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只是上個大學，不是家里發財”

“你只是高考完了，不是家里發財了。”最近，一句網絡熱梗開始流傳，這是怎么一回事？

這還要追溯到一個月前的高考日，家長自發購買高額禮品在考場外等候孩子的畫面，反復沖上短視頻熱榜。

比如6月9日，河南洛陽，一位家長在高考考場外拎著“華為五件套”等待孩子出來，引發人群圍觀。這一幕被媒體記錄下來，配文“是誰羨慕了，我不說”。

高考結束的學生們，也在社交媒體上曬出高考禮物，慶祝成人禮。

隨后，這一消費熱潮開始“劍走偏鋒”，從家長主動買，到孩子伸手要。各大社交平臺紛紛出現孩子給父母發“高考消費清單”的“曬單行為”，包括購買電子產品、畢業旅行、報考駕校、置辦服裝在內，林林總總加起來，一個常規賬單動輒3萬—4萬元。

對于普通家庭，這是筆不小的經濟負擔。在“曬”出來的親子溝通中，有家長無奈地回復孩子，“你還是換個媽吧。”

小米門店內選購商品的消費者/南風窗 諾言 攝

暑期消費熱，迅速席卷了剛剛完成一場“大考”的學生，和他們背后的家長。

有家長認為，年輕一代“虛榮”而危險。孩子則埋怨，家長為高考后的世界開“空頭支票”，不兌現獎勵。甚至，有“過來人”出教程，討論如何向父母最大化“撈錢”。

在朝氣蓬勃的少年們邁向成人的第一步，“錢”的問題被擺上臺面。父母跟孩子處在撕裂的兩端，互不理解：我要的/給的過分嗎？

這涉及一個更深層的問題：我們的社會如何用金錢，來定義“成人禮”？

成人禮，消費主義？

“我當時的第一想法是，電子產品‘四件套’要換一下，然后我再培養一個興趣愛好，過有（更多）體驗的生活。”剛結束高考的竹玉說。

高考前，竹玉的同學們有些“躁”，頻繁討論起考后要做什么。購買手機、電腦、平板、耳機在內的數碼“四件套”，是大家討論的熱點。

“這是一個（解壓的）暢想。總覺得，這三個月是唯一一個什么都不用干的暑假。”她的中學暑假都在升學和復習中度過，她了解到，未來的大學暑假也可能要考研、考編、卷獎學金。

高考后的暑假，被青年們標記為一個重要的人生轉折點。這一認知，也推高了一年一度的“準考證經濟”。

2026年夏天，有1290萬考生參加高考。據新快數據研究中心和艾媒咨詢聯合預測，今年準大一新生暑期人均消費將達1.86萬元，單個家庭為入學籌備的綜合開支集中在3萬-4萬元。這是一個總體規模將超過3800億元的市場。

2026年準大一新生暑假消費人均預計達18600元/圖源：新快報

以數碼消費為例，高考后，多家數碼品牌的線下門店人滿為患，客流到達峰值。數據顯示，高考結束一周內，學生專屬輕薄筆記本電腦的銷量同比上漲217%，旗艦手機、平板電腦訂單環比增長近3倍，在一些門店，學生購機訂單可達月營業額的四成。

商家也抓住窗口，推出多項與“準考證”掛鉤的學生優惠方案。例如，有醫美機構推出千元內學生套餐，甚至支持憑準考證分期免息付款。

對準大學生來說，這些消費，是出于“重建社會形象，回歸人類身份”的需要。

社會學家鮑德里亞指出，在消費社會中，人們所消費的并非商品的使用價值，而是其符號價值。例如，一部手機的價值不取決于通信、拍照等功能，而取決于它所標識的“身價”。消費成了人們確立社會身份最直觀的語言，“我消費了什么”，定義了“我是誰”，讓人獲得進入某種生活的入場券。

“高考消費清單”的實質，不在于購買商品，而是買到“成人禮”的儀式感。

竹玉提到，自己在高考后的幾天里，曾不停搜索大學生活的攻略。這些攻略“大差不差”，“首先是教小女孩變美，其次是培養興趣愛好，第三就是旅游”。另一方面，她也刷到大量同齡人在社交平臺上“曬”畢業旅行、“開箱”電子產品。

