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文化】大業十四年——成都山野間的隋朝密碼‖李輝

大業十四年

成都山野間的隋朝密碼

李 輝

長秋山雞公樹山下，漏米寺前，一群游客行進在長秋山森林公園游步道上（攝影：李輝）

從蒲江縣壽安街道通往眉山的古道，如今已是長秋山森林公園的游步道。游人來往如織，笑語喧闐。雞公樹山的摩崖造像不再被遺忘——周末的漏米寺，常有三五成群的游客舉著手機拍照，孩子們踮起腳尖，好奇地辨認那些模糊的佛影。但那行“大業十四年”的題記，依然需要仔細尋找。

它太偏了，孤懸寺外，要從寺廟沿著步道向山下走300多米才能抵達；又太小了，只有五個字，藏在路旁一個大石包上。大石包僅有兩龕造像，那行“大業十四年”的題記，便刻在1號龕的外壁上。游客們從它面前經過，很少有人停下腳步。

雞公樹山隋唐摩崖造像1號龕，右側龕外刻隋朝題記：“大業十四年”（攝影：李輝）

1號龕雙層平頂，高僅一米，寬不過八十六厘米，深卻有一米五。龕內上下兩排造像，密密匝匝地擠著十四尊佛、菩薩與弟子。龕口一側，刻著一行字。

一行五個字：“大業十四年”。

十四尊造像，對應著大業十四年——這個巧合，像是冥冥中的呼應。而這五個字像一把鑰匙，試圖打開一扇被正史重重鎖閉的門。

“大業”是隋煬帝楊廣的年號，始于605年，終于618年。然而，幾乎所有官修史書都告訴你：大業只有十三年。十四年？那是不存在的——因為那一年，李淵在長安擁立代王楊侑，改元義寧；因為那一年，宇文化及在江都縊殺隋煬帝，隋朝事實上已經滅亡。一個行將覆滅的王朝，一個被叛軍殺害的皇帝，他的最后一個年頭，怎么還能被稱為“大業”？

但蒲江的工匠不這么認為。他們在石壁上鑿下這五個字的時候，是公元618年——那一年，隋煬帝確實還活著，大隋的旗幟還在江都行宮上空飄揚，年號還是大業。

在此之前，蒲江與楊廣已有過一次無聲的照面。

公元554年，蒲江立縣，名廣定——一方川蜀沃土，從此有了專屬的稱謂。公元600年，楊堅廢楊勇，楊廣登太子位。翌年，為避太子名諱，天下帶“廣”字之地皆易名，廣定自此更稱蒲江。一紙諱令，千里傳檄，這方水土與楊廣的羈絆，便從改名的那一刻起，悄然鐫刻進歲月。

十七年后，當蒲江的工匠在石壁上鑿下“大業十四年”時，他們不會想到，那個因避諱而讓他們故鄉改名的太子，此時正困守江都，即將走向生命的終點；他們更不會想到，這五個無意間刻下的字，會在千年后成為一段被正史抹去的歲月的鐵證。

古道西風

我們先走進雞公樹山。

長秋山古稱“岢幕山”，這個名字最早出現在北宋樂史的《太平寰宇記》中。它橫亙在蒲江與眉山之間，山勢雖不險峻，卻是連接成都平原與川南的重要通道。從壽安鎮出發，翻越長秋山，便可直下眉山、樂山，進而入岷江水道，順流而東，直抵江都。

這條道上走過多少人，已經數不清了。販鹽的商人、趕考的士子、赴任的官員、逃難的百姓……還有，傳播信仰的僧侶。

“雞公”是四川方言里對“公雞”的稱呼。根據清乾隆《蒲江縣志》記載，當時已有名為“雞公樹”的村落，其得名很可能源于當地一棵形如公雞的地標性古樹（攝影：李輝）

雞公樹山恰好就在這條古道的旁邊。山名聽起來有些古怪，但翻開清乾隆《蒲江縣志》，你會在《村落》篇里找到它：“雞公樹，縣東四十三里。”古代這里曾是蒲人聚居的村落。所謂蒲人，是西南地區古老的族群，他們早在秦漢時期就生活在這片土地上。到了隋唐，漢人陸續遷入，與蒲人雜居，佛教也隨著移民和僧侶的腳步，沿著這條古道傳播開來。

