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成果評價迎來“糾偏時刻”

2026年新一輪國家級教學成果獎評審工作日前正式啟動。在許多人看來，這不過是一項常規性學術評獎。然而，仔細翻閱此次評審規則的調整細則，一場直指中國教育評價體系深層積弊的變革正在醞釀。“避免行政化傾向”被明確寫入國家級教學成果獎評審原則，堅持向一線傾斜、突出教育教學實踐導向、鼓勵一線教師深度參與成果培育等核心要求進一步強化。多位受訪學者向本報記者表示，此次新規落地，不僅直擊教學成果培育多年來的沉疴積弊，更推動教育真正回歸育人、教學的核心本位。

評審規則變革

細讀2022年、2026年國家級教學成果獎評審工作的相關文件，變革呈現出清晰的三重特征，有學者將其概括為“嚴、實、新”。“嚴”——政治把關的全面收緊。此次評審明確，基礎教育、職業教育、高等教育（本科）、高等教育（研究生）四類成果，均禁止黨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申報。資格審查鏈條也顯著延長，以往相對簡單的申報流程，如今形成了更為嚴密的閉環。“實”——實踐導向被強化。以基礎教育特等獎為例，成果的實踐檢驗期由過去的4年延長至6年。一線教師主持成果的比例要求也在提高。基礎教育國家級教學成果獎中，由一線教師主持的成果，從過去的“不少于70%”提升至“不少于75%”。“新”——時代主題深度融入各學段。人工智能、科技教育等方向被明確列為鼓勵方向。研究生教育強調“AI運用”與“學科交叉”，職業教育強化勞模精神、工匠精神及“以產定教”理念，本科教育則突出“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等戰略部署。

這些看似細碎的條款調整，指向的卻是同一個靶心：教學成果培育、申報、評審全鏈條中的行政化頑疾。教學評審的行政化傾向并非新問題。在成果立項階段，多數學校優先依托校級、省級重點教改平臺進行立項。資源集中在院系負責人、學科帶頭人等擁有行政頭銜和科研資源的教師和團隊手中。普通授課教師即便有課堂創新的想法，也難以獲得立項支持。在團隊組建階段，部分成果團隊存在“掛名湊層級、湊職稱、湊榮譽”現象。真正在課堂上深耕的教師未必會出現在成果完成人的前列。在評審評價階段，材料完整性、項目層級、榮譽背書等指標的權重，高于課堂教學實效、學生反饋、長期育人成效。一份文筆漂亮、體系完整、名頭響亮的申報材料，往往比真實的課堂創新更有競爭力。上述弊端成為糾偏的重點。

北京外國語大學教育學院院長苑大勇描述了當前教學成果獎存在的典型現象，如文本完善、名頭響亮，卻難以落地推廣。其根源在于考核壓力——學科評估、職稱評審、績效考核、評獎評優，均將教學改革項目級別、成果獎項作為量化指標。而課堂育人實效、學生能力提升，因為沒有剛性考核權重，反而被忽視。青年教師普遍面臨預聘制短期考核壓力，無暇長期深耕課堂教學改革，只能快速包裝碎片化的教學經驗，打造合規的紙面成果以應對考核。清華大學新雅書院院長、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梅賜琪坦言，這種重形式、輕實效的教研模式，不僅消耗教師精力，更挫傷了一線教師潛心教學、自主創新的積極性。

北師香港浸會大學黨委書記毛亞慶表示，此次新規完成了四個維度的糾偏。在原則層面，將去行政化設為評審紅線，納入評審負面清單。這意味著行政干預評審的灰色空間被終結。在主體層面，通過一線教師專項申報配額、完成人貢獻實名核驗機制，扭轉了長期以來行政人員優先署名的慣例，話語權被歸還給一線教師。在標準層面，以3—4年的實踐年限硬性門檻設置，淘汰臨時組隊、短期拼湊的速成成果。評價重心從“材料撰寫水平”轉向“課堂實操成效”。在流程層面，新增的入校實地核驗環節，使專家能夠深入一線核實成果真偽。復審與公示則提供了糾錯和接受監督的緩沖機制。華東師范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所長崔允漷認為，學校亟須能解決課堂真問題、適配產業人才需求的務實教學改革，而非紙面化、概念化的教學改革。

教研生態長期存在兩極分化。一部分教師深耕課堂卻無力凝練成果，陷入教改“內卷”；另一部分行政人員依托資源輕松獲獎。崔允漷表示，此次新規對接產業人才培養剛需，破除資源行政壟斷，推動教學評價從管理本位徹底轉向教學本位。苑大勇進一步分析，此次評獎規則變革，實際上是在反向倒逼校內考核體系調整，撬動“破五唯”改革落地。當教學榮譽不再容忍行政化，校內評價體系必須作出相應改變。

一線教師的“松綁”

