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南方國家期待人工智能向善普惠發展

7月17—20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會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級別會議（以下簡稱“大會”）在上海舉行。習近平主席出席開幕式并發表題為《攜手構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體系》的主旨講話，引發國外學術界關注。

技術進化與制度適應之間的落差，已成數智時代最緊迫的治理命題。如何促進人工智能向善普惠發展，是大會的核心關切。而對身處數智鴻溝另一側的發展中國家而言，這場變革究竟會彌合還是加深既有不平等，以及如何從被動接受者轉變為擁有數字主權與發展權的參與者，牽動人心。

圍繞上述議題，本報記者采訪了巴西馬拉尼昂聯邦大學教授卡修斯·吉馬雷斯·柴（Cassius Guimaraes Chai）和埃及貝尼蘇韋夫大學政治學副教授納迪亞·希勒米（Nadia Helmy）。兩位學者從全球南方國家的現實處境出發，剖析了中國方案的獨特實踐價值。這種兼顧效率與公平、安全與開放的多邊主義路徑，正在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體系貢獻一種兼具包容性與可操作性的制度樣本。

當機器有了“智能”

人類如何守住“共同”

從蒸汽機到電力再到互聯網，人類每一次重大技術變革都經歷了數十年的滲透與普及；而人工智能的迭代，正以“月”為單位刷新認知。當技術進化的步調快于制度變遷的慣性時，國際社會應如何及時回應？這場變革能否確保智能紅利惠及各國，而非成為新的分裂之源？

柴對記者表示，人類仍身處人類世——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喪失、密集礦物開采，以及環境危害在生產和分配層面的深刻不平等，是這一時代的突出特征。人工智能雖能加速科學發現、改進氣候建模、支持醫療診斷、促進多語言教育、加強災害預防，但這門技術并非憑空運轉，其背后是物質基礎設施、能源、礦產、數據中心和全球供應鏈的支撐。

柴將本屆大會主題“智能伙伴 共創未來”解讀為一項具有法律意義和國際約束力的承諾。“智能伙伴”不應被理解為人與機器在道德層面的對等——人工智能可輔助社會運行，卻無法脫離人類制度。伙伴關系的實質，是在人類主導框架下增強能力，需劃定清晰的授權邊界、配置有效監督機制，并確保責任不被轉嫁給算法。“共創未來”則指向一個更根本的問題：誰是創造的主體？除政府與科技公司外，勞動者、大學、科學界、地方政府、民間社會乃至缺乏前沿計算基礎設施的國家，都應以恰當方式參與優先事項與保障措施的界定。

“智能必須與責任相連，伙伴關系不能掩蓋支配，創造必須包括那些將與后果共存的人。”柴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目標，不應是建立一個統攝一切系統的單一權威，而應是一個協調的多中心架構——使普遍原則、國家主權、區域合作、科學專業知識與受影響者的權利相互嵌套強化。在他看來，中國所秉持的多邊主義立場、對聯合國主渠道作用的支持，恰恰與此方向契合。而多邊主義能否真正贏得信任，最終取決于它是否能將共同語言轉化為可驗證的能力和可見的責任等。

不久前，首屆聯合國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對話在日內瓦舉行，各方圍繞機遇、鴻溝、安全與人權等議題展開深入討論。希勒米認為，兩場活動在時間上的緊密銜接并非巧合。中國對這場全球對話的深度參與，正是其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重要體現。而中國人工智能模型近期在成本效益與運行效率上取得的顯著突破，也為中國參與并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演進，奠定了更為堅實的技術基礎。

除了國際機制建設，柴還提到了學術交流在增進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互信中的獨特價值。大型科技公司不應壟斷技術風險的詮釋權。高校有能力檢驗官方說法、比較不同法律框架、評估代表性不足語言中的模型表現、記錄人工智能對環境和勞動的影響，并在外交關系緊張時維持溝通渠道。可重復的研究、清晰的數據來源、共享的評測基準、聯合安全測試、研究人員的跨境流動、多語種學術出版、透明化的資助機制，是增進互信的制度基礎。共識不是消除分歧，而是建立程序，讓不同觀點得以表達，確保任何國家或科學群體都不會因異議而被排除在合作之外。

開放共享 安全可控

從產業鏈重組到勞動力市場變遷，從知識生產變革到公共服務數字化，人工智能正重塑社會運行的方方面面。如何在這場深刻變革中不掉隊、不失語，是發展中國家普遍關注的現實問題。

希勒米注意到，兩份關鍵文件在過去兩年間相繼面世，為回應這一課題提供了系統的討論框架。2023年中國發布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議》提出，發展人工智能應堅持“以人為本”“智能向善”“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等原則，在全球南方國家中引發廣泛共鳴。2025年中國又推出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動計劃》進一步將原則細化為向善為民、尊重主權、發展導向、安全可控、公平普惠、開放合作六大方向，并給出了更具操作性的協作方案。

希勒米對此評價：“人工智能治理不應由少數國家或技術寡頭主導規則制定，而應當為所有國家保留平等的參與空間和話語權。這正是許多新興市場國家愿意積極參與的原因——它們看到了不同于傳統技術治理模式的可能性。”

理念上的突破正在與技術層面的開放形成呼應。中國開源生態的快速崛起，正在將“普惠”“包容”的治理愿景轉化為可觸可及的技術選項。希勒米觀察到，與少數科技巨頭主導的封閉體系相比，中國的開源模型在成本、性能和適配靈活性上展現出差異化優勢。這讓發展中國家首次擁有了根據自身語言、文化和優先發展領域來定制人工智能工具的現實可能，有機會從技術的被動接受者成長為主動參與者和創造者。

