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澤華：南開版《中國古代史》問世經過

一九七九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我牽頭編撰的《中國古代史》上、下冊，約一百萬字，這是“文革”后出版的第一部中國古代史大學教材，可能也是整個史學界出版的第一部系統的、成活的教材。所謂系統，是就其完整性而言，它包含古代史的方方面面；所謂成活，是沒有因急劇的政治變動而作廢或終止發行。

那時多個院校都編了教材，據我所知，多數沒有出版。即便出版了，也因書中的政治問題或大量的“文革”化觀點、語言，都回收成了廢紙。我們這部《中國古代史》,一下子就印了十萬冊，被許多大學用作教材，時間不長，又加印了五萬冊。一九七九年以后入學的多屆大學生，因使用此書而對我多少有點印象。這本教材的借閱率是很高的，我曾到過一些大學圖書館，發現這本書被翻閱得破破爛爛，幾乎沒有完整的頁碼。直到今天，該書仍被學生們借閱。特別是考研究生，很多學子認為除觀點有些過時，該書敘事條理清晰，準確而又簡練，仍便于應試。

編撰這部教材，前前后后用了近七年的時間，經歷了中國歷史上一個極富戲劇性、令人眼花繚亂的時期。我們編著這部書，與那個時代休戚相關，深深打著時代的烙印，反映了那個時代一群史學工作者的經歷。我作為主持者，做點回憶，或許能從一個側面表明一點心路。

我怎么成了教材編撰的主持者?

南開大學歷史系古代史人才濟濟，名家以鄭天挺先生為首，其后有王玉哲、楊志玖、楊翼驤諸先生，再下還有幾位講師。而我在助教中也不是資格最老的，怎么竟成了主持者呢?

歷史系一九七一年開始招收工農兵學員，沒有可用教材，由于當時許多通史著作的作者被打倒、被批判，不能把他們的著作列出來，讓革命接班人閱讀。沒有教材是一個大問題，于是提出編新教材，系領導(主任是魏宏運，總支書記是軍代表任洪林)決定，由我來承擔主持編寫古代史的任務。

由我主持編寫，說來有點蹊蹺，但當時的局勢似乎也只能如此。突出政治，表現在組織和人事上，就是突出黨員，而在歷史系，我的黨齡屬于長的，“文革”前我還是總支委員、支部書記。一九七○年雖說還是“五·一六”嫌疑分子，但絲毫證據沒有，估計頭頭們壓根兒也不相信，我居然在“文革”中幾乎沒有參加任何活動。既然有一位“五·一六”分子咬了我一口，“五·一六”案還在審查中，在政治上把我掛起來，也算合乎情理，讓我做些業務方面的工作，應該說還是一種信任。當時古代史的人員，要么屬于“一批二用”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要么不是黨員，是黨員的，又比我年輕得多，黨齡不夠長。于是，由我來主持，似乎是不二選擇。

三易其稿

這部稿子前后經過三次修改。

第一稿在一九七三年寫出，先油印，隨即內部鉛印，分上、下冊，六十余萬字，印了三千套，不少學校和單位前來購買，很快告罄。這本內部鉛印稿，又被人民出版社看中，出版社剛剛恢復業務，苦于沒有人投稿，他們便到大學搜羅，看了我們的鉛印稿，認為有修改的基礎，便約定要我們進一步修改，由他們出版。負責編輯和組稿的是呂一方先生，她是南開的老學生，一九五一年畢業，被分到人民出版社，是諸位老先生的學生、我們的師姐，一下子就成了熟人和朋友。那時沒有書面合同之類的契約，也沒有稿費，只是口頭約定。