開鑿摩崖造像，需要幾個條件：一是信仰，二是工匠，三是施主，四是合適石材。雞公樹山正好全都具備。這里出產的砂巖，質地細膩均勻，易于雕刻。更重要的是，這里恰好位于交通要道旁，往來的信徒和商賈，既是造像的資助者，也是信仰的傳播者。

這條古道不僅是南北通道，更是一條橫貫東西的交通動脈——東連成都，西接雅安，通達滇藏，是古代茶馬貿易的重要線路。沿山而行，雞公樹、太清觀、大佛寺、龍拖灣、飛仙閣、尖山寺……佛光道影，星羅棋布，如明珠般散落在長秋山麓。它們共同構成了一條“石刻走廊”，見證著信仰與商貿在此交匯。雞公樹山的題記，正是這條走廊上最早的回響之一。

于是，從隋代開始，雞公樹山的石壁上便響起了叮叮當當的鑿石聲。這聲音一直持續到唐代，直到20龕209尊造像漸次完成。

鑿石為記

1號龕的題記，沒有施主姓名，沒有發愿文，只有孤零零的五個字。刻工不算精良，字跡也談不上優美，甚至有些歪斜。但它就這么存在著，像一個倔強的證言。

據地質觀察，1號龕所在的“大石包”為山體基巖自然裸露，千百年來未曾移動。石面上鑿痕清晰，見證著當年的工匠就地取材、開龕造像的場景。

誰是這龕造像的施主？為什么要在這里開龕造像？大業十四年對他意味著什么？

這些問題，題記沒有回答。但我們可以想象：那一年三月，江都的消息還沒有傳到蒲江。這位施主或許剛剛從壽安鎮的集市回來，或許剛剛為家人祈求平安，或許剛剛為亡故的父母做了一場法事。他找到當地的工匠，談好價錢，選定吉日，開始在石壁上鑿刻心中的佛國。他可能根本不知道，千里之外的江都，那個被他稱為“圣上”的人，已經被縊死在行宮中。他更不會知道，他刻下的“大業十四年”，將成為后世史家爭論的焦點。

工匠或許知道，或許不知道。他只管按照粉本，一刀一刀地刻下去。佛的面容要慈悲，弟子的神態要恭敬，菩薩的衣紋要流暢。刻完最后一刀，他在龕口刻下年號，作為完工的記錄。

那一年，是公元618年。

大業十四年題記，已經歷1400多年風雨，字跡漫漶不清（攝影：李輝）

帝國斜陽

讓我們把視線從蒲江移開，投向兩千公里外的江都。

大業十四年三月，江都行宮。煬帝已經在這里待了將近兩年。自從大業十二年第三次南下江都，他就再也沒有北歸。北方早已亂了套：李密據洛口，竇建德占河北，杜伏威橫行江淮。長安、洛陽、太原，這些曾經輝煌的名字，如今一個接一個地脫離了他的掌控。

但他似乎并不在意。行宮里依然歌舞升平。他曾對著鏡子說：“好頭顱，誰當斫之？”——這不像一個皇帝該說的話，更像一個看透世事的老人的嘆息。

禁軍將士們卻越來越焦躁。他們大多是關中人，跟著皇帝南下兩年，思鄉心切。有人開始逃亡，有人開始密謀。煬帝察覺到了危險，但他沒有采取任何措施——或許他早已厭倦，或許他知道一切都已無法挽回。

三月十日夜，宇文化及率領禁軍發動政變。煬帝被俘。他最后的請求是：不要用刀劍，用鴆酒。但倉促之間找不到鴆酒，只好用一條白綾。就這樣，在位十四年的煬帝，死于叛軍之手，年僅五十歲。

他死的時候，年號還是大業。那個由他親自選定、取自《易經》“盛德大業至矣哉”的年號，隨著他的死去，本應一并終結。但事情沒有那么簡單。

煬帝死后的幾個月里，隋朝同時存在著三個皇帝。

第一個是煬帝本人——雖然他死了，但在很多人心中，他依然是唯一的皇帝。第二個是楊侑，煬帝的孫子，被李淵擁立于長安，改元義寧。第三個是楊侗，煬帝的另一個孫子，被王世充擁立于洛陽，改元皇泰。

