越明清至今的持續過程。這一過程呈現三個特征：滯后性（治理規劃在明代未能完全實施，真正影響體現在清代以降）、間接性（通過慶遠府區域網絡、土司制度互動、儒學教育傳播等中介實現）、當代性（21世紀以來忻城主動“認領”陽明文化遺產，實現創造性轉化）。以下從八個維度展開分析。

（一）政治影響：從“軍事鎮懾”到“文治教化”的治理轉型

王陽明在忻城的直接政治遺產，是將中央王朝的邊疆治理思路從單純的軍事鎮壓轉向注重制度建設與文化整合。南丹衛移筑計劃雖未實現，但其“立衛控扼”的思想被后續官員繼承。萬歷年間，八寨被分為三鎮，設土巡檢戍守，可視為王陽明“分而治之”思路的延續[6]。對莫氏土司而言，王陽明的成功示范強化了其“忠君守土”“保境安民”的政治認同，促使其更加注重與中原王朝的合作，這為忻城地區帶來了相對穩定的政治環境。

（二）經濟影響：“屯田安民”與地方經濟秩序重建

王陽明在《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疏》中提出“設縣治以鎮撫之，立屯田以贍給之”的經濟安撫策略[1]（卷五）。移筑南丹衛的核心目的之一，即利用衛所屯田制度，從根本上消除動亂的經濟根源。盡管衛所未成，但“屯田”思想在忻城后續開發中仍有體現。明代后期至清代，忻城境內水利興修、橋梁道路建設增多，農業與商貿有所發展，這與王陽明帶來的安定局面及重視民生經濟的理念不無關系[3]（卷五）。

當代忻城的鄉村振興實踐與這一歷史邏輯形成跨時空呼應。古蓬鎮周安村及周邊依托滂江河谷，發展甘蔗、桑蠶、百香果等特色農業，形成“以產興村”模式，與“屯田自給”的地理選擇高度重合。脫貧攻堅期間，忻城將“八寨”深處的貧困群眾搬遷至古蓬等交通便利區域，這一“移民實邊”策略與陽明移筑南丹衛的規劃思路相似。

（三）文化影響：儒家文明的邊疆傳播與地方認同塑造

王陽明是心學大師，也是教育家。他在廣西創辦敷文書院，極大地推動了儒學在邊疆的傳播。敷文書院雖位于南寧，其影響波及慶遠府全境。據《慶遠府志》記載，明代慶遠府學、宜山縣學多次修繕，教官聘任、生員選拔均受陽明學派影響[7]（卷六）。忻城作為慶遠府屬縣，其教育變遷與這一區域儒學復興密切相關。

白虎山石刻本身即儒家士大夫文化在忻城落地的重要標志。將領文士們鐫石紀功、題詩詠懷，將中原的碑刻文化帶入桂中山區。此后，忻城土司莫氏逐漸重視文教，土司衙署建筑群中設有學堂，土司子弟讀書應試，標志著儒家文化在土司階層中被接受和內化。莫氏族規要求子弟“耕讀傳家”[5]，既習儒家經典，亦參與地方政務，這種“學－用”結合的傳統與陽明“知行合一”存在深層契合。

（四）軍事影響：“以賊攻賊”的邊疆軍事智慧

王陽明平定八寨，主要依靠歸降的盧蘇、王受部“狼兵”，這是其“以夷制夷”“以賊攻賊”軍事思想的典型實踐。這種策略充分利用了地方武裝熟悉地形、了解敵情的優勢，以最小成本達成戰略目標，對明代后期廣西的軍事部署產生了深遠影響。忻城土司兵后來多次被征調“協剿”周邊動亂[3]（卷十一），可視為這一軍事協作模式的延續。

王陽明“速戰奇襲”“據其腹心”的軍事思想，間接影響了明清時期慶遠府的防務布局。據《慶遠府志》記載，清代忻城營汛設置強調“扼要控險”[7]（卷九），與陽明“據其腹心”戰略思維相通。當代忻城縣應急管理局借鑒陽明“事上練”思想，開展“實戰化”應急演練，強調在突發災害中快速決策、就地取材，體現軍事智慧向公共治理的轉化。