第二稿，一九七四年下半年到一九七六年進行修訂。當時全國風行與工農兵合作編書，搞所謂“聯合編寫組”,我們也不能不卷進風中，我們去的是天津站。一九七六年，移回到學校，我以修改稿子為名，向主管編寫教材的副校長婁平匯報編寫進度與問題，希望能離開歷史系，找個清靜地方，婁平副校長很支持，立即向圖書館要了一間辦公室，我們便躲進小屋成一統，堂而皇之地不參加系里的各種活動。當時正值“反右傾回潮”的高潮，接著又是清查“四五事件”(一九七六年北京發生的所謂“反革命”大事件),如此等等，我們都躲開了，直到唐山大地震為止。兩年里磨磨蹭蹭，全稿擴充到近百萬字。

打倒“四人幫”之后，形勢大變，我們重新檢閱了一遍稿子，除了儒法斗爭需要修改，其他問題不是太大，人民出版社編輯也認為有修改的基礎，他們催促盡快修改和出版。于是，一九七七年進行了第三次修改。由于唐山大地震對天津影響太大，學校禁止到教學樓上班，我們都住地震棚，難于開展工作。當時出版社苦于稿荒，作者在原單位受政治活動干擾又大，他們一旦發現有合適的稿子，常常把作者請到出版社來住，進行修改、定稿。我們編寫人員也被請到人民出版社居住，開始六個人住一間大辦公室，緊靠他們的資料室，核對材料很方便，后來移住到新蓋的招待所，兩人一室，前后達半年之久。人民出版社與人民文學出版社在一幢樓里，兩個出版社都有一群作者，吃飯時擠得一塌糊涂。

如何組織人員

現在想起來，其間不少苦樂，今天的人可能無法理解。當時人們的思想很矛盾，一方面不愿意涉及文字之事，避免以文招禍；另一方面，教材編寫這類事，又是一個敏感的問題，參加與否，往往與政治信任度連在一起，如果政治上不被信任，可能有諸多麻煩在后邊等著，所以又都希望能參加。

我是組織者，也可以說是領導者，人員如何安排和使用，由我決定。反復考慮后決定，除了鄭天挺先生，古代史留校人員一律參加。當時鄭先生還沒有完全落實政策，似乎有什么歷史問題尚待結論。另外，鄭先生已經七十多歲，也不宜承擔具體寫作任務，但開會討論編寫事宜，多請他參加。一九七四年第二次修改時，有幾位從農村下放回來，我把他們也都吸納進來，同時對寫作任務做了適當調整。此時有一位工農兵學員剛畢業留校，“摻沙子”進來的，我也給他安排了寫作任務。令我特別感動的是馮爾康同志，當時明清部分的人員集中，難于調配，馮爾康同志主動提出寫東漢部分。參加寫作的有九人，另請傅同欽同志負責插圖，總共有十位同志參加。在寫作任務的分配上，或許有欠缺的地方，但所有古代史的人員都參加了。我當時的想法是，要團結所有古代史的人，落實知識分子政策，一視同仁，具體分工如下：

王玉哲：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到春秋

劉澤華：戰國、秦、西漢

馮爾康：東漢

孫立群：三國

楊翼驤：魏晉南北朝

楊志玖：隋唐、宋、遼、金

鄭克晟：元

湯綱：明

南炳文：清

傅同欽：插圖

《處理若干歷史問題的意見》

“文革”把一切幾乎都推翻了,“最高指示”是“史學要革命”,見諸報端的一統輿論是:“要把資產階級占領的史學陣地奪回來”,“要重新改寫歷史”,批判“封資修”,等等。對上述口號和綱領性的觀念,我們,至少是我,主觀上是緊跟的。其他人是否都贊成,心里怎么想,我不清楚,明面上沒有人提出異議。

真要寫書,從哪里入手,此時我想到翦伯贊當年編寫《中國史綱要》,有過一個《處理若干歷史問題的意見》,于是我仿效,也搞了一個《關于編寫〈中國古代史〉若干問題的初步意見》。當時明面上批判翦伯贊,但對他的那份“意見”,感到有不少可取之處,有啟發和參考意義。當時的主旨是突出“以階級斗爭為綱”,經過大家討論,形成了一個油印稿。后來這個油印稿在《南開大學學報》一九七七年第一期上發表。之所以刊出,是為了批判“四人幫”,《學報》編輯特地加了“編者按”,意在說明我們是抵制“四人幫”的“評法批儒”,批判“四人幫”“大肆鼓吹階級調和論和英雄創造歷史等反動唯心史觀”。