三個皇帝，三個年號。哪個才是正統？

長安的李淵說，是義寧。因為他需要證明自己禪讓得來的皇位是合法的——他是從楊侑手里接過的玉璽，不是從煬帝手里搶來的。所以，煬帝必須死在大業十三年，因為大業十四年已經是義寧二年了。這樣，隋朝的正統就直接從楊侑傳給了李淵，中間沒有那個被叛軍殺死的倒霉皇帝。

洛陽的王世充說，是皇泰。他需要楊侗這塊招牌來對抗李淵。

而江都的叛軍說，是大業。因為他們殺死的是大業天子，他們擁立的楊浩——煬帝的侄子——沒有改元，繼續使用大業年號。

蒲江的工匠和施主，不屬于這三方中的任何一方。他們只是偏遠山野的普通人，消息閉塞，朝廷更迭的細節傳到耳中時早已模糊不清。他們只知道，今年是大業十四年，就像去年是大業十三年一樣。他們按照習慣刻下這個年號，沒有政治立場，沒有正統之爭，只是如實記錄。

他們就這樣，在石壁上留下了歷史的另一種可能。

學者之爭

2013年，揚州曹莊發現兩座古墓。其中一座出土的墓志上，赫然寫著：“隨故焬帝墓志”。墓志正文中，又有“大業十四年”的字樣。

消息一出，學術界嘩然。

質疑者聲音尖銳。知名作家馬伯庸在微博上公開質疑：“墓志上說‘隋大業十四年’，但大業十三年李淵就擁立隋恭帝楊侑登基，稱楊廣為太上皇，改元義寧。就算不寫唐的年號，起碼也得寫義寧二年吧。”

揚州大學歷史學教授李文才則從制度層面提出質疑：皇帝陵墓不使用墓志銘，這是制度；墓志上的“隋”字有走之底，而隋文帝早已把國號從“隨”改為“隋”，去掉走之底，以示江山穩固。這么多反常之處，這座墓怎么可能是真的？

支持者則據理力爭。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張學鋒接受《光明日報》采訪時表示，證明墓主身份最有力的證據就是墓志，墓志中“隋大業十四年”正是隋煬帝被叛軍縊死的公元618年。參與認定的考古專家指出，隋煬帝是被叛軍所殺，雖然后來以帝王規格改葬，但出現墓志恰恰說明葬儀的倉促和特殊；至于走之底的“隨”字，唐代墓志中并不罕見，不足為奇。

雙方各執一詞，誰也說服不了誰。

揚州曹莊出土隋煬帝墓志 圖片來源：隋煬帝墓遺址公園

就在這場爭論進行的同時，蒲江雞公樹山的摩崖造像，靜靜地立在石壁上。那行“大業十四年”的題記，早在2004年就被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調查人員記錄在案，收錄于《成都考古發現》。但在揚州墓志引發的爭論中，這處遠在西南山野的題記，并沒有引起足夠的注意。

其實，它才是最有說服力的證據。

因為墓志可能是后人偽造的，可能是追刻的，可能是某種特殊情況的產物。但摩崖造像的題記，是當時、當地、當事之人留下的。工匠刻下這幾個字的時候，沒有任何功利目的，只是如實記錄時間。它不會撒謊。

更何況，雞公樹山摩崖造像中，不僅有“大業十四年”，還有唐代“顯慶”“大中五年”“大中九年”等年號題記，形成了一個完整的時間鏈條。這些題記相互印證，共同證明了：大業十四年，這個被正史抹去的年號，確實存在于歷史之中。

2013年11月，國家文物局和中國考古學會在揚州舉行專家論證會，黃景略、徐光冀、王巍、趙輝、劉慶柱等11位中國考古界權威專家一致認定：揚州曹莊隋唐墓葬為隋煬帝和其皇后蕭氏的最后埋葬處。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原所長劉慶柱針對質疑作出回應：墓志中出現“貞觀元年”字樣，這是李世民下令修建隋煬帝墓葬的時間；發現的兩顆牙齒經體質人類學檢測為50歲左右，符合隋煬帝死時年齡。

