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張公交卡,兩塊錢,從起點坐到終點,三十公里,一個價。坐兩站買菜,也是兩塊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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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套“一票制”在過去二十年被當作城市公共交通的基本規則,沒人覺得有什么問題。但仔細想想,整個城市里還有哪項公共服務是按“次”收費、不看用量的?水電燃氣是按量計費,地鐵是按里程計價,共享單車按半小時一個價。唯獨公交車,不管坐多遠,一個價。
這個定價邏輯,正在成為公交行業最隱蔽的失血點。
客流在持續下滑。跟2019年相比,全國公交客運量已經腰斬過半。客運量在城市總出行中的占比從2015年的接近六成掉到2024年的不到四成。
更直觀的是具體企業的處境。蘇州公交集團2024年票務收入只有2.28億元,運營成本接近29億,車票收入連成本的十分之一都覆蓋不了,算上財政補貼,年度凈虧損仍然接近5000萬。平均下來,每天虧掉13萬以上。放眼全國,僅2024年就減少了超過兩千條線路,淘汰了三萬多輛車。
一邊是客流在流失,一邊是成本在剛性上漲。公交運營成本里,人工工資、車輛折舊、場站維護這些固定支出占了七成以上。哪怕一輛車上只坐兩三個人,對大頭支出也幾乎沒影響。
補貼也在退坡。“十四五”期間中央財政對城市公交的補貼規模比“十三五”下降了超過七成。
行業正在被迫收縮。但很少有人追問:為什么一遇到客流下滑,公交就毫無緩沖空間?為什么地鐵遇到同樣的問題,抗壓能力就強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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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藏在定價邏輯里。
把一票制的問題拆開看,核心就一句話:定價跟成本脫鉤了。
公交運營中,里程是最核心的成本驅動因素。一條30公里的線路,消耗的燃油、司機工時、車輛損耗,大約是一條10公里線路的三倍。但在票價上,這兩條線路沒有任何區別。坐30公里的人和坐兩站路的人,付一樣的錢。這意味著短途乘客的票價里,有一部分被挪去覆蓋長途線路的額外成本了。
這不合理。短途乘客消耗的資源更少,卻承擔了跟長途乘客相同的票價。結果就是,越來越多短途乘客覺得“不劃算”,走兩步就到的事,為什么要花兩塊錢坐車?于是他們選擇步行、騎車、打車。公交把最不該失去的那批短途客源,用定價機制逼走了。
公交公司每新開一條長途郊區線路,成本就增加一截,但票價收入跟里程完全不掛鉤。線路越長、虧損越大,大量郊區線路最先撐不住就是這個原因。
整個行業的資源配置,被一個不合理的定價機制扭曲了。
這種扭曲的影響比表面看起來更深遠。公交系統的競爭力建立在兩個基礎上:網絡密度和發車頻次。網絡密度靠線路數量支撐,發車頻次靠客流密度支撐。一票制把短途乘客趕走了,客流密度下降,發車頻次只能跟著降。頻次一降,等車時間變長,剩下的乘客也覺得不方便,又走一批。這是一種“自我強化”的衰退螺旋,定價機制把客流往外推,客流減少又進一步削弱了服務的吸引力,惡性循環。
很多城市的情況就是如此。客流大幅下滑后,原本七八分鐘一班的路段,現在要等十五甚至二十分鐘。車越少人越少,之后車更少。很多公交企業只看到客流在下滑,卻沒意識到定價系統本身就是推手之一。
對比一下地鐵的定價方式,問題就更清楚了。
地鐵從第一天起就實行按里程計價。坐得越遠、付得越多,成本高的長距離出行由乘客自己承擔一部分,而不是讓短途乘客來均攤。
公共交通領域有一個大致的分工:地鐵負責長距離、大運量的骨干運輸,公交負責中短距離的接駁和區域覆蓋。但公交的定價邏輯恰恰在鼓勵長距離出行、懲罰短距離出行,跟它的定位完全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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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像一個企業,小單不賺錢、大單虧更多,那它還能做什么生意?