其實,我們僅僅是在“評法批儒”方面沒有走得那么遠、那么徹底,沒有貫徹“用儒法斗爭重新改寫歷史”而已,對當時的大思潮說不上有什么抵制。隨著一九七八年后開始的思想解放,就個人來說,我的觀念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提倡百家爭鳴

“文革”后實行的是“在意識形態領域實行全面的無產階級專政”,不再提百家爭鳴。在編寫教材過程中,我感到,如果沒有一點自由的空間,大家都不發言,事事聽我在那里“撐闔”,大家沒有積極性,只是“聽喝兒”,是根本無法進行編寫的。如何能使大家說話呢?我想到了百家爭鳴這個被塵封的方針，大家還信不信百家爭鳴，姑且不論，但我必須從這里入手來引導大家積極思維，同時我一再保證，如果出了問題，由我一人承擔，與大家無關。當時全校普遍在編教材，一九七二年，我在全校編寫教材經驗交流會上，做了貫徹百家爭鳴的經驗介紹。“文革”開始之后只講“專政”,報章上根本見不到百家爭鳴的字眼，我以此為題介紹經驗，引起全校強烈反響，校檔案館至今保留著我的發言摘要。

我當時理解的百家爭鳴，是有嚴格限定的。

第一，對敵人只能批判，不在百家爭鳴之列。那么誰是“敵人”?

敵人說的都是“敵話”?比如翦伯贊被點名批判，又自殺，是否就是敵人?他說過的話都屬反動?在我心中一直有疑問，我主持寫過批判他的“讓步政策”論，把他列入劉少奇一幫，但我對他的《處理歷史問題的若干意見》感到又有可取之處；我明面上說必須批判他，但內心又有相通之處，真是無奈復可悲!我在發言中說，不能與翦伯贊爭鳴，但如果是人民而持與他相同的看法，則屬于可以爭鳴的問題，我特地舉出“讓步政策”,我直指翦伯贊有其政治目的，是屬于批判對象，但如果“人民”也有持“讓步政策”論的看法，則是認識問題，應屬于可以爭鳴的范圍。這就是最高領袖所說的要區分敵我兩類矛盾吧。現在看來，是多么滑稽和詭辯，但在當時，卻是一種稍有點膽色的見解。

第二，凡是領袖有過明確論述和指示的，必須絕對貫徹和執行，不能爭鳴。

有了上述兩條，還怎么開展百家爭鳴呢?但是久違了的百家爭鳴這個詞，畢竟被提出來了，由是在一九七三年反回潮時，我又遭到不少大字報，說是復辟，背離了“全面專政”的理論與方針。貼大字報最兇的，竟是提議和決定我去介紹經驗的教務處諸位仁兄。后來我們的書出來了，我就一本也不送給他們。

在一片專政聲中，即使這樣的百家爭鳴，也多少創造了一點相對寬松的小環境和氣氛。當時不少學校都在編教材，北京師范大學集中了多所師范院校編寫《中國古代史》,一九七三年我們到他們那里去取經，舉行座談。何茲全先生在一篇憶鄭天挺先生的文章中，提到對這次座談會的印象，他說：“南開的同志都敢說話，他們都是思想解放、心態舒暢的。”后來我與何先生交往漸多，他一再對我說，諸位老先生對你評價不錯，說你是個“開明的好領導”。其實我能領導什么?無非就是不搞和少搞那時通行的那一套，不搞什么路線分析之類的活動，也不搞什么特別的政治活動，遠離政治話題。分工之后，各自回家寫作去。參加編寫的湯綱同志，家屬在上海，我就瞞著領導做主，允許他長期回上海，應名去工廠搞“三結合”,沒有人管，自由自在。這就是我的所謂領導方式。在當時一片政治掛帥聲中，我的方式的確有點放任和無為。就實而論，這比較符合知識分子的性格和口味，僅此而已。

