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煦明：未來十年中國經濟的四大階段轉換

題記：2026年4月23日，北大國發院“承澤論壇”第52期“世界讀書日專場”舉辦。本文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宏觀政策研究室主任、《從追趕向成熟：中國經濟關鍵十年》作者馮煦明的演講整理。

作為研究宏觀經濟與宏觀政策的學者，我常被問到一個問題：如何看待當前的中國經濟形勢？日常工作中，我們會開展大量細而又細的研究，逐季、逐月、甚至更高頻地監測各種經濟指標的變化，構建復雜的數理模型來預測經濟走勢。這些工作無疑很重要，不過與此同時，歷經了十余年宏觀經濟與政策研究之后，我有一個深切的感受：細而又細的研究固然重要，卻并不一定是最根本的，真正的關鍵在于抓住主干，剝離龐雜枝節，精準把握當下中國經濟所處的發展階段，然后再據此研判未來發展趨勢。

正是基于這一初衷，我撰寫了《從追趕向成熟：中國經濟關鍵十年》這本書，旨在回歸決定經濟中長期發展的最基礎變量，以此審視當下并展望未來十年的中國經濟。

本書的六個篇章分別是人口篇、產業篇、區域篇、宏觀篇、政策篇與國際篇。這六大維度正是影響當下及未來十年中國經濟的基礎性變量，對這些變量的把握，遠比關注月度PMI、PPI數據，或是央行降息、降準等短期細節更為重要。

四個重大階段轉換

我的基本判斷是：未來十年，中國經濟將迎來四個方面的重大階段轉換，分別是人口結構、工業化進程、城鎮化進程，以及經濟發展水平所處國際位勢。

二十屆四中全會對“十五五”時期提出了明確定位，用“夯實基礎”“全面發力”兩個詞概括了這一時期在中國經濟發展歷程中的關鍵意義。理解“十五五”規劃和未來五年的政策，一定要立足這一宏觀背景。

我國的國家治理歷來重視“戰略節點”。2017年黨的十九大召開時，我國距離第一個百年目標的實現已十分接近。為了明確實現第一個百年目標后邁向第二個百年目標的路徑，十九大做出新的“兩步走”戰略安排，將兩個百年目標之間的30年劃分為兩個15年。第一階段為2021-2035年，正好覆蓋“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三個五年規劃時期。“十四五”已經奠定了一定基礎，所以說“十五五”重在夯實基礎、全面發力，而“十六五”將迎來階段性收官。

具體到經濟發展而言，未來十年可概括為中國經濟從追趕型經濟體向成熟型經濟體過渡的階段。這也是本書主標題“從追趕向成熟”的內涵（圖1）。

一方面，經過改革開放以來近半個世紀的經濟增長之后，中國經濟實現了跨越式發展，已經不再是典型意義上的“后發追趕型經濟體”了。事實上，在新能源汽車、人工智能、生物醫藥等眾多領域，中國已經處于第一梯隊。從宏觀上看，2025年中國人均GNI水平已經非常接近世界銀行界定的“高收入國家或地區”的門檻值。按照世界銀行最新標準，中國在今年或明年有極大概率將邁入高收入經濟體行列。當然需要明確的是，高收入經濟體不等同于發達國家，且即便邁入高收入門檻后，我國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的差距仍然存在，仍然有較大發展空間。過去十余年間，中國經歷了四次高強度的壓力測試：一是美國對中國在貿易、科技領域的圍堵；二是新冠疫情沖擊；三是俄烏沖突帶來的各方面外部影響；四是房地產市場的大幅調整。四次壓力測試的結果足以證明，中國已告別了追趕型經濟體階段，進入了“后追趕時代”。

另一方面，2035年是另一個關鍵戰略節點，是我國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目標的錨定點。“十五五”規劃明確提出了一個量化目標——2035年中國人均GDP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若這一目標順利實現，意味著屆時中國將在經濟社會運行的很多方面成為比較成熟的經濟體，行業結構、市場格局、社會治理等領域也將逐步定型。

而從2025到2035年的10年，則是中國經濟從追趕型向成熟型過渡的特殊時期。這一階段，經濟的某些方面仍然保留著追趕型經濟體的特征，而在另外一些方面又逐步顯現出成熟經濟體的特質，兩類特征交織并存。這也是本書聚焦這10年展開研究的原因。

