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攔路女”和杭州“委屈哥”，他們舉著手機在“維什么權”？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一種感覺：現在社會上不講理的人好像越來越多了。更可怕的是，這些人并不覺得自己不講理——他們理直氣壯、義憤填膺，甚至主動掏出手機拍照“留存證據”，一副要跟你死磕到底的架勢。

最近兩個新聞，一個在重慶，一個在杭州，把這種感覺推到了極致。

先說重慶“攔路女”。

一段行車記錄儀視頻傳遍了全網。畫面里，一名女子直接跑到馬路中間，用身體攔住正常行駛的車輛，指揮自家車壓實線、橫跨兩條車道強行加塞。被攔的司機肯定不樂意啊，結果這位“攔路女”不但沒有半點不好意思，反而轉頭掏出手機對著人家駕駛室拍照，拍完還朝車里吐了口唾沫。周圍路人看不下去了說了幾句，她連路人一起罵。

后來警方通報出來了：丈夫鄧某跨實線變道加塞，罰款記分；妻子陳某辱罵他人、吐唾沫，行政拘留。

再說杭州“委屈哥”。

叮咚買菜一個姓阮的騎手，對女同事開黃腔。女同事拿著工作服說衣服臭，他來一句“肯定臭，你別裝了”，還經常說人家“是不是出去鬼混了”。女同事忍無可忍，扇了他耳光。公司調查后把他開除了。結果呢？這位阮師傅——我們叫他杭州“委屈哥”——委屈得不行，找媒體、找公道，覺得天大的冤枉。公司通報寫得明明白白：多次言語騷擾女同事，和解后還多次擾亂站點運營。

兩個新聞，兩個當事人，一個共同點：都覺得自己沒錯，都覺得自己委屈得要命。

這就引出一個讓人細思極恐的問題——重慶“攔路女”和杭州“委屈哥”，當他們舉著手機“維權”的時候，到底在“維”什么？

先說重慶“攔路女”。你丈夫開車違規加塞，你下車肉身攔路，擾亂公共秩序，辱罵他人，還朝人吐口水——這哪一條占理？可她偏偏掏出手機拍照。手機拍照是為了留存證據，留存證據是因為覺得自己站在正義一方。做壞事的人，沒有聽說自己主動留證據的。但這位“攔路女”顯然不這么想，她覺得自己在“維權”，覺得自己在對抗“不公”。

再說杭州“委屈哥”。你對女同事說“出去鬼混”，這是玩笑？哪個正常人會覺得這是玩笑？可他就覺得是玩笑，就覺得對方“不該介意”。被開除了還覺得自己委屈，覺得公司不公。他活在自己構建的“我只是開了個玩笑”的認知里，完全意識不到自己的言語對別人造成了多大的冒犯。

這種現象，心理學上有個詞叫“認知失調”——當一個人的行為和他的自我認知發生沖突時，他會下意識地扭曲現實，讓自己的行為顯得合理。簡單說就是：我做了壞事，但我不能接受自己是壞人，所以我必須相信自己做的是好事。

重慶“攔路女”相信自己是在“維權”，杭州“委屈哥”相信自己只是在“開玩笑”——他們的委屈，不是裝出來的，是真的。他們真的覺得世界對不起他們，真的覺得別人在欺負他們。這種“真誠的委屈”，比故意的惡更可怕。因為你永遠無法跟一個真心覺得自己對的人講道理——在他看來，你才是那個不講理的人。

這讓我想起一個詞：巨嬰。不是說生理上像嬰兒，而是心理上停留在嬰兒階段——以自我為中心，缺乏規則意識，無法從別人的角度看問題。嬰兒的世界里沒有“規則”，只有“我想要”。餓了就要吃，不爽了就哭，全世界都得圍著我轉。

重慶“攔路女”那對夫妻想要加塞，就加塞，別人的路權？不存在的。杭州“委屈哥”想開黃腔就開黃腔，女同事的感受？不存在的。他們不是不知道規則，而是覺得規則對自己不適用。

有人說，這是不是整體智力退化的表現？

我覺得不全是。更準確地說，是“共情能力”和“規則意識”的退化，而不是智商本身出了問題。他們不笨——你看“攔路女”還知道拍照取證，“委屈哥”還知道找媒體“維權”——他們的智商足夠支撐他們“精明”，但這份精明用錯了地方。

問題出在哪？出在他們把“我覺得”當成了“真理”。我覺得我沒錯，那我就沒錯；我覺得我在維權，那我就是在維權。外界的規則、別人的感受、客觀的事實，統統不重要。

當越來越多的人活在這種“我的感受就是真理”的狀態里，社會就會變成一個誰嗓門大誰有理、誰更會“維權”誰就正義的叢林。規則不再是規則，而是可以隨意踐踏的擺設；是非不再是是非，而是取決于你站在誰的立場上。

這才是真正讓人不安的地方。

這不禁讓人有所疑問：現在的社會氛圍是不是整體智力退化了？

我想換個說法：不是智力退化了，是很多人心里的那桿秤壞了——那桿秤不再稱量對錯，只稱量自己的情緒。只要自己覺得委屈，那就是別人錯了；只要自己覺得有理，那就是真理在握。

重慶“攔路女”被行拘了，杭州“委屈哥”被開除了。法律和規則給出了答案。但比處罰更重要的，是讓他們——以及所有像他們一樣的人——明白一件事：

你覺得委屈，不等于你真的受了委屈；你覺得有理，不等于你真的有理。世界不是圍著你轉的，規則也不是為你一個人定的。

學會從別人的角度看一看，學會用規則而不是情緒來衡量對錯——這大概是我們這個時代，最稀缺也最需要的“智力”了。

別讓自己活成那個舉著手機“維權”卻根本不知道自己在“維”什么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