關于農民起義與“讓步政策”及“反攻倒算”

當時許多顛三倒四的教導，使人眼花繚亂，確實讓人難以跟從。稍微冷靜后，我也試著想想能否有自己的主見，走出“讓步政策”論和“反攻倒算”的思考，可以作為當時在學術上自主意識萌芽的一個例證。

前邊提到的《人民日報》社論“奪取資產階級霸占的史學陣地”,其中一段說：“他們(引者按，指史學界的資產階級權威)叫嚷反動統治階級的所謂‘讓步政策’是歷史發展的動力，把勞動人民和農民戰爭的偉大作用一筆抹煞。他們歌頌的，只是那些騎在人民頭上的帝王將相。他們是史學界里的‘保皇黨’。”過去帶有公式性的做法是，農民起義之后必有“讓步政策”;孫達人批判“讓步政策”論和這篇社論之后，又有一個新的公式，即農民起義之后必有“反攻倒算”。如果查一下當時編寫的教材(內部鉛印或油印本),這幾乎是一個通例，我們寫的教材，自然也不例外。

以往的古代史，都把大規模的導致改朝換代的農民起義放到一個朝代的末尾來寫，而郭沫若主編的《中國史稿》卻別出心裁，把這類農民起義置于新王朝的開始，俗說“農民起義打頭”。這種改動有深意在，那就是強調農民起義的開創之功，但曾遭到翦伯贊的批評。“史紹賓”(“史學哨兵”的諧音)著文，對翦伯贊進行過猛烈回擊。“史紹賓”是革命派，很有勢頭。(希望“史紹賓”先生能露出真面目!)

農民起義作為新王朝的打頭，很難說清楚歷史的連續性；如果接著農民起義而來的都是“反攻倒算”,許多新王朝的政策也難以說清楚。我們寫教材時，我就想出一個辦法，即把大規模的、引起改朝換代的農民起義單獨列一章，既不附屬在一個王朝的末尾，又不以它打頭。我的理由是：農民起義時期，社會矛盾和社會關系既不同于前朝，也不同于后朝，而是一個特殊時期：第一，這個時期的社會矛盾與前朝有重大變化，是農民與地主社會地位的起伏和轉化時期；第二，與后來的王朝相比，社會關系與社會矛盾的地位也不相同，后朝重建了封建秩序；第三，這個時期農民有諸多創造。

新王朝的開始用“恢復封建秩序”作標題，這個標題相對“反攻倒算”的大標題而言，有更多的空間來論述新王朝的制度和政策，但我們也不敢一點也不講“反攻倒算”,只是采取了盡量弱化的策略，全書只有兩處在子目中標出，其他只在行文中提一句。當然，更避免講“讓步政策”。這里以寫“西漢”一章為例來說明當時的思路：

楚漢之爭(子目 略)

西漢的政治

一、劉邦恢復和重建封建秩序的各項政策與措施

(一)恢復和健全封建國家機器，加強地主階級專政恢復和健全封建國家機器，重建賦稅徭役制度收集地主階級人才，充實各級封建政權恢復地主的爵位和田宅

(二)鏟除異姓王，分封同姓王、功臣侯和遷豪

(子目 略)

(三)恢復農業生產的各項措施

(子目 略)