2014年4月，江蘇揚州曹莊隋唐墓（隋煬帝墓）入選“2013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但即便沒有這座墓，沒有這場爭論，蒲江雞公樹山的題記，也足以證明這一年號的存在。

因為，那五個字就刻在石壁上，風吹不掉，雨打不去。

鑿痕深處

讓我們回到雞公樹山，走進那些佛龕深處。

蒲江縣雞公樹山漏米石龕窟分布示意圖（ 圖片來源：《蒲江雞公樹山摩崖石刻造像調查簡報》，四川大學藝術學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日本早稻田大學，刊載于2004年《成都考古發現》）

1號龕的造像風格帶有明顯的隋代特征：佛像面容方中見圓，雙肩寬厚，衣紋簡潔有力，保留著北朝的剛健質樸，又開啟了唐代的雄渾大氣。相鄰的2號龕雖無紀年，但觀音、勢至戴寶塔形高帽，亦當為隋代所造。龍騰先生在《蒲江縣長秋鄉雞公樹山隋唐摩崖造像》一文中指出，四川境內有明確隋代紀年的摩崖造像僅存三處——潼南、綿陽為道教天尊像，而蒲江雞公樹山是迄今四川唯一有紀年題記的佛教造像，兩龕34尊至今完好。近年來，安岳、閬中、江油等地也有隋代造像發現，但均無紀年。蒲江的“五個字”，依然獨一無二。

9號龕的十二光佛，精美絕倫。十二尊佛像分三排坐于蓮臺，各有桃形頭光、身光，周身火焰紋飾。佛座下的蓮莖相互連接，組成一片蓮池。龕口左右立著四尊力士、四尊天王，氣勢恢宏。外龕右壁的題記，可辨出“十二光佛……為亡……造，大中九年十月十日……”——這是唐宣宗大中年間的作品，已是公元855年，距隋煬帝之死，過去了237年。

蒲江縣雞公樹山15號龕立面圖（ 圖片來源：《蒲江雞公樹山摩崖石刻造像調查簡報》，四川大學藝術學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日本早稻田大學，刊載于2004年《成都考古發現》）

15號龕的故事尤為動人。龕基前雕刻了五尊俗裝人物，或握兵器欲擊，或抱持兵器，或作勸解狀。研究者認為，這表現的是佛經中阿阇世王拔劍殺母、被大臣攔阻的典故。阿阇世王為奪王位囚禁父親，欲殺母親，后因大臣勸阻而悔悟，皈依佛教。這個來自異域的故事，被雕刻在蒲江的山野間，與當地的信徒們產生著奇妙的共鳴。

漏米寺內大立佛 （攝影：李輝）

最高大的那尊立佛，高達4.02米。它原本開鑿于龕內，后來龕體坍塌，成了露天立佛。穿雙領下垂式袈裟，內著僧祇衣，胸下系帶，衣紋斜向一邊——這是唐代佛像的典型樣式。歷經千年風雨，佛像身姿依然挺拔，屹立在長秋山北坡，俯瞰著腳下的古道與田園。

歷史的多棱鏡

大業十四年，究竟意味著什么？

對隋煬帝來說，那是生命的終點，是帝國的末日。對李淵來說，那是改朝換代的起點，是新王朝合法性的基石。對洛陽的王世充來說，那是繼續對抗的借口。對江都的叛軍來說，那是弒君的罪證。

而對蒲江的工匠和施主來說，那只是一個普通年份——他們開龕造像，祈求平安，一如往昔。

歷史從來不是單數的，而是復數的。正史是一條線，沿著帝王將相的活動展開，講究正統、諱飾、褒貶。但真實的歷史是一張網，由無數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編織而成。他們是古道上的商賈，山村里生活的蒲人，石壁上鑿刻的工匠，出資造像的施主。他們按照自己的理解，過著自己的日子，刻著自己的佛像，留下自己的痕跡。

蒲江雞公樹山的“大業十四年”題記，正是這張網的見證。它提醒我們：歷史，不只是帝王的歷史，也是百姓的歷史；不只是青史所載的歷史，也是鑿石留痕的歷史。

來源：成都方志

作者：李 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