（五）教育影響：社學推廣與“蒙以養正”的啟蒙理念

王陽明高度重視基礎教育，認為“蒙以養正”是關鍵。他在江西、廣西等地大力興辦社學，頒布《社學教條》[1]（卷二）。雖然直接史料未記載其在忻城辦社學，但其教育理念通過官員系統與文化交流傳入忻城是大概率事件。莫氏土司于嘉靖后期始建宗祠、設私塾，清代更建“思練社學”“古蓬義學”[3]（卷八），與這一區域儒學復興密切相關。

當代忻城教育對陽明思想的吸納，主要體現在校本課程開發。據忻城縣教育局《關于推進陽明文化進校園的實施意見》，多所中小學開設“陽明文化”選修課，將“知行合一”作為教學方法論，強調“做中學”“實踐育人”[8]。每年“三月三”，學生春游來白虎山聽一遍故事，回去作文里便有了“心”，有了“魂”。

（六）法治與基層治理影響：“十家牌法”與鄉約實踐

王陽明在南贛推行“十家牌法”，以連坐互保方式強化基層控制，同時編撰《南贛鄉約》，倡導鄰里互助、息訟罷爭[1]（卷一）。這套“法治”與“德治”相結合的模式，雖未必在忻城完整復制，但其精神內核——通過組織化手段實現社會管控，并通過道德教化促進基層和諧——對邊疆地區的治理具有普遍參考價值。

忻城縣在基層治理中借鑒陽明“知行合一”理念，推行“一線工作法”——干部下沉村屯，在解決具體問題中提升能力。據《來賓日報》報道，這一做法“以陽明事上練思想為借鑒，強調在干中學、學中干”[9]。縣司法局將陽明“致良知”理念融入“法律明白人”培養工程，強調村干部不僅需知曉法律條文，更需培育“良知”判斷，在調解糾紛時兼顧法理與情理。

（七）統戰影響：“化梗頑”與民族交融的早期實踐

王陽明對廣西少數民族采取“撫剿兼施”策略，其終極目標是“化梗頑”，即通過教化促進民族交融與國家認同。他招撫盧蘇、王受并委以重任，即是對地方首領的團結與利用。這種策略影響了明廷后續的土司政策，也為忻城莫氏土司與周邊土司通過婚姻、盟約維持和平關系，提供了宏觀政治環境[6]。

王陽明“化梗頑”的治理智慧，在當代被用于指導民族地區工作。2023年，忻城舉辦“陽明文化與民族團結”研討會，探討“以文化認同促進民族認同”的歷史經驗[10]。石刻中的“化梗頑”，被重新詮釋為“促進民族交融”。

（八）廉政影響：“致良知”與土司官員的道德約束

王陽明心學強調“去人欲，存天理”“致良知”，為官員廉潔自律提供了內在道德哲學基礎。他本人官至高位而清廉自守，其人格魅力對后世官員包括土司首領具有示范作用。雖然土司制度下腐敗難以根除，但儒家廉政文化通過王陽明等清官廉吏的榜樣作用，對土司統治階層產生了一定的道德約束力。

當代忻城將“致良知”思想納入紀委監委干部培訓。忻城縣紀委監委將王陽明“破心中賊”論述納入干部培訓教材，結合八寨之役中“速戰”與“少殺”的決策，討論“成本理性”與“生命倫理”的平衡，組織干部赴白虎山石刻現場開展“重走陽明路”廉政主題活動[11]。

五、石刻記憶的歷代重構與當代轉化

（一）明清時期的遺忘與邊緣化

王陽明去世后，其學在明代后期受到壓制，廣西陽明遺跡亦漸被遺忘。白虎山石刻因地處偏遠，少有人至，進入“自然保護”狀態。清代方志對八寨之役記載簡略，石刻未獲系統著錄。這一遺忘與行政區劃變遷相關：周安堡在清代屬馬山縣，忻城與周安的行政關聯減弱，石刻不再屬于“本地”記憶。

（二）民國至改革開放后的重新發現

20世紀30年代，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府開展邊疆調查，白虎山石刻首次進入學術視野。20世紀60年代，廣西文物工作隊對石刻進行初步測繪。這一時期，石刻還被賦予了新的政治意義：廣西壯族自治區農民部在調查八寨地區時，將石刻中的“化梗頑”重新解讀為“土司壓迫少數民族的象征”，農民運動組織者借此動員群眾，使石刻從“朝廷紀功碑”變為“農民運動合法性資源”。