文中只字不提“讓步政策”和“反攻倒算”,盡量就事說事。關于恢復“封建秩序”,我并不是把它納入“反攻倒算”之中。一九七九年，我在《論劉邦》一文中有如下論述：

繼農民起義之后，“恢復封建秩序”是不可避免的唯一的前途……封建的生產關系是當時唯一能使生產得以進行的形式……恢復封建秩序更是不可避免的……秦末農民起義和楚漢戰爭結束后，社會的主要矛盾是恢復封建秩序，以保證生產的恢復，使社會的存在得以延續；但又不能因此否定農民繼續反抗的合理性。既要看到農民起義之后恢復封建秩序的必然性及其合理性，但也應看到由于這種必然性中產生的階級對抗內容……

農民大規模起義失敗后，恢復封建秩序首先代表了地主階級的利益，而在一定條件下也不同程度地符合農民的利益，這個條件取決于統治者所采取的政策是否適合于生產力恢復和發展……

農民起義失敗后，恢復封建秩序這一必然性是當時歷史發展的主要趨向。新統治者概無例外地要實行恢復封建秩序的政策。劉邦“恢復”政策的高明處就在于他從當時社會實際出發，選擇了一條既代表地主階級利益，利于加強劉氏政權，又能為多數農民接受或不超過農民負擔能力的政策。

我之所以不談“讓步政策”和“反攻倒算”,理由如下：

經過農民起義打擊和戰亂，新的統治者同舊的王朝所處的環境有很大的差別。“讓步政策”論所說的讓步，通常都是比較稅收的數量。離開生產條件、勞動生產率等具體條件是很難判斷這種數量的含義的。如果以絕對量為標準，那么能否在整個封建社會找出一個最高量，其他所有低于最高量的都叫讓步呢?“讓步政策”論也承認新統治者當務之急是“恢復封建秩序”,正像“反攻倒算”論所指出，怎么把“恢復”叫作“讓步”呢?另外，新統治者采取什么政策還有許多偶然因素，翦伯贊同志在《對處理若干歷史問題的初步意見》一文中就指出，不是每一次農民戰爭之后都有讓步的。

“用反攻倒算”來看劉邦這類新統治者對農民的政策同樣也是不科學的。這里的問題在于推翻秦王朝以后，原農民起義領袖如劉邦等能否避免轉化為封建統治者呢?起義者以及廣大農民能否另辟一條非封建化的道路呢?把劉邦這類新統治者的政策概括為“反攻倒算”,實際上是以農民領袖可以不轉化，農民可以另走一條非封建主義的道路為前提的。很顯然，這是一種主觀主義的方法。

“讓步政策”論是離開具體歷史條件的形式主義比較，“反攻倒算”論是離開了歷史規律的主觀主義的比較。

在一九七五和一九七六年修改《中國古代史》時，我避開“讓步政策”和“反攻倒算”,內心的理由大抵如上，當時還不能說得太白，但意思獲得多數人的贊成。不過也有同志認為，還是要表示貫徹“最高指示”為妥，我也不勉強，由執筆人自行選擇，于是出現不同的體例。明代部分最為明顯，子目就有“倒算”的字眼，求同存異，也是“合眾”的一種妥協方式。

放到今天看，從廣義上說，在不同的歷史環境下，矛盾的雙方既互有“讓步”,也有“反攻”,其作用也是多樣的，要具體分析。

儒法斗爭問題

這個問題是最費腦子的一件事。寫第一稿時正值“批林批孔”,緊跟批孔，《孔子》一節是我寫的，應該說是一批到底，只是稍稍肯定了他的教學方法。對秦始皇，則用足了筆墨給予肯定，但也提到幾句關于他的殘暴。沒有想到，在一九七三年底“反右傾回潮”中，挨了一批大字報，我不得不進行檢查，事情也就過去了。寫第二稿時，正趕上“評法批儒”的高潮，又是在“用儒法斗爭重新改寫歷史”的大浪潮中。我雖然內心是拒絕的，但政治形勢也不能違抗。于是，我沿著傳統思路，強調以階級斗爭為主線，儒法斗爭要在階級斗爭為主線的大原則下來處理。儒法是統治階級內部的政治路線斗爭，不是歷史的主體。至于哪些人是儒家或法家，斗爭又如何，由執筆者自己裁定。由于強調了階級斗爭，儒法斗爭講得不多，沒有成為主線，“文革”后修改，沒有費很多事。

