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狂奔時代的靈魂叩問：當機器擁有標準答案，人類該守住什么？

當AI能秒回一切答案，“人生選擇”還有標準答案嗎？

7月18日，上海世博展覽館。WAIC主會場，算力、算法、參數被反復提及，資本與技術在空氣中碰撞。幾百米外，一個下沉廣場里，五個人把各自的困惑攤在臺上。

沒有權威致辭，沒有技術發布，沒有合作協議。只有問題。

尼日利亞的留學生問：當AI可以模仿微笑、生成問候，那些沒有心跳的善意，還能稱為善意嗎？

德國的工科生發現：自己做文獻綜述時，像AI一樣“閱讀”，瀏覽600篇摘要，提取關鍵詞，跳過正文。直到一場關于車輛路徑規劃的講座，一位教授用1小時的講述，讓他第一次“真正聽了進去”。他反問：當機器能無限生成內容，人類的注意力成了稀缺品，我們是否正在失去“真正傾聽”的能力？

中國的創業者發現：AI幫他解出了游戲數百種裝備組合的最優解，但樂趣不在答案本身——當獲得答案如此容易，提出正確問題的能力反而成了新的稀缺品。

紐約的數學系學生，在云南鄉村廚房里被主廚退回了一把“看起來對”的香菜花，領悟到“執行配方”和“理解食材”之間的距離。

阿聯酋的商學院學生，面對同一個商業案例，看到了來自中國、中東、歐美同學完全不同的判斷——數據相同，結論不同。她想知道：當知識觸手可及，到底是什么讓一個人真正不可替代？

五個人，五個坐標。他們的共同點不是年齡，而是一種普遍的情緒：當AI加速一切，關于成功的舊地圖正在失效，新的地圖尚未生成。

這場思享會，就是試圖為這個困境尋找坐標。

它不是“年輕人的問題”。當AI正在重寫從教育到就業再到社會價值的底層邏輯，整個社會——家庭、學校、企業、政策制定者——都必須重新思考：我們用什么標準衡量人的價值？什么值得學習？什么值得投入？

一場思想旅程，就此展開。

01當AI能秒回答案，教育還剩下什么？

飛馬科技風投合伙人Bill Reichert站上臺，沒有談技術趨勢，而是拋出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如果未來無法被準確預測，教育體系為什么還在圍繞一個確定的職業路徑培養人？

——主題演講《當未來無法預測，教育應該如何培養下一代？》，飛馬科技風投合伙人、創業世界杯首席布道官Bill Reichert

他列出一份“十大轉變”清單——從獲得學位走向持續學習，從尋找答案走向提出問題，從個人成就走向團隊創造，從遵循規則，走向打破規則；從尋找正確答案，走向提出正確的問題；從考試成績，走向領導力；從智商，走向“街頭智慧”；從避免失敗，走向利用失敗；從獲取知識，走向影響人類行為；從成為專業人士，走向成為創業者。這十條，每一條都在拆解現代教育體系的鋼筋水泥。

然后他引用了蕭伯納的話，這句話像釘子一樣扎進現場：“理智的人讓自己適應世界；不理智的人堅持讓世界適應自己。”

但問題在于：我們的教育，究竟在培養理智的人，還是不理智的人？

芝加哥大學Booth全球學位項目副院長Elizabeth O'Neill說：“芝加哥大學更傾向于培養學生如何思考，而不是思考什么。”一句話劃清了教育新舊范式的界限。

《第五維度》作者姜迅則把話說得更直接：“過去兩三百年，教育的核心目的是篩選出什么樣能力的人去匹配什么樣的流水線。但AI正在改變這一點——當一個人只要能夠提出問題，AI就可以幫助他快速獲得解決路徑。”

中國人民大學×西湖大學“未來人類聯合研究院”執行院長郭放把問題推向了更深處：“如果你成為分布內的一個點，就很容易被大模型取代。你要做的，是努力讓自己成為分布外的一個點。”

一個簡單的數學隱喻，點破了教育最殘酷的現實。

這場討論沒有給出答案。這不僅是中國的挑戰，也是全球教育體系的共同命題。

問題是：誰在聽？

02當AI讓“會做事”不再稀缺，什么更值得被定價？

如果說教育是起點，就業則是第一次真實世界的檢驗。

芝加哥大學職業發展項目副總監Ryan Bedell帶來一組企業端的反饋。學生問“AI會搶走我的工作嗎”，家長問“現在該培養什么能力”，而企業問的是另一個問題：誰能幫我們在AI時代解決問題、創造價值？

