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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小李。
英國新首相伯納姆剛進唐寧街就亮出底牌,要跟撒切爾夫人那套搞了四十年的新自由主義路線徹底切割。
水務能源鐵路統統收歸國有,富人加稅窮人減負,制造業往北部搬,公共保障房大規模上馬。這套被西方媒體稱作“英式社會主義”的方案一出來,很多人第一反應就是問:他是不是在中國取了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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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前那趟中國行,高鐵跑了,深圳逛了,回來就說英國鐵路不爭氣,如今果然動手了。
但問題沒那么簡單。他那一套社會民主主義配方真能照搬中國的思路嗎?英國這臺運轉了幾個世紀的資本主義老機器,換套社會主義的零件就能跑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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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納姆這次能殺出來,靠的不是工黨內部那些老面孔慣用的套路。近日在倫敦那場工會大會上,他的演說簡直是把英國政治四十年的默契給撕了個口子。
撒切爾夫人當年搞私有化,把國有住房賣給租戶,把水務、能源、交通這些命脈交給市場,在英國政壇早就是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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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納姆卻直接說那是一條彎路,說財富和權力在私有化浪潮里越來越往少數人手里聚,普通人的住房、水電、出行這些最基本的東西反倒失去了掌控。這話放在八九十年代的英國,差不多等于“政治自殺”。
不少媒體渲染他想把英國帶回七十年代,但伯納姆本人說得清楚,他要的是公共服務的回歸和普通人的獲得感,至于七十年代那種通脹失控和工會過度強勢的爛攤子,他沒興趣復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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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今天的情況不一樣了。英國的老百姓對私有化的后遺癥早就有了切身體會。
水務公司一邊往河里排污水一邊給股東發高額分紅,火車票價年年漲但準點率一直往下掉,能源價格被國際行情牽著鼻子走,普通家庭的賬單翻著跟頭往上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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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納姆把這些賬一筆一筆算得很清楚,他的核心主張說白了就三條:關鍵公共事業重新收歸國有,財富分配必須向普通工薪階層傾斜,區域發展不能再讓倫敦一家獨大。
有人把他的思想源頭扯到2018年那次中國之行上。那一年伯納姆剛當上大曼徹斯特市長不久,帶著團跑了北京、天津、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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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津城際高鐵上,他聽說這趟車從北京到天津七十三英里跑半個多小時,腦子里的第一反應居然是英格蘭北部那條從奧特林厄姆到曼徹斯特的鐵路,全程八英里,晃晃悠悠的時間跟京津差不多。
在他看來,這不是技術問題,這是思路問題。他在深圳看到的制造業基礎和科技創新生態,給這人留下的印象應該不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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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后來說過一句話,當雄心勃勃的基礎設施投資跟合理的監管結合在一起的時候,很多不可能的事情會變成可能。這話放在一個英國政客嘴里,算是相當直白的羨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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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納姆這套政策包裝得挺熱鬧,拆開來看其實不復雜。水務國有化、能源公共管控、鐵路公有化,這是他在公共事業領域的三板斧。
他的邏輯是,水電氣和出行這些事不能全交給市場,股東賺錢的沖動跟公共服務的目標從根本上就不對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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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話有道理,但英國政府現在每年光國債利息就得還差不多一千億英鎊,拿什么把那些已經私有化四十年的公司再買回來。
他在制造業上的想法更接近于國家資本主義的路數。鋼鐵、汽車這些傳統工業加大政府補貼,工廠往英格蘭北部和威爾士搬,目的是給那些被去工業化拋棄的藍領階層重新找飯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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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方向在政治上很正確,曼徹斯特周邊那些老工業城鎮的選票就是這么來的。但問題在于英國財政部現在的賬本,給大企業減稅都嫌空間不夠,哪來的余糧搞產業補貼。
