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個罪名照樣重判？警惕“非法出售專票罪”淪為虛開犯罪的“新口袋”

文/舒圣祥稅務律師

最近接手了一個二審案件。當事人最初以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被立案，檢察院最終以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罪變更起訴，一審法院以此罪名判了七年六個月。

表面看，罪名變了；實質上，一點沒輕。因為這兩個罪名的法定刑期是一樣的。這幾乎成了當下基層司法實踐中一種心照不宣的“操作慣例”。

在最高人民法院通過司法解釋大幅限縮虛開專票罪適用范圍之后，這種“換湯不換藥”的處理方式愈演愈烈。司法解釋本意是防止將無騙稅目的、未造成稅款損失的輕罪重判，可現實卻是：你逃過了“虛開”，卻掉進了“非法出售”的口袋。司法解釋的限縮，在某些地方，幾乎成了“限縮了個寂寞”。

我們必須回到刑法文本本身。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與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罪，是兩個獨立的罪名，對應的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行為模式。立法者絕不會多此一舉，為同一種行為設立兩個法定刑完全相同的罪名。如果任何虛開行為都可以被解釋為“非法出售”，那么虛開專票罪的存在意義何在？要知道，這個罪名在過去曾占涉稅犯罪案件的九成以上。

從構成要件看，二者界限本應清晰。非法出售的對象，邏輯上只能是空白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因為只有空白發票，才具有像商品一樣被反復“出售”的屬性。一旦發票已被填列，開票方、受票方、金額、稅額均已確定，這張票就失去了“可售性”——它如何再被“出售”？又賣給誰？

非法出售和非法購買是對向犯，刑法第二百零八條第二款規定“非法購買增值稅專用發票后又虛開或者出售的”，其前提正是所購為空白票，否則，“購買后虛開”在物理和邏輯上都無法成立。

更關鍵的是量刑標準的根本差異。虛開專票罪的量刑依據是“虛開的稅款數額”，而非法出售專票罪的量刑依據是“數量”——即發票的份數或票面額總和。刑法用語極其嚴謹，“數量”絕不等于“稅款數額”。這種混淆，本質上是對法律文本的曲解。

誠然，有觀點援引全國人大法工委的答復，認為刑法第二百零七條并未限定出售對象必須為空白發票。即便我們暫且接受這一解釋，最高法法官在相關論述中也反復強調：鑒于該罪最高刑同樣可達無期徒刑，根據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必須進行嚴格限縮。

打擊的重點，應是那些“來者不拒”、以賣票為業的空殼開票公司。對于有真實生產經營業務的實體企業，偶爾為他人開具發票并收取少量手續費的行為，定罪必須慎之又慎。

問題在于，“慎重”的標準是什么？基層司法實踐缺乏統一指引，導致混亂叢生。值得欣慰的是，權威判例正在努力廓清邊界。

刑事審判參考第1679號案例（黃某昌、黃某娜案）明確指出，對于有正常經營的企業，應重點查明其是否具有騙抵稅款的目的、稅款是否已被抵扣、對應的增值稅款是否已實際繳納等核心事實，防止非法出售罪名的泛化適用。

全國法官培訓教材更是直指要害：非法出售專票罪的危害性，不僅在于破壞發票管理秩序，更在于使發票所承載的稅款處于被騙抵的現實危險之中。若行為根本不具備這種危險，則不能以該罪論處。

這一精神在榮獲第八屆全國法院“百篇優秀裁判文書”的（2024）兵刑終2號判決中得到了完美體現。該案一審同樣是從“虛開”改判為“非法出售”，但二審法院力挽狂瀾，改判為更輕的虛開發票罪。

二審改判的核心裁判邏輯，也是所有同類案件的核心辯護要點：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的核心保護法益，是國家稅款安全，該罪名成立的核心前提，是發票流轉存在稅款被騙抵的實質危險。該案中，開票方并非職業賣票團伙，整個發票流轉鏈條中的企業均如實繳納稅款，國家稅收安全未受威脅，因此不符合非法出售專票罪的構成要件。

這才是真正的司法智慧與擔當！打擊涉稅犯罪，絕不能靠簡單粗暴地“換罪名”來規避司法解釋的精神。定罪量刑，必須回歸犯罪構成的本質，必須有證據證明行為對國家稅收造成了實質性的被騙抵危險。

將“虛開”與“非法出售”混為一談，看似從嚴，實則是對罪刑法定原則的背離。對于有真實經營的實體企業，偶爾對外虛開但未造成國家稅款被騙抵危險的行為，絕不能簡單粗暴地套上“非法出售”的新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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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圣祥律師簡介】

舒圣祥律師｜合肥稅務律師｜全國辦案｜律師+CPA+稅務師三證合一

舒圣祥律師，安徽合肥專業稅務律師，支持全國范圍辦理涉稅案件。同時持有律師執業證、注冊會計師（CPA）、稅務師三重專業資質的復合型財稅法律專家，專攻各類疑難復雜涉稅法律糾紛。兼任全國主流媒體特約評論員，曾獲司法部好新聞獎，長期以專業筆觸推動稅收法治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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