Ryan說：“這三類人之間的信息差，正在制造一種集體焦慮。”

基于與全球金融、咨詢、醫療、科技等行業數百家企業的長期交流，Ryan總結出AI時代雇主最看重的四項能力：復雜問題解決能力、真實表達能力、將想法落地的能力、人與人之間建立連接與協作的能力。然后他在現場反復引用一句話：

“最好的學生，是把每一個AI答案當作初稿、而非終稿的人。”

翻譯一下：AI生成答案，但你要對它負責——判斷它是否正確，追問它是否完整，驗證它是否可靠。

在麥肯錫全球董事合伙人余天雯的主持下，一場圓桌討論讓問題更加尖銳。

青年代表洪卓芝從自身經歷出發：“我曾經把任務直接交給AI，發現答案太完整了，完整到我根本沒有給自己思考的機會。從那以后，我逼自己先想清楚，再讓AI來挑戰我。”

3C AGI Partners創始人兼CEO王康曼的表述更直接：

“如果一個task能夠被AI代替，這個工作其實是可以完全不需要人的。”

她以美國銀行業為例：大量標準化、重復性的后臺崗位正在消失，而那些需要理解客戶、推動關系、創造業務價值的崗位，反而因為AI變得更強大。換句話說，AI在消滅“不需要思考”的工作，同時放大“需要判斷”的人。

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講席教授修大成從認知層面進一步指出：“取代人的不是AI，而是會用AI的人。我們要從恐懼、焦慮、抗拒，轉化為擁抱和創造。”

余天雯最后列了一份清單：問題定義能力、專業判斷力、學習敏捷性、協作能力、同理心、面對不確定性的勇氣和創造力。

清單很長。但核心只有一句：可以交給AI的部分正在變大，但問題定義、專業判斷、人際連接、對結果的責任——這些跨越文化的通用能力——仍然必須留在人手里。

問題是：大學教嗎？企業認嗎？社會信嗎？

03.當AI降低創業門檻，什么變得更稀缺？

創業曾經是資金、團隊、資源和經驗的游戲。AI正在改變這個游戲規則。

《胡潤百富》創刊人胡潤站上臺，帶著一組全球數據：全球獨角獸企業已達1600家，總價值增長40%，AI企業估值平均是金融科技企業的三倍。

——主題演講《當AI成為合伙人，青年的創業機會在哪里？》，《胡潤百富》創刊人，胡潤

他說起自己29歲創業的經歷，沒有宏偉計劃，更像一只“尋找機會的狗”：“我覺得這個挺好的，就往這里走；好像那里也挺好的，那里肉挺好吃的，就吃一點。”

這種對變化的敏銳捕捉，正是AI時代創業者最需要的能力。

胡潤認為，獨角獸數量是衡量一個地區創新活力的硬指標：

“一個城市、一個國家，獨角獸多，就代表這個城市、國家的發展前景。”

從全球分布來看，中國和美國合計占據全球獨角獸的70%以上，歐洲也在追趕——英國以80家獨角獸位列全球第三，超過印度。但他更關注一個正在發生的趨勢：

“一個人加一臺筆記本，就夠了。龐大的團隊不再是必需品。”

但在圓桌討論中，由青年觀察家秦如愿主持，四位嘉賓的觀點讓這個趨勢變得更復雜。

全球增長顧問Klaus Wehage觀察過50多個國家的創業生態。他提醒：AI降低的是執行成本，卻沒有降低發現真實問題的難度。

“你要解決的問題，‘走得出去’嗎？”

意思是：你的解決方案能跨越文化和市場的邊界嗎？如果不能，技術再強也沒用。

木鏈科技創始人向昶宇從制造業視角指出：AI正在推動一種新的“勞動力平權”——過去很多復雜能力集中在少數專業人士手中，而AI正在降低普通人創造價值的門檻。但他也提醒：人仍然需要保持深度思考能力，否則只是被工具推動，而不是利用工具創造。

藍襯衣集團亞洲區董事總經理Gary Dvorchak把話題推向全球競爭：

“你永遠不會在底層智能上做出差異——差異在于你用它做什么、你怎么走向市場。今天AI模型正在成為新的基礎設施，而大量尚未被解決的問題，正等待全球創業者去探索。”

胡潤最后回應了“一人公司”的討論：“AI可以幫助創業者提高效率，卻無法替代創業者對機會的判斷。真正決定一家公司的，仍然是創始人發現趨勢、理解用戶、創造價值的能力。”

