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
文｜孫玉良
2003年10月，新《婚姻登記條例》正式實施，取消了在中國實行多年的強制婚檢制度，婚檢從此由“強制”變為“自愿”。這一變革的初衷，是為了尊重和保障公民的婚姻自由，將是否進行婚前醫學檢查的權利交還給當事人自己。然而，二十多年的社會實踐，證明這一決策并不是那么正確，帶來的后果相當嚴重。我認為：取消強制婚檢“后患無窮”，這一決策應該改回來。
為什么我這樣說？因為我認為婚姻是人生大事，是關乎到兩人的終身幸福與子孫后代的大問題，故婚姻自由不應是“盲目自由”。取消強制婚檢的一個重要考量，是盡可能地保障婚姻自由。然而，婚姻自由應當建立在“真實意思表示基礎之上的自由”，不能夠不清不白，甚至誤入歧途?；橐霾粌H是兩個人的結合，更關乎雙方的健康知情權、下一代的出生人口素質乃至整個社會的公共衛生安全啊。當一方因未做婚檢而不知對方患有重大疾病時，這種所謂的“自由”其實建立在了信息不對等甚至欺騙之上。這種自由，不僅不牢固，而且可能成為日后家庭矛盾的導火索。《民法典》第1053條雖然規定了一方患有重大疾病不如實告知的，另一方可請求撤銷婚姻，但這終究是事后的補救，遠不如事前的預防來得重要。
而且我們看到，取消強制婚檢后最直接的后果，便是全國婚檢率的斷崖式下跌，“自愿”基本上就是“不愿”和“不做婚檢”。以上海為例，新條例實施一個月，自愿婚檢率僅約1.69%；北京2004年婚檢率從強制時期的近100%驟降至5.03%；廣東從2002年的62.4%跌至2004年的2.93%；廣州更是從93%跌至2011年的7%?；闄z率“一落千丈”的同時，一系列社會問題開始浮出水面，令人憂慮的是新生兒出生缺陷率的大幅上升。有統計顯示，珠三角城市新生兒出生缺陷率平均達2.76%，比十年前翻了一番。婚檢不僅僅是醫學檢查，還包括婚前健康教育和婚育咨詢指導，婚檢率下降導致出生缺陷的一級預防被明顯削弱。
此外，由于缺乏強制婚檢的約束，一方婚前隱瞞嚴重疾病、婚后被對方發現而引發的婚姻撤銷糾紛和家庭悲劇也屢見不鮮。更可怕的是，艾滋病患者或艾滋病病毒攜帶者也可以不做婚檢進入婚姻，成為不負責任的“殺手”。近年我國報告現存活HIV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約120萬，其中處于婚育年齡的人群占比很高。在未知另一方感染狀態下盲目進入婚姻，事實上相當于對生命的“謀殺”。
我堅決主張重新審視現行的婚檢制度，除了以上事實以外，還因為我國法律體系在婚檢問題上存在明顯的沖突：1995年實施的《母嬰保健法》仍規定“男女雙方在結婚登記時，應當持有婚前醫學檢查證明”；而2003年的《婚姻登記條例》卻不再要求提交婚檢證明。這種長達二十余年的法律沖突，亟待解決。我認為，按中國的國情，“自愿”婚檢解決不了上述嚴重的社會問題，因為人們的素質沒有那么高。鑒于強制婚檢能以較低成本判斷對方是否隱瞞疾病，并對故意隱瞞行為形成威懾，所以我主張恢復強制婚檢才是最根本的解決之道。
我不否認取消強制婚檢的初衷是好的，是為了尊重個人的婚姻自由。但事實證明，這一政策沒有考慮周全，沒有考慮到中國人在某些方面的“劣根性”，“一放了之”的做法帶來了婚檢率暴跌、出生缺陷率上升、家庭糾紛增多甚至艾滋病感染等一系列嚴重后果。婚姻自由不應以犧牲健康知情權和后代素質為代價。在保障公民權利與維護公共利益之間，我們需要找到一個更加平衡、更加負責任的制度安排，這個“制度安排”就是恢復強制婚檢，至少先切斷某些無德艾滋病患者（HIV攜帶者）以愛為名的欺騙性傳染鏈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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