住房改革那塊,大規模公共保障房加上土地和房產的累進重稅,再配上租金管控,這套組合拳在倫敦這種房價跟脫韁野馬一樣的地方確實能撓到很多人的癢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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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納姆在曼徹斯特搞過類似的東西,但那是在地方層面,到了全國范圍內,動土地的念頭基本上等于捅馬蜂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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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收和財富再分配那部分最有意思。他說不加普通工薪階層的稅,只向高收入人群和大企業加征,同時取消富人的稅收減免漏洞。
這個表態在選舉的時候很好聽,但英國的富人群體和大企業有足夠的辦法把資產轉移到稅負更低的地方,愛爾蘭就在旁邊擺著,稅率的差距可不是一星半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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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頭來很可能出現一種尷尬的局面,該收的稅沒收上來,該跑的錢反倒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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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納姆這套東西放在歐洲大陸一點都不新鮮,北歐那幾個國家搞了大半個世紀了,國家干預加上高福利,同時保留市場機制,過得也還不錯。
但英國跟北歐的情況差了不是一星半點。北歐國家有北海油田撐著,人口少,社會同質化程度高,福利體系建立的時候沒有經歷過撒切爾那種激進的私有化沖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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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這幾十年已經把國家機器拆得差不多了,現在想裝回去,工程量和難度完全不在一個量級上。
英國財政的緊約束是繞不過去的坎。當年特拉斯上臺四十五天就垮了,不是因為她政策本身有多離譜,而是因為她想減稅又不敢削減支出,市場一看財政紀律要失控,國債收益率飆升,英鎊往下掉,養老基金差點爆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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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拉斯的教訓擺在那里,伯納姆肯定看得見。但他這套擴大支出加稅的做法在財政邏輯上比特拉斯還要激進。
國有化要花錢,補貼要花錢,保障房要花錢,全民護理和醫療擴容更得花錢。錢從哪里來,靠向富人和大企業加征稅收,缺口還是填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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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的老百姓對公共服務退步和貧富差距擴大的不滿是真的,伯納姆對這些問題的診斷也是準的。但政治上的可行性是另一回事。
工黨內部靠左的那幫人覺得他不夠徹底,中間選民又怕他步子太大把經濟搞亂了,保守黨那邊更不用說了,等著看他出丑的人排著長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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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三面夾擊的處境下,伯納姆的這套政策要么在實施過程中被各種妥協稀釋得面目全非,變成一場四不像的改革,要么硬著頭皮往前推,結果財政狀況惡化,市場信心崩盤,步了特拉斯的后塵。
當然還有一種可能,這個人比外界預想的更靈活。他在大曼徹斯特干了八年地方官,能跟中央政府要錢,能跟地方企業合作,能把那些嘴上喊公有化的人拉在一起干活,說明實際操作能力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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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全國層面,難處大了不止十倍,但至少他比那些只會喊口號的政客多了一層地方治理的經驗。
回到最開始的問題,伯納姆這套帶點英式社會主義色彩的路子能不能救英國。短期翻盤基本沒戲,英國經濟的問題積了四十年,不是換個人換個政策就能掉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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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要說完全沒有機會也不客觀,如果他能從邊緣慢慢往里推,在水務、鐵路這些怨氣最大的領域做出點樣子,再在區域均衡發展上讓曼徹斯特、伯明翰這些地方看到實際變化,也許能一點一點把局面往回扳。
只不過時間不站在他這邊,英國的政治周期短得很,選民給新政府的耐心通常不會超過一次大選的間隔。
伯納姆從曼徹斯特一路走到唐寧街,帶著一套跟英國政壇主流格格不入的主張,把四十年的私有化共識推到重新審視的位置上。
他的政策工具箱里裝的不是教條,而是對英國現實問題的回應,只是這些回應在財政約束和政治阻力面前顯得過于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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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經濟面臨的產業空心化、南北失衡和公共服務衰退,每一個都是硬骨頭。伯納姆敢于挑戰撒切爾時代確立的基本方向,敢于提出國有化這類在英國政壇長期被視為禁忌的選項,這份膽量在如今畏首畏尾的西方政壇里確實少見。
但膽量不能替代財政紀律,口號不能替代實施方案,英國需要的是一場在理想和現實之間找到平衡點的持久戰,而不是一場靠激情驅動的政策豪賭。
未來幾個月英國國債市場的反應和工黨內部的態度變化,會給出比任何分析都更真實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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