當創業門檻降到史上最低，什么變得更稀缺？答案很清晰：發現真實問題的能力、跨越邊界的視野、對一個領域足夠深的判斷。

問題是：門檻低了，但天花板更高了。

04.當技術定義能力，什么定義人？

一整天的討論都在回答“向外怎么選”，壓軸的一個小時，留給了“向內怎么立”。

——主題演講《WAKE UP to Our Senses：感官覺醒，智性回歸——AI時代，青年如何確立自我》，斯坦福大學整合醫學中心臨床教授及正念項目主任、美中心理治療研究院院長童慧琦

斯坦福大學整合醫學中心臨床教授及正念項目主任童慧琦的開場出乎所有人意料：她請全場放下手機，閉上眼睛，做三次完整的呼吸。在一座為速度沸騰的展館里，這是全天最安靜的三分鐘。

她的命題由此展開——“感官覺醒，智性回歸”：碳基生命與硅基生命的不同，在于我們擁有感官，“可以跟鮮活的、當下的生命產生連接，這是AI沒有辦法做到的”。

她講了一個故事。斯坦福有一位博士生，數據已經完備，論文已經寫好，但遲遲不肯畢業。原因是什么？“因為一旦畢業，我就不知道要去哪里工作。”

童慧琦說：“這不是不夠優秀的問題。在這個時代，光有能力是不夠的，光有學歷也是不夠的，因為一切都在急劇變化。”

她引用了一組數據：全球14,000名大學生調查顯示，18到29歲的年輕人中，相當比例正經歷抑郁與焦慮。技術越發達，人的精神狀態卻越脆弱——這是一個需要被正視的悖論。

她的答案是一場東西方智慧的相遇。

130年前，美國心理學家威廉·詹姆斯在《心理學原理》里寫下：把發散的注意力一遍一遍帶回來的能力，是判斷、性格與意志的根源。他寫道，一種可以提高這種能力的教育，是“最卓越的教育”。

童慧琦輕聲說：“他在寫這段話的時候，可能并不知道，遠在東方，一個兩千多年的智慧傳承，早已在練習同一件事。”

她把這種能力提煉為AI時代的“5C”：專注、平靜、明晰、創造力、慈悲——一個內在的操作系統，幫助人在不斷變化的世界里找到錨點。

演講的最后，她引用曾鳴教授的話送給所有人：

“No fear——開放地去了解這個時代在發生什么，成為一個參與者、共創者。”

向外奔跑的能力很重要。但向內安頓的能力，可能是跨越所有文化差異的共同底盤。

問題是：有多少人學會了奔跑，卻忘了怎么停下來？

5.呼應AI時代四大追問：守住人的感知、提問力與內心錨點

來自中國、美國、英國、德國、尼日利亞、阿聯酋的教育者、企業家、思想者坐在一起，共同回應這些困惑。沒有人給出標準答案。

但也許，標準答案本來就不存在。

就在這場思享會舉行的前一天，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大會開幕式并發表主旨講話。他提出了四大“時代之問”：

“當機器開始思考，人類如何與之相處？當算法參與決策，安全如何保障？當技術挑戰倫理，治理如何跟上？當鴻溝不斷拉大，普惠如何實現？”

四個問題，也是思享會上五個人困惑的另一種表達。

習近平主席還強調：“確保人工智能始終處于人類控制之下。”

而下沉廣場里這場思享會所做的，正是用五個人的真實困惑和一場沒有標準答案的討論，逼近同一個命題的另一面：在技術狂奔的時代，人如何保持提問的能力、感知的溫度和內心的錨點？當機器開始思考，人如何保持提問的能力？當算法參與決策，誰對結果負責？當技術挑戰倫理，教育的底線在哪里？當鴻溝不斷拉大，那些無法被量化的感知、判斷與連接，如何不被遺忘？

AI是一道相同的時代命題，落在每個人頭上卻有著不同的重量。

它是硅谷投資人眼里的應用層爆發，是芝加哥教授眼里的正確AI觀，是香港投資人眼里那道“valuable還是not necessary”的自問，也是斯坦福課堂上那句“No fear”。

五個人把困惑攤在臺上，沒有人給出標準答案。

但也許這就是答案：技術有答案，人生沒有。當大會開幕式上的“時代之問”與下沉廣場里的“個人之問”形成回響——方向感，或許已經在路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