下工廠與工人聯合寫作

翻開那時的文章，有許多署名“某某單位與某某工廠聯合寫作組”,這是知識分子下工廠勞動鍛煉、向工農兵學習和接受改造的一種方式，也是工農兵占領上層建筑的一種途徑。在這種大潮下，我們也同樣趕風頭，下工廠，與工人聯合編寫教材。

我們寫第一稿時，是在書房里“閉門寫作”。一九七四年修改時，要求與工人聯合，我們選擇了天津站，因為“工軍宣隊”的負責人呂師傅來自天津站。車站派了三位工人參加，有一位識字不多的老工人，有兩位剛剛參加工作的女青年,剛初中畢業。我們與工人相處得蠻融洽,熟悉之后,他們一再說,現在時興“三結合”,可我們哪知道什么是中國古代史,能寫什么,你們不要難為我們了。說實在的,我當時心中有數,這是一種花架子,給人看的,當然在某種意義上也是知識分子自我保護的一種外罩,所以也就不請他們執筆。

車站領導挺照顧我們,給了一間辦公室,每個星期有兩天坐在一起,名義是討論我們寫的稿子,更多的時間是閑聊。我們以下廠為借口,基本不參加學校內的任何活動,躲個清靜,這里成了我們的避風港。一九七五年“反右傾翻案風”,我們就躲在這里,幾乎不參加學校的有關活動,成為運動的死角。

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把我們與工人的聯合震散了,但我們與幾位工人,還有長時間往來。有一位是售票員,那時車票很緊張,我們沒少麻煩她,走后門買票。

署名與排名次

一九七八年書要付印,那時已經逐漸恢復了著作的個人署名。我們編寫教材的整個過程中,從來沒有提到署名問題,這時諸位中年同志提出應署名,以示個人責任。此時,也恢復了稿酬,也有稿酬分配問題。

如何署名,首先是排名問題。另外,當時還是“兩個凡是”盛行時期,只要有“最高指示”的,都是政治問題,諸如“讓步政策”、“評法批儒”、“清官”,以及民族關系、對外關系等等問題,如果出了問題,誰是首當者?我作為組織者,有義不容辭的責任,于是多數同仁推舉,我列于首席。但我也有顧慮:一是這樣一來,我的老師就得排在我后面,可能會引起議論,說我不尊重老師等,給自己帶來惡名;但是,請哪位老先生居前呢?他們沒有組織編寫之事,也不應讓他們承擔日后可能出現的麻煩,想來想去,只能由我擔當。二是九位作者如何排序,也是一個難題,處理不好,會引起矛盾和麻煩,于是我在會上表示，“陳平分肉”,公與不公在我一人，同志之間不要生疑。我作為首席作者，可能給我帶來名譽，也可能引來麻煩，如出問題，責任由我承擔。我考慮多種因素，由我一人做主排定了名次，當與不當，都是我的責任。至于分稿酬，完全依據字數，我作為首席作者，不多拿一分錢。因此，作者之間沒有發生任何爭執和不快。

回想起來，我主持古代史教研室有七八年的時間，由于大環境的影響，在人心如此分離的情況下，老中青教師能較為平和地合作，寫出這樣一部教材，應該說諸位沒有虛度時日，總算完成了一件事。諸位老少先生，對我關照和愛護有加，一九七八年，幾乎一致推舉或支持我破格晉升為副教授。特別是我老師輩，如果有一位出來反對，可能就會有障礙。直到今天，我沒有向任何一位先生表示過特別的致意。我的老師都先后過世了，同齡人里也有人先走了，每每想到他們，令我無限感懷和悲傷。而健在的諸位，至今都是我的摯友。一九八○年，我因健康原因，辭去教研室主任的職務，成了一名普通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