政策層面已經給出了明確信號。2024年國務院頒布的《城市公共交通條例》明確提出,鼓勵根據運輸距離建立差別化票價體系。
廣州率先調整,按20公里為界簡化為兩級計價。佛山跟進得更徹底,把線路分檔,超長線路實行分段計價,同時配套月度累計優惠。大連的票價體系從1993年沿用至今,三十多年沒動過,2025年也啟動了改革聽證。公交按里程計價正在從個別探索變成普遍趨勢。
這里有一個更深層的問題:為什么同樣是公用事業,地鐵從一開始就按里程計價,公交卻在一票制上困了三十年?
答案不在定價技術,在行業屬性。
地鐵的投資規模決定了它從出生起就必須算經濟賬。一條地鐵線幾百億的投入,如果沒有合理的定價機制,運營缺口根本填不上。按里程計價從一開始就是必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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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不一樣。公交的投入門檻低,早期城市財政還能兜得住,一票制的行政成本最低,沒有人覺得有必要搞得那么復雜。久而久之,“公交就是低價出行”這個觀念被固化成了一種社會共識。票價調整要聽證、要審批、要平衡社會承受力,改革的窗口就一點點關上了。
等到客流真的開始大跌、財政真的開始吃緊的時候再想改,乘客已經被二十年的低價“慣壞”了,任何調整都會被解讀為“漲價”。問題不大的時候沒人想改,問題大了的時候已經改不動了。廣州、佛山這些城市現在能推下去,不是因為阻力變小了,而是因為不改革的代價已經大過了改革的阻力。
按里程計價在技術層面早就不是問題。現在的公交卡系統、車載終端、后臺結算能力,完全能支撐精準計費。真正的難點在于公平。
公平在這里有兩層含義。
很多住在郊區、每天要坐三十公里公交進城的工薪族,原來2塊錢能解決的通勤,按里程計價后可能要花4塊甚至更多。這部分人群的收入水平往往不高,讓他們承擔更高的出行成本,這是不是另一種不公平?
反過來看,坐兩站的人憑什么補貼坐三十站的人?短途乘客的錢也是辛苦掙來的,他們的出行成本被“平均”了,這同樣不公平。
這兩層公平是沖突的。按里程計價解決的是第二種不公平,但同時可能制造第一種不公平。
合理的做法,不是簡單地“一刀切”改成按里程收費就完事。在按里程計價的基礎上,需要配套精準的補貼和保護機制,比如對高頻通勤者給予累計優惠、對特定人群保留折扣、對長距離通勤設置封頂價。
佛山做的月度累計折扣就是這個思路。坐得多的人,單價反而降下來了。長途通勤者的負擔沒有大幅增加,短途乘客也不再為長途出行買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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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才是公交定價改革應該走的路,也是讓乘客真正受益的方向。
當公交公司有了穩定的收入預期,它就有底氣維持線路和班次。一個定價合理的系統,能讓企業在不依賴大量補貼的情況下保持運營。線路不再隨意縮編,班次不再持續減少,等車的時間就能得到控制。很多選擇離開公交的人,并不是不想坐,是實在等不起。
短途出行的乘客在按里程計價的體系下會更劃算,3公里以內的短途票價可以降到1塊錢甚至更低。當公交重新變得可靠、短途出行重新變得劃算,那些被逼走的乘客自然有回來的動力。公交不是沒有市場,是過去的定價邏輯把市場拱手讓給了別人。
公交的困境,從來不只是定價的問題。客流被地鐵、網約車、共享單車分流,補貼在退坡,這些都是實實在在的壓力。
但定價邏輯是整個系統中最容易被忽視,卻又影響最深遠的變量。一個結構不合理的定價方式,會扭曲乘客行為、扭曲資源配置、扭曲企業的經營決策。表面上看起來是“外部沖擊”的問題,內部有一個定價機制在放大它。
一票制在三十年前是合理的。那個時候城市小、線路短、成本結構簡單。但今天的城市已經完全不同了。用三十年前的定價邏輯運營今天的公交系統,跑得越遠,傷得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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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不會消失,它有它必須承擔的兜底功能。老人、學生、偏遠社區的居民離不開它。但那個“兩塊錢坐穿全城”的時代,可能正在慢慢成為歷史。
如果公交改成按里程計價,短途更便宜、長途適當貴一些,但線路不縮、班次不減、服務有保障,你能接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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