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炒作“中國威脅”，背后打起核算盤

文｜陸棄

7月6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一艘戰略核潛艇向太平洋相關公海海域成功發射了一發攜載訓練模擬彈頭的潛射戰略導彈。中方隨后明確表示，此次試射屬于年度軍事訓練安排，提前向有關國家進行了通報，符合國際法和國際慣例，并不針對任何特定國家和目標。然而，這一正常軍事活動卻迅速成為日本部分勢力炒作“中國威脅”的新素材，并被用于推動強化美國“延伸核威懾”、重新討論“無核三原則”等政策議題。

從一場軍事訓練到一場政治議題，日本的反應背后，真正值得關注的并不是一次導彈試射本身，而是日本長期以來圍繞安全政策進行的方向性變化。日本提出“無核三原則”已有數十年，即“不擁有、不制造、不運進核武器”。這一原則曾被視為日本戰后和平路線的重要象征，也與日本作為唯一遭受過核打擊國家的特殊歷史背景密切相關。但近年來，日本政界特別是右翼保守勢力不斷推動重新解釋這一原則，希望弱化其中限制。

此次日本借中國潛射導彈試射展開討論，并非突然發生。據日本媒體報道，日本政府計劃在年底修訂“安保三文件”，并研究進一步強化美國對日“延伸核威懾”的措施。所謂延伸核威懾，就是美國承諾在必要情況下使用包括核武器在內的軍事力量保護盟友。表面上看，日本強調的是提升安全保障能力，實際上卻是在不斷擴大核戰略討論空間。

問題在于，日本正在逐漸模糊“依靠美國核保護”和“允許核力量進入日本”的界限。長期以來，日本雖然沒有正式擁有核武器，但依靠美日同盟獲得所謂“核保護傘”。這種模式本身就存在復雜性。日本一方面強調和平主義傳統，另一方面又不斷強化與美國在核戰略上的協調。近年來，日本政府頻繁舉行延伸威懾磋商，并以所謂“中國核力量增長”“地區安全惡化”為理由，推動相關政策調整。

這其中，“中國威脅”成為日本部分政治力量最常使用的論據。事實上，一個國家進行軍事訓練并不等于威脅他國。中國方面已經多次說明，核力量建設堅持防御性政策，維持在國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參與核軍備競賽。此次潛射戰略導彈試射提前通報相關國家，本身也是軍事透明的一種體現。但在日本部分政治敘事中，這類正常活動卻被重新包裝為安全危機，然后轉化為擴軍、增加軍費和調整核政策的理由。

這種邏輯近年來在日本安全政策中越來越明顯。從將護衛艦改造為具備更強遠程作戰能力的平臺，到研發和采購中遠程導彈，再到放寬武器出口限制，日本正在逐步突破戰后軍事政策限制。如今，圍繞“無核三原則”的討論進一步升溫，實際上反映出日本安全路線正在發生變化。日本國內對此并非沒有爭議。

據報道，自高市政府成立以來，已有多個地方議會提交意見書，要求堅持“無核三原則”或推動其法制化。這說明日本社會內部對于是否改變戰后安全政策仍存在明顯分歧。反對者擔憂，一旦放松“不運進核武器”原則，可能會破壞日本長期塑造的和平國家形象，也可能增加地區軍備競爭風險。亞洲歷史記憶中，日本軍國主義曾造成嚴重災難，因此日本軍事政策的任何變化都會受到周邊國家高度關注。

支持調整者則認為，面對所謂“地區威脅”，日本必須提高威懾能力。但安全問題從來不是單方面增加武力就能解決的。一個國家追求更多軍事能力，往往會引發其他國家采取對應措施，最終形成安全困境。如果日本真的進一步松動核政策，影響不會局限于日本國內。

東亞地區本已存在復雜的安全矛盾。朝鮮半島問題、海洋爭端、大國競爭等因素交織在一起。如果日本這個擁有特殊歷史背景的國家開始重新打開核政策討論空間，勢必會刺激地區其他國家重新評估自身安全選擇。更值得警惕的是，核問題一旦進入政治競爭軌道，往往容易從“防御需求”轉變為“戰略工具”。一些國家可能借安全焦慮推動政策突破，而不是通過外交機制降低風險。

日本真正需要回答的問題，不是如何擁有更強大的軍事能力，而是如何在安全與和平之間尋找平衡。一個國家的安全不能只建立在武器數量之上，也不能通過不斷放大外部威脅來獲得政治支持。歷史已經證明，軍備競爭不會自動帶來穩定，反而可能增加誤判和沖突風險。

中國此次潛射戰略導彈試射，本質上是一次軍事訓練活動。日本如果將其作為調整核政策、擴大軍事角色的契機，反映出的并不是地區安全環境單方面變化，而是日本自身戰略選擇正在發生轉向。

戰后秩序之所以能夠維持，很大程度上依賴于一些基本約束和政治共識。對于日本而言，真正重要的不是如何突破過去的限制，而是如何理解這些限制為何存在。一旦歷史的警示被淡忘，所謂安全追求可能反而成為新的不穩定來源。東亞未來需要的不是更多核陰影，而是更多溝通、約束與責任。真正的安全，從來不是讓對手感到恐懼，而是讓所有國家都能避免走向危險的誤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