準大一新生暑期消費品類TOP10/圖源：新快報

社交媒體為準大學生們制造了同一套話語：高考后的消費，是步入大學必要的投資。“成年”的概念，被替換為物質消費的“裝備升級”。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董晨宇長期關注青年文化，他對南風窗表示，“整個社會在消費主義化，我們的成人禮是用消費主義去完成的。18歲的成人禮，可能是你擁有了‘五件套’。”

但不是所有年輕人都用符號消費來錨定自身的價值。竹玉說，身邊有同學想買高配蘋果手機，但家里不同意，最后自己分期購買，每月幾百元，支付12期。

“我覺得（手機）沒必要追求七八千的那種，4000元上下就能買到很不錯的，夠日常使用。可能他覺得，‘有蘋果才能彰顯我的價值’。（但是）為什么要一個物品來彰顯自身的價值？這也是一種自卑的體現，或者主體性不強，人云亦云。”

她對網上刷到的“高考消費清單”也感到疑惑，這些清單沒有說明具體去哪旅行，但標出了上萬的價格。“不說去哪就談錢，這不是把錢當數字看嗎？還是要踩在地上去看問題，不要飄飄的。”

中式教育，擰巴談錢

高考后的一個月里，沈悅接連去了新疆和四川畢業旅行。去西部旅行是她一直以來的心愿，但高考之前，父母會跟她說，“這個事情不是現在該討論的”。

在以高考為中心的文化里，中國家庭的孩子被父母告知，“一切等高考以后再說”。學習之外的追求和體驗，被暫時懸置，甚至作為完成高考后的“獎勵”。

董晨宇告訴南風窗，社會對高考賦予過分的“終點”意義，是一種“教育上的錯位”。

“其實一個有質量的大學生活，比高中生活還要累。心理學把18到22歲稱為成年初顯期，是人社會化最重要的時期，一個年輕人要完成的事情從一場共同的考試，轉向追求自我、實現自我。但我們總強調‘考上大學就解放了’，讓他只想著高考這一件事兒。這是短期主義的。”

同是學生的沈悅卻很理解，為什么同齡人會在高考后對父母提出種種物質需求。“我也覺得這是件很神奇的事情，高考好像給了不管是拮據還是富裕的家庭一種契機——我要給你兌換什么、獎勵什么。即使經濟沒那么好的家庭，也會覺得需要在這個節點給小孩一些東西。”

《大考》劇照

但在這種語境下，高考后的經濟支出，變成了一場親子間的“博弈”。

有家長在社交媒體表示，如果孩子考上“985/211”，數碼產品可以“隨便挑”，但如果考上民辦本科，這筆錢“就當交民辦的學費”，沒有獎勵。

在孩子這邊，則有短視頻博主出教程，告訴準大學生們，高考后“第一件事”，是跟父母要到盡可能多的大學生活費；要利用好高考出分前的“黃金期”，請求父母在物質上“變現”，否則考得不好，“變現”難度將加劇。這條視頻得到了10萬點贊，有許多準大學生在評論區，擔憂在父母這里“變現”失敗。

沈悅告訴南風窗，她因為畢業旅行需要向父母要錢，感到“不舒服”。父母給自己轉錢的時候，她有種“莫名其妙的愧疚感”。“我非常渴望我可以有獨立的收入來源，或者通過壓歲錢這種‘假獨立’的方式來付這筆錢。”后來，她在家里找到了一筆沒存進銀行的壓歲錢，瞬間“如釋重負”。

她意識到，經濟獨立關乎她在家庭中的人格獨立。畢業旅行時，她和母親發生了矛盾，母親說，“你現在用的手機是我買的、住的房子是我買的”，讓她無力反駁。這件事發生后，她更改了自己所有社交平臺的密碼，在當時，她“獨立的愿望從未如此強烈”。

《小歡喜》劇照

董晨宇認為，相當多父母跟孩子之間的教育模式像是“老板對員工的項目制”。“我來框定你的業務，對你進行激勵，每周要考核你。你沒有達到業務，我就批評；你達到了甚至超額了，我就獎勵你——給你買東西。”

這種教育的慣性，是無法持續下去的。

“你總有滿足不了孩子的時候，因為你總在超額去支出。當你滿足不了孩子的時候，孩子很難去體恤，只會覺得你食言了。相當于我作為老板，老給員工發獎勵，但如果公司的業績不好，給不起獎勵了，員工不會體貼老板，只會想要跳槽。”董晨宇說。