真正的“重識”發生在21世紀：2006年，白虎山摩崖石刻列入廣西文物保護單位；2012年，廣西壯族自治區文物局劃定保護范圍；2021年，忻城縣文化廣電和旅游局完成境內6方石刻的全面拓片與數字化保護[13]。

（三）當代文旅融合中的意義重構

進入新時代，王陽明思想在忻城實現了從歷史資源到文化資本的創造性轉化。

文旅融合的引爆點。白虎山摩崖石刻經過2021年專項保護修繕，已成為忻城文旅的核心IP之一。忻城縣將陽明文化與土司文化、紅色文化、壯族文化整合，推出研學旅行線路。2015年以來，忻城縣將境內6方石刻、莫土司衙署、盤鶴嶺森林公園整合為“陽明過化之地”文旅線路[14]。2024年春節假期，忻城接待游客26.66萬人次，旅游消費1.8億元[15]。

干部教育與廉政建設的文化資源。忻城縣已將“致良知”“知行合一”等思想融入干部教育培訓體系，用于提升黨員干部的黨性修養和廉政意識。縣紀委監委將陽明心學納入廉政教育課程，組織干部赴白虎山石刻現場開展“重走陽明路”廉政主題活動[11]。

基層治理與鄉村振興的智慧源泉。“知行合一”思想與當代“一線工作法”高度契合，強調調查研究與實干落實。“心即理”倡導的內省自律，對培育“法律明白人”、推進移風易俗具有啟發意義。

民族團結與文化認同的凝聚紐帶。王陽明在忻城的活動，是中央王朝經略邊疆、促進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縮影。忻城縣正以土司文化、陽明文化為載體，探索建設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示范區[16]。

學術研究與文化傳播的平臺構建。2022年“中國東方文化研究會陽明文化委員會研究交流基地”落戶忻城，南寧學院等高校團隊前來調研[17]，表明忻城正致力于打造陽明文化研究的高地。

六、田野觀察：石刻面前的當代忻城

2024年7月，筆者赴忻城縣古蓬鎮考察。據忻城縣文化廣電和旅游局工作人員介紹，位于忻城縣境內的6方石刻保存狀況良好，當地已建設防護棚、解說牌，并培訓村民擔任兼職講解員。

站在白虎山石刻前，一位當地干部說：“王陽明當年在這里打仗、筑城、辦學，我們小時候聽老人講，覺得那是很遠的事。現在搞旅游，搞教育，又把他請回來了。”另一位司法所的工作人員補充：“我們調解糾紛的時候，也會想到他說的‘良知’。法律是底線，但要讓雙方都服氣，還得靠人心。”

不同群體對“影響”的理解各異：文旅部門強調經濟價值，宣傳部門強調民族團結，教育部門強調實踐育人，司法部門強調法治調解。這種多元解讀，共同構成王陽明思想在忻城的當代圖景。正如王陽明在《平八寨》詩中所寫：“須有恩威化梗頑”[1]（卷二）。今日忻城，正以新的“恩威”、新的“教化”，續寫這一“過化”的新篇章。

七、結論與建議

忻城白虎山摩崖石刻，不僅是冰冷的石頭，更是活著的歷史。它見證了王陽明這位“真三不朽”圣人在生命最后歲月里，為桂中邊疆的安寧與教化所付出的心血。五百年來，陽明思想如涓涓細流，滲入忻城的政治肌理、經濟生活、文化基因與社會倫理之中，經歷了從“軍事鎮懾”到“文治教化”，再到當代“文化賦能”的深刻轉化。

本研究通過多維度的梳理表明，王陽明思想對忻城的影響是全面而深遠的。這些影響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通過與土司制度的互動、與地方社會的磨合，逐漸沉淀為忻城獨特的歷史文化底蘊。更重要的是，這種影響具有滯后性、間接性和當代性特征，在21世紀通過忻城主動的“認領”與轉化，獲得了新的生命力。