圖1：中國經濟發展從追趕向成熟的三個階段

接下來逐一分析四個重大階段轉換。

一、人口：數量紅利減退，培育質量紅利迫在眉睫

未來十年我國人口結構的重大轉換，核心特征是“人口數量紅利”逐步減弱，培育和激發“人口質量紅利”成為關鍵。

人口結構將呈現4大特征，深刻影響經濟社會運行的方方面面：

1. 人口年齡結構老齡化；

2. 低生育率與少子化；

3. 代際轉型；

4. 家庭結構小型化。

關于老齡化與少子化的討論分析已有很多，此處不再贅述。我重點分析代際轉型與家庭結構小型化對經濟社會運行的影響。

人口是影響宏觀經濟的最基礎變量。從新中國成立以來歷年出生人口數據來看，出生人口數量波動顯著，峰值出現在1963年，當年出生人口達3000萬，而近幾年已降至1000萬以下。我將歷年出生人口數據滯后20年，因為新生兒通常要等到學業結束、開始工作后才算經濟活躍人口；然后將經過滯后處理的出生人口數量與實際GDP增速放在同一維度對比，能夠明顯看出兩條線之間有很強的正相關。未來20年的經濟活躍人口結構已然確定，這給了我們一個重要啟示：未來二十年，為了對沖人口數量帶來的經濟下行壓力，需在其他方面采取一系列積極舉措，包括加大資本積累、強化創新驅動、優化要素配置效率等，從而保持經濟增長在合理區間。

將歷年出生人口做每十年的加總，可看到不同年代的人口規模：60后人口達2.4億，70后、80后、90后人口規模小幅下降，但均超2億；而00后、10后人口大幅降至1.6億。未來10年，是60后及部分70后退出勞動力市場、00后及部分10后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時期——勞動力人口一進一出的落差達六七千萬。這一規模遠超大多數國家的總人口，與英國、德國、法國等大國的人口規模相當，這勢必深刻影響經濟運行的方方面面。而代際間在微觀層面的差異也將逐步凸顯，包括消費觀念、企業經營理念、婚育觀念及對公共議題的態度差異等。

在中國，家庭是經濟運行的最基本單元，但戶均人口數正大幅下降。2020年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戶均人口已降至2.6人，1人戶、2人戶家庭占全國5億家庭的比例已超半數。我國傳統上由大家庭主導的家庭結構已徹底改變。未來10年，家庭結構小型化趨勢將進一步加劇，這一變化對保險業、家電家具產業、房地產戶型規劃、社會保障體系等許多領域均將產生直接影響。

未來10年，培育和激發人口質量紅利十分關鍵。也是因為這一點，“投資于人”成為“十五五”規劃的重要關鍵詞。

二、工業化：從傳統工業化到產業全面升級

工業化是一個國家從傳統農業經濟轉向現代化的重要動力。中國以重化工業為代表的傳統工業化進程已基本完成，產業轉型升級和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已成為緊迫任務。

產業結構演變的客觀規律是：第一產業占比逐漸下降，服務業占比逐步上升，第二產業占比則會經歷先升后降的過程。盡管中國制造業占比在世界主要大國中仍居首位，但從產業結構占比來看，我國已進入第二產業占比下降的階段。

從具體產品產銷量來看，近年來多數傳統工業品增速顯著放緩，部分產品的產銷量達峰后不再增長甚至下降，這是傳統工業化進程基本完成的重要標志。布匹、食品等基礎工業品，鋼鐵、煤炭、水泥等生產資料，以及手機、電腦等電子產品都呈上述狀態。汽車行業較為特殊，2017年國內汽車產量曾達峰值，近年受新能源汽車替代燃油車、汽車出口規模擴張的雙重推動，產量再次提高，帶動上下游產業同步增長。此外，受消費品以舊換新政策刺激，家電行業部分產品產量也保持增長。

但總體而言，多數工業品市場已趨于飽和。工業化進程發展到了新階段，未來10年會面臨新的挑戰和機遇。

挑戰方面，制造業將面臨內卷式競爭與行業整合，行業集中度將明顯提升。房地產、白酒等行業已顯現這一趨勢。汽車行業的規模效應更為明顯，因此未來行業整合的壓力也更大。從歷史經驗來看，美國、德國、日本、韓國等傳統汽車強國在進入成熟階段之后，最終多形成2-3家汽車集團，而中國目前成規模的、進入中國500強榜單的汽車整車企業已有18家。未來10年，汽車產業定會經歷整合，行業集中度將顯著提升。