沈悅提到，小學時期，父母還會用物質來獎勵自己的成績。但從中學開始，她意識到這些獎勵也是一種成績上“無形的壓力”。

“我覺得學習是我自己的事情，你為什么要通過這樣一種手段來激勵我？我不喜歡這種形式。”

“社交媒體從不發明問題”

“高考后的生活讓我極大地感受到了世界的參差。”一名準大學生在社交平臺這樣寫道。在高考后的暑假，他發現同齡人生活在巨大的差異中：有的人規劃獨立去云南、西北旅行，有的人不知道高考完能干什么；無話不談的朋友，會因為人均150元的餐廳產生消費觀的分歧。

高考結束，意味著“分數”這個單一的評價體系瓦解。社會比較理論認為，在缺乏客觀的非社會性手段來評價自己的能力和狀態時，人們就會通過與他人進行比較，來確認自我。同齡人的消費水平、生活狀態，成了年輕人新的參照系。

當社會比較屢屢發生時，焦慮往往難以避免。

“社交媒體凸顯了這種比較，但它不是發明了這種比較。”董晨宇認為。他是“80后”，小學時期網絡不發達，也羨慕過同班同學穿名牌球鞋，一雙的價格能買五雙國產球鞋。“熟人關系里也存在比較，但這種比較在心里。互聯網的匿名性，放大了這一點。”

準大一新生暑期消費動機/圖源：新快報

竹玉在一座北方省會城市上學，對同齡人間的家境差異也有感知。她的同學里，既有高考第二天就出現在新西蘭、英國或美國的家境優渥者，也有從山區考來的學生。

“最開始肯定會有一些落差。”后來她想明白了，“我是在拿自己跟（有錢）同學的整個家庭比，是沒有可比性的。父母有父母的路，我們有我們的路。”

她覺得，社交平臺展現給同齡人的世界像是“月球的正面”——通過買名牌，就能獲得“情緒價值”和“配得感”，但更重要的是“月球背面”。“如果家里吃不飽飯，還要買奢侈品，就很不合適。你得多想想，是不是因為沒擁有，才有了一層濾鏡。”

社交媒體也微妙地影響著父母的觀點。面對孩子列出的高考消費清單，有不少父母發帖詢問，“該給多少錢合適”。南風窗向數個有此疑問的家長發出采訪邀請，但未獲回復。

在華為門店試玩智慧屏的孩子們/南風窗 郭嘉亮 攝

“這是個偽問題。”董晨宇直白地說，“假如孩子想要而我沒給買，他很生氣，甚至不禮貌，我們應該詢問的是，該如何跟孩子溝通這個事情。錢（的問題）其實是親子關系的一種結果，但我們不問成因，總問結果。”

他認為，青少年對社交媒體上的“炫耀”會產生不同反應，有人加劇社會比較，有人能夠獨立反思，根源可能在于家庭教育的引導。

“就跟網癮一樣，它不是社交媒體的問題，是教育的問題。很少有網癮少年，生活在一個幸福、有存在感和獲得感、被尊重的家庭里——那他就不需要在互聯網中找這些東西了。”

他強調，社交媒體不是問題的制造者。對于價值內核不穩定、面對社交媒體和世界“參差”的青少年，關鍵在于，父母是否為他們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引導，讓其有能力面對。同時，在金錢教育上，能否教孩子學會合理支配金錢，而非崇拜物質。

“當然，父母也在結構中受困。如果我為了賺錢，忙得回家就躺沙發上睡著了，還怎么有耐心陪你？”董晨宇補充。

《小歡喜》劇照

高考結束一個月后，沈悅感到恍若隔世。她有些排斥在“銜接大學”的暑期里，繼續“搶跑”。身邊高二升高三的朋友仍然在大量補課，但當她離開高中的環境后，突然對這種熟悉的日常產生了一種“說不上來”的窒息感。

獨立進行的畢業旅行，讓她擁有了一種陌生的體驗。過去訂酒店、機票，她用的都是父母的電話號碼，現在，這些號碼都換成了她自己的。

“我會覺得我是真正地要去負擔自己的行程，負擔我的一天到底要怎么去規劃。”她意識到，這種陌生的體驗叫作——成年。

作者 |付思涵

編輯 | 張來

值班主編 | 吳擎

排版 | 菲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