站在新的歷史起點，忻城擁有莫氏土司衙署與白虎山摩崖石刻這兩大文化瑰寶。前者是壯族土司制度的活化石，后者是陽明心學在邊疆實踐的紀念碑。二者的結合，構成了忻城獨一無二的文化標識。推動陽明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關鍵在“知行合一”：既要深化學術研究，厘清歷史脈絡，更要將其融入文旅產業、干部教育、基層治理與鄉村振興的生動實踐，讓沉睡的石刻開口說話，讓古老的智慧照亮現實。

為此，建議如下：

第一，以申報國保為契機，強化遺址保護與展示。將白虎山摩崖石刻申報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納入縣“十五五”規劃，系統編制保護方案，建設集保護、展示、研學于一體的陽明文化遺址公園。

第二，深化文旅融合，打造“心學之旅”品牌。 以白虎山石刻為核心，串聯莫氏土司衙署、八寨遺址、萬應寺等節點，推出“王陽明在忻城”主題研學線路，將忻城打造為桂中陽明文化研學旅游目的地。

第三，融入干部教育與廉政建設。將白虎山石刻現場設為全縣干部教育培訓基地，定期組織“重走陽明路、感悟致良知”現場教學，使陽明廉政思想成為干部教育的常態化內容。

第四，加強學術研究與交流合作。依托“中國東方文化研究會陽明文化委員會研究交流基地”，與浙江余姚、貴州修文等陽明文化重鎮建立合作機制，定期舉辦學術研討會，提升忻城在陽明文化研究領域的影響力。

第五，推動陽明文化進校園、進社區。編寫《王陽明與忻城》鄉土教材，納入中小學德育課程。在社區文化活動中融入陽明文化元素，以通俗化、藝術化的方式講好“陽明故事”，讓陽明思想真正“飛入尋常百姓家”。

讓陽明思想在新時代的忻城，繼續綻放出“化梗頑為文明、致良知于天下”的璀璨光芒。

參考文獻

[1] 王陽明。 王文成公全書[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2] 廣西壯族自治區文物工作隊. 白虎山摩崖石刻調查報告[R]. 南寧: 廣西壯族自治區文化和旅游廳, 1985.

[3] 忻城縣志編纂委員會. 忻城縣志[M]. 羅福清, 主編. 南寧: 廣西人民出版社, 1997.

[4] （清）張廷玉等. 明史[M]. 北京: 中華書局, 1974.

[5] 莫繩武, 輯. 莫土司遺稿[M]. 民國鉛印本. 南寧: 廣西圖書館藏.

[6] 黃振南. 明代廣西土司制度與邊疆社會[M]. 南寧: 廣西人民出版社, 2015.

[7] （清）英秀， 修； 唐仁, 纂. 慶遠府志（道光八年刻本）[M]. 南寧: 廣西壯族自治區圖書館藏.

[8] 忻城縣教育局. 關于推進陽明文化進校園的實施意見[Z]. 忻城: 忻城縣教育局, 2023.

[9] 馮俊銘. 忻城：讓沉睡的石刻“活”起來[N]. 來賓日報, 2024-07-17(01).

[10] 忻城縣人民政府. 忻城縣“十四五”文化和旅游發展規劃[Z]. 忻政發〔2022〕15號。

[11] 忻城縣紀委監委. 忻城縣干部教育培訓規劃（2021—2025）[Z]. 忻城: 忻城縣紀委監委, 2021.

[12] 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政府. 關于公布第八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通知[Z]. 國發〔2019〕22號， 2019-10-07.

[13] 忻城縣文化廣電和旅游局. 白虎山摩崖石刻保護與數字化工作報告[R]. 忻城: 忻城縣文化廣電和旅游局, 2021.

[14] 忻城縣文化廣電和旅游局. 忻城縣文旅融合發展實施方案[Z]. 忻城: 忻城縣文化廣電和旅游局, 2015.

[15] 忻城縣統計局. 忻城縣2024年春節假期旅游數據報告[R]. 忻城: 忻城縣統計局, 2024.

[16] 中共忻城縣委宣傳部. 忻城縣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示范區建設方案[Z]. 忻城: 中共忻城縣委, 2023.

[17] 南寧學院通識教育學院. 忻城陽明文化與土司文化調研報告[R]. 南寧: 南寧學院, 2024.

編輯 | 藍文欣責編 | 韋娟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