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澳大利亞多數家長若要為孩子在學校配備武裝警衛，恐怕都會感到震驚和憤怒。但對猶太家庭來說，這卻是孩子從小就要面對的現實。
悉尼伊曼紐爾學校校長琳達·埃姆斯日前在反猶主義與社會凝聚力皇家委員會聽證會上表示：“我們每天都有警力駐守。”
她說：“我看著一些學生走進校園時，會和警察碰拳、向他們打招呼……這很溫暖，但也讓人非常難過，因為我們不得不這樣做。”
委員會聽取了學校方面的證詞，內容顯示，這種安保安排以一些出人意料的方式影響著學生，也影響著學校運轉。墨爾本芒特斯科普斯紀念學院在2024年5月曾遭遇反猶涂鴉襲擊。
該校校長丹·施特賴特估計，他全部工作時間中有10%至15%要用于安保事務。對一名管理繁忙學校的校長而言，這是一項沉重的時間負擔。
施特賴特對委員會表示：“這些討論已經滲透到我們學校社區的方方面面。”“想到安保重點占用了本該用于學校其他事務的時間和精力，我感到非常痛心。”
校長們表示，自2023年10月7日哈馬斯對以色列發動恐怖襲擊以來，家長每年承擔的安保附加費用最高已增加250%。
委員會獲悉，政府資金僅覆蓋安保運營和資本支出的約30%，在一些情況下，家長每年支付的安保附加費超過1000澳元。
學校擔心，持續上漲的成本會讓一些家長望而卻步。埃姆斯說：“我們許多家庭為了讓孩子進入猶太學校，正在作出經濟上的犧牲。”
“他們選擇這里，是因為他們認同猶太教育。還有很多人之所以在這里，也是因為他們目前并不放心把孩子送進其他教育體系。”
墨爾本獨立猶太學校比亞利克學院董事會主席泰森·沃達克談到了安保對學生的影響，其中也包括他自己的兩個孩子。
他說：“我一直在擔心這件事。我會想，孩子們在一個高度設防的環境中長大，而其他人并不是這樣長大的，這意味著什么。”
“我擔心他們會把這種狀態內化，認為這對他們來說是必要的，也因此覺得自己與澳大利亞社會的其他部分是分離的。”
反猶主義與社會凝聚力皇家委員會由澳大利亞前高等法院法官弗吉尼亞·貝爾主持。猶太學校代表表示，他們并不希望學校必須依賴安保，但現實是他們確實離不開，而且承擔費用的不僅是學校本身，也包括家長。
澳大利亞猶太學校理事會估計，18所猶太學校在2022年至2025年間合計花費5800萬澳元用于安保。該理事會的斯蒂芬·羅斯曼說：“猶太社區里有一句半開玩笑的話，說做猶太人代價高昂，而這確實如此。”
“這些學校不得不把原本可以用于各種其他設施、包括教育本身的資源，轉去支付安保費用。”羅斯曼在聽證會上表示，不應由猶太學校自行承擔這些安保成本，并呼吁政府提供更多資金支持。
澳大利亞聯邦教育部長杰森·克萊爾未立即就此置評，但其辦公室提到，在邦迪恐襲事件后，政府已承諾追加安保資助。
今年的預算還向澳大利亞猶太人執行委員會追加撥款。該機構將在3年內獲得1.24億澳元，用于加強安保，其中包括學校安保。
2019年，澳大利亞各級教育部長共同簽署《愛麗斯泉姆帕恩特韋教育宣言》，提出指導教育體系服務年輕人的原則。
宣言承諾，要為“所有澳大利亞年輕人提供高質量、包容且不受任何形式歧視的教育”。如果接受這樣一種現狀——僅僅因為身份原因，就讓某一群體的學生面對武裝警衛——那么這些高遠目標顯然沒有得到落實。
埃姆斯對委員會表示，當她接待其他獨立學校的同行時，對方往往會對學校的安保狀況感到震驚。她說：“如果澳大利亞的非猶太獨立學校也不得不像猶太學生這樣面對圍欄、高墻和警衛，我毫不懷疑，澳大利亞社會一定會一片嘩然。”這也凸顯出，猶太學校所承受的安保壓力，早已超出校園管理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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