評審指揮棒的轉向，正在撬動全國教學培育生態的深刻變革。以往，教學成果培育大多是“自上而下”的行政任務——學校統籌選題、院系組建團隊、行政統籌推進、專人打磨材料。一線授課教師更多是被動執行、配合完成任務，較少有自主創新、凝練成果的話語權。這種模式下，教學改革成果往往貼合學校發展規劃、行政工作需求，脫離課堂真實場景和學生真實需求，導致“成果落地難、推廣實效差”等問題。

新規落地后，“誰實施誰申報、誰受益誰總結”成為成果申報的核心原則，從源頭還原教師的主體地位。崔允漷表示，新政精準破解了一線教師的三大核心痛點：破除行政包辦，杜絕掛名式教改，讓懂課堂、懂學情的教師主導教學改革全流程；消解“唯論文”“唯帽子”的擠出效應，成果評價不再綁定發文數量，重點核查教學難點破解、課堂教法創新、學生素養提升的實效；遏制換屆式突擊申報，鼓勵教師深耕單門課程、單項教學機制創新，減少短期功利性行為。

這一變化讓許多授課教師感受到切實的“松綁”與賦能。一些一線教師坦言，過去籌備教學成果申報，大量時間耗費在臺賬整理、文本潤色、框架搭建、材料堆砌上，真正用于打磨課堂、優化課程、輔導學生的時間被嚴重擠壓。

然而，改革紅利之外，理性思考也在同步顯現。梅賜琪提出，去行政化可以解決領導掛名、行政統籌評獎問題，但無法徹底消解材料評獎帶來的教學改革扭曲現象。當前，人工智能文案工具日益普及，低成本即可完成成果包裝、數據美化。只要評獎以書面材料為核心依據，教師就會陷入重包裝、輕課堂的誤區。教學創新的內生動力，應源于教學共同體的認同和師生口碑的認可，而非評獎榮譽。

去行政化不等于去標準化

破除行政化、摒棄形式化是教學改革的關鍵一步。但改革落地并非一蹴而就。如何在去行政化與去標準化之間尋求平衡，成為當前教學改革面臨的核心考題。

受訪學者表示，新規為一線教學改革松綁，絕不意味著放任自流、弱化標準，更不是簡單用“碎片化課堂經驗”替代“系統性教學成果”。改革的核心是剔除行政包裝的虛浮，保留教學成果的專業內核。

“去行政化與去標準化有著本質區別，二者絕不能混為一談。”毛亞慶認為，去行政化核心是破除行政權力對評獎、署名的壟斷，取消行政職務自帶的評審優先權，讓評審權力回歸教學共同體；而去標準化則是否定貼合教學規律、學科差異的專業評價規則，否定教學成果必備的邏輯體系。總而言之，此次改革去除的是行政主導、脫離學情的僵化評價標準，去除的是人工拼湊、行政整合的虛假成果體系，保留且要求提質的是扎根課堂、邏輯自洽的專業標準與教學改革體系。

基于新規的評價標尺，崔允漷明確界定了新時代高質量教學成果的四大特質。一是問題求真，成果必須源于教學問題，而非跟風熱點。例如，針對性解決理工科課堂倫理教育缺位、文科學生數據研判能力不足等具體問題，而非泛泛談論課程數字化改革。二是過程扎實，成果須歷經3—4年多輪課堂迭代、師生復盤、方案優化，經過多班級、多學期常態化應用，而非短期試點打造的樣板課堂。三是成效可證，育人成效不只依托競賽獲獎、升學數據等顯性指標，更應包含學生思辨能力、專業素養、社會責任感等成長性隱性數據。四是全域可推廣，剝離院校專項經費、專屬平臺等資源優勢，提煉教學、育人機制，實現同類院校無門檻落地，從院校“盆景”變為行業“苗圃”。

立足長效治理，構建務實的教學改革生態。苑大勇結合校內制度建設，提出三個落地優化路徑。一是校準校內考核指揮棒。將課堂實效、學生評教、長期育人成效納入職稱評審、預聘考核的核心指標，平衡科研量化壓力，給一線教師留出空間。二是增設一線教師專項評獎配額。保證一定比例的教學成果獎第一完成人為無行政職務的在崗授課教師，從名額層面保障基層話語權。三是推進去功利化的教學改革。常態化搭建院系教學共同體，依托同行互評、師生評價賦能教學評價改革，弱化獎項榮譽對教學創新的捆綁作用。這些建議旨在讓教學評價的指揮棒真正服務于教學本身。

有學者認為，此次去行政化的評審改革，本質上是一次教育育人初心的重新校準。只有教學評價掙脫行政化、形式化的桎梏，一線教師的創新活力被充分激活，課堂實效、育人質量成為核心標尺，教學改革才能真正扎根土壤、提質增效。

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 陳雅靜

來源 ： 中國社會科學報

新媒體編輯：常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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