技術能力的擴散不止于軟件層面。烏干達發展觀察中心政策與發展負責人恩南達·基齊托（Nnanda Kizito）近日在其智庫官網發文指出，中國已將具身智能列為“十五五”時期國家發展規劃的核心方向之一，并借助電動汽車產業積累的完整供應鏈優勢，在仿生機械手等關鍵技術環節取得了規模化突破。這既有助于緩解老齡化與勞動力短缺等現實難題，也為后發國家在前沿賽道上迎頭趕上提供了可能。

創新與風險防范的平衡，始終是發展中國家的核心關切。希勒米認為，治理框架的設計既需要為創新留出空間，也需要為可能的社會沖擊預設緩沖機制，確保技術進步服務于各國人民的發展需求，而非制造新的不平等。

柴認為“避免在人工智能領域造成新的歷史不公”，這一點觸及了數智鴻溝的本質。數智鴻溝遠不止于能否接入互聯網，它涉及算力、電力、半導體、數據、科研經費、工程人才、本地語言模型、網絡安全以及系統審計能力等多個層面。一個國家如果缺乏這些能力，即便接入了他國的人工智能服務，在知識經濟中仍將處于結構性依附地位。

柴說：“出口管制和技術限制在嚴格界定的情形下有其正當性，尤其當存在可信證據表明網絡風險或嚴重權利侵犯時。問題在于，當國家安全被轉化為一個邊界模糊的范疇，用以保護技術優勢、限制科學交流，甚至讓與初始爭端無關的第三國承擔代價時，這種邏輯便值得警惕。人工智能領域的倫理與安全原則，應適用于所有國家。”

合作不止于技術 更為共同發展

大會開幕前夕，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組織（WAICO）在上海簽約成立，29個國家代表簽署協定成為創始成員國。從聯合國框架下的政策倡議到如今這一政府間組織的落地，希勒米從中看到一條清晰的演進脈絡：中國正將“彌合數字鴻溝”的承諾從政策文件轉化為可供各國平等參與的機制化平臺。這一國際公共產品不附加特定條件，也不以商業利潤為先導，而是以多邊協商方式為發展中國家提供制度性的平等席位。

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組織的成立是一個重要的機制節點，但對柴而言，更具討論價值的是治理理念的深層變化。他觀察到，中國正將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重心，從安全規則的設定逐步引向技術自主的基礎設施建設。在他看來，檢驗一項國際合作是否真正有意義，取決于參與國能否獲得更強的科學自主能力、法律保障和主權選擇空間。而中國在實踐中的做法，不是要求全球南方國家在幾種模式之間選邊站隊，而是支持它們培育自身所需的制度能力和產業基礎。

事實上，聯合國層面已經積累了切實的制度成果。2024年7月，第78屆聯合國大會以協商一致方式通過由中國主提的“加強人工智能能力建設國際合作”決議，將人工智能能力建設確立為全球關切事項而非可選的技術援助。此后，《全球數字契約》提供了政治基礎，首屆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對話也已將各國和利益攸關方納入普遍性論壇，圍繞能力差距、開源模型、人權、問責、互操作性和算力獲取等議題展開討論。

國際合作的緊迫性還源于人工智能生態系統本身的跨國特性。柴指出：“一個模型可能在某一司法管轄區設計，使用來自多國的數據訓練，通過位于他處的云基礎設施處理，由另一家公司集成到產品中，最終由對底層系統了解有限的公共機構部署。沒有哪個國家監管者能單獨有效治理這一鏈條。”

本次大會上，中國國家發展改革委聯合多部門發布《人工智能合作發展行動計劃》，從數據、算力、生態、賦能、人才、規則、治理及倫理等多個維度提出系統性舉措。希勒米認為這份計劃恰逢其時，既有助于人工智能發展成果惠及更多國家，也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可參照的實踐路徑。她特別注意到文件中的“開源生態共享行動”——共建國際開源社區、推動通用模型與算法共享、協同制定開源安全準則，這為各國平等獲取技術資源、自主塑造人工智能應用形態提供了現實路徑。“當各國能夠基于開源模型開展符合本國語言和文化的本土化創新時，便擁有了真正意義上的技術自主權。”

柴注意到，本次大會推出的一系列舉措——未來五年面向發展中國家的大規模培訓計劃、面向多個區域組織設立的合作中心，以及推動“媽祖”氣象智能預警方案的海外落地，均為可衡量、可追蹤的具體承諾。“中國促進全球人工智能發展、加強能力建設的切實行動的價值不僅在于規模，更在于透明度和可監測性。其實際成效將取決于資金保障、合作國參與深度、合作的連續性、準入條件的公平性、本地自主權的落實，以及成果能否經受獨立評估。”

在他看來，大會同期發布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會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級別會議主席聲明》對數據治理、前沿模型安全、自主代理邊界、技術標準、就業轉型、環境影響及人類監督等方面的探索，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可參照的經驗，也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規則細化貢獻了制度樣本。這些努力著眼于通過能力建設合作彌合智能鴻溝，讓全球南方國家共享發展機遇，促使技術回歸服務于人的本位，賦予不同發展水平的國家在數智時代保有實質性的數字主權與發展權。

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 劉雨微

來源 ：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 趙琪

新媒體編輯：程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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