機遇方面，我們將迎來“雙輪驅動”的產業革命：一是新能源革命，二是人工智能引領的信息與交通技術革命。新能源革命并非簡單的能源替代，而是會在很大程度上改變能源產業的基本屬性——傳統能源產業依賴資源稟賦、“靠天吃飯”，而新能源革命后，能源產業將逐步具備制造業屬性，中國長期積累的制造業優勢將充分釋放。

此外，服務業在未來10年將迎來“工業化”浪潮，餐飲、金融、會計審計乃至文旅等領域的產品和生產流程將更加標準化、規模化、品牌化。

不少人認為，我國勞動力成本上升將導致制造業大規模向國外轉移。我對此并不認同。歷史上，制造業追逐低成本勞動力與新興消費市場進行布局，曾呈現“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特征，這也是工業革命以來全球產業變遷的常態。但如今，以中國為樞紐的全球制造業布局已基本固定，原因是：

1. 中國具備超大規模經濟體稟賦；

2. 制造產業鏈體系高度復雜，產業遷移邏輯已迥異于過去；

3. 制造業加速AI化。

因此我認為，所謂制造業大規模遷出、全球第五次產業大轉移的猜想將難以成真。

三、城鎮化：從加速期邁向成熟期

經典城鎮化理論指出，城鎮化進程呈“S”型曲線發展，依次經歷起步期、加速期、成熟期，其中加速期最為關鍵，又可分為前半程與后半程。我國自“十三五”時期起進入城鎮化加速期后半程，未來10年將逐步向成熟期過渡，城鎮化增速逐步放緩。

城鎮化進程的新階段將呈現一些新的特點：

1. 人口地理分布重塑加劇，進一步向城市群和都市圈地區集聚。這也造成各個地區人口增減不一，例如2010-2020期間，廣東省常住人口增加超2000萬，相當于新增了大約6-7個地級市的人口；同時，部分省份則面臨人口持續流出。

2. 地區間經濟競爭將愈發激烈，且競爭層級上移。由于產業鏈條更趨復雜、服務業對人口密度要求更高等因素，地區間產業競爭的層級逐步從“縣域競爭”上升為“市域競爭”，乃至城市群與都市圈之間的競爭。

按照世界銀行標準，中國已非常接近高收入經濟體門檻，今年或明年大概率正式邁入。這一變化將重塑世界經濟格局，我將其概括為“不足14億，再加14億”：目前世界銀行口徑下“高收入國家和地區”的總人口不足14億，中國加入后，這一組別的人口規模將翻倍。這將是世界經濟格局演變過程中的一個歷史性事件。

需要強調的是，經濟發展的各個階段都不會一帆風順，每個階段有各自的特征，也都面臨著相應的難題和挑戰。說中國經濟從“后發追趕階段”轉向“后追趕時代”，并不意味著經濟發展不再重要，更不意味著發展面臨的挑戰減少了。恰恰相反，進入“后追趕時代”之后，一方面，跟隨式發展不再可能，向創新驅動型發展模式轉型更趨緊迫；另一方面，國際環境變亂交織，大國競爭更趨激烈，需要審慎應對。

2008年以來，中國經濟周期頻率明顯加快，政策調整的復雜性也在提升，每兩三年便會出臺重大宏觀政策。梳理過往政策可發現，宏觀政策調整始終圍繞兩條線索展開，這也是把握未來10年政策走向的關鍵：

第一條線索是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政策目標是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持續解放和發展生產力；

第二條線索是實施擴大內需戰略，政策目標是提升社會購買力，將旺盛的社會生產力轉化為實實在在的民生福祉。

新中國成立70余年來，我們習慣的敘事是：我們是落后的，要追趕發達國家。這種追趕精神值得延續，但從發展階段來看，中國已基本進入后追趕時代。在這一階段，國家政策制定、企業經營策略、家庭管理理念與個人職業規劃等均需進行相應調整，以適應中國經濟從追趕向成熟的過渡。

整理：白堯 | 編輯：王賢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