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社科基金 | 漢至唐服飾文化交流的考古學觀察

漢至唐是中國古代服飾文化發展的重要時期。絲綢之路的開辟與暢通，為跨區域、跨民族的服飾文化交流與融合奠定了基礎。考古出土的該時期紡織服飾實物，以及陶俑、壁畫等圖像資料，不僅彌補了文獻記載的不足，而且生動再現了不同文化因素在服飾領域相互交融的歷史圖景。

從局部借鑒到整體文化融合

自漢至唐，中國傳統服飾風格經歷了由相對單一向多元融合的轉變。這個過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不同服飾文化元素互相碰撞、融合并不斷重構的結果。

漢承周禮而重儀制，建立起以華夏傳統深衣、袍服為核心，上下有別、尊卑有序的服飾等級體系。從考古出土的畫像石、畫像磚、陶俑、墓室壁畫等資料來看，兩漢時期中原王朝統治區域內的服飾呈現明顯的一致性。然而，服飾的同一性并不意味著阻斷外來元素的傳入。華夏民族早期的褲子僅有兩只獨立的褲管，而游牧民族為適應騎射生活最早發明了連襠褲。直到西漢時期，這種褲子才成為軍人、農夫、仆役的常服，在陶俑、畫像石中有較多表現。草原民族釘綴金屬牌飾的腰帶受到達官貴人的喜愛，在河北滿城中山王墓、江蘇徐州獅子山楚王陵等高等級墓葬中多有出土。與此同時，中國產的絲綢也傳到西域、中亞、西亞及地中海地區，在新疆羅布泊樓蘭古城、民豐尼雅遺址以及蒙古國、俄羅斯、敘利亞等地的遺址中均發現色彩斑斕的漢式織錦。

魏晉時期，隨著民族大遷徙，北方民族緊窄便利的短衣、長褲、長靴廣泛流行，在洛陽西晉墓出土的男侍俑、武士俑身上均有所體現。南北朝時期，這種名為“褲褶”的上衣下褲式服裝極為盛行，北魏早期甚至作為朝服穿著。孝文帝改革后，褲褶雖退出朝服之列，但因其形制簡潔而備受文臣武將及民間推崇。經過改良的褲褶衣身合體，衣袖、褲腿寬博，既保留了胡服的實用干練，又凸顯了華夏服裝的莊重飄逸，成為胡漢審美融合的典型代表，在河北磁縣灣漳北朝大墓壁畫與陶俑中普遍存在。釘綴金屬銜環牌飾的腰帶逐漸普及，帶具也由固定扣舌、系帶連接的“晉式帶”演變為活舌帶扣式蹀躞帶，北周武帝孝陵出土的銅帶具即為實證。北朝后期，西域民族喜好的圓領窄袖袍逐漸風行，山西忻州九原崗北朝墓壁畫中的武士、儀衛、侍從甚至女性均有穿著。

至隋唐一統，北朝以來胡漢融合的服飾風尚臻于大成。褲褶、圓領袍、長靿靴等服飾被融入國家輿服制度。《舊唐書·輿服志》載唐“衣裳有常服、公服、朝服、祭服四等之制”，其中圓領袍衫作為常服主體，地位日益提升，成為貴族官員處理公務、參與雅集常見著裝；公服、朝服和祭服基本沿襲傳統舊制，穿著場合日益收窄。章懷太子李賢墓壁畫《客使圖》中鴻臚寺官員身著褒衣博帶式禮服，而《狩獵出行圖》及過洞所繪儀衛則頭戴幞頭、身著圓領窄袖袍、腳蹬皂靴，正是制度融合的視覺體現。在服裝紋樣方面，波斯聯珠團窠紋、佛教寶相花等與中原祥瑞紋樣相互融合，成為官員身份等級的標識。服飾文化發展至唐代，大量外來服飾元素已深度融入中華文明發展脈絡，甚至轉化為中式審美的有機組成部分，展現出兼容并蓄、煥然一新的時代風貌。這種新的服飾體系為后世服飾發展格局奠定了基礎，并對當時的日本、新羅及部分西域國家產生了深遠影響。

服飾交融的主體差別

人是文明交流互鑒最好的載體，服飾的傳播與交流始終與人的活動緊密相連。漢唐時期，不同地位、身份的人群在服飾交流中呈現出明顯差異。

統治者借助冊封、朝貢等方式，推動服飾形制、衣冠制度的跨區域流通。在朝貢體系下，少數民族政權向中原王朝進獻裘革及奇珍異寶。《后漢書》《晉書》記載了烏桓、肅慎進獻貂皮的歷史。中原地區除用貂裘防寒外，還將貂尾納入輿服，制成象征高位的貂蟬冠，自漢朝沿用至明朝。太原北齊婁睿墓甬道西壁門衛所戴籠冠，右側簪貂尾，便是貂冠的真實寫照。中原王朝通過冊封朝貢國統治者，并賞賜其官服、印綬彰顯威儀。匈奴呼韓邪單于曾多次朝漢，漢宣帝賞賜的物品中既有象征身份地位的“冠帶衣裳”、璽、綬，也有御寒保暖的“衣服錦帛絮”。這種體制后世基本沿襲，唐朝僅根據時代發展將賞賜物改為官常服“袍帶”，即圓領袍和腰帶，如開元十七年（729）突騎施大首領葉支阿布思朝唐，“授郎將，賜紫袍金帶魚袋”。據《唐六典》載，朝廷令益州（今成都）、廣陵（今揚州）每年上貢“蕃客錦袍”用于賞賜，《步輦圖》中吐蕃使臣祿東贊所穿小袖圓領錦袍，即被沈從文先生視為典型例證。

《步輦圖》（局部）唐·閻立本 資料圖片

貴族與官員是吸納外來珍寶、飾物、織品及紋樣的主體。兩漢時期，大量輸入中國的印度—太平洋單色拉制玻璃珠，直到北朝時期墓葬中仍有大量出土。此類人工珠子還與外來的琥珀、瑪瑙等天然寶石串成組玉佩，成為貴族官僚裝點儀容的重要佩飾。太原北齊徐顯秀墓出土的嵌寶石金戒指，戒托內鑲嵌藍寶石，表面陰刻雙手持杖人物，整體裝飾繁縟，具有濃郁的中亞、西亞風格。類似的戒指在河南洛陽北魏呂達墓、寧夏固原北周李賢墓中也有出土。這種凹雕戒指起源于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的滾筒印章，并非普通飾品，還具有在文件封蠟上蓋印的功能，是權勢的象征，被政治領袖和商人廣泛使用。北朝時期大量輸入中原的聯珠團窠紋、蓮花紋、忍冬紋等成為衣飾新寵，改變了以往以動物紋為主的裝飾風尚。這些紋樣的織錦通常被裁作衣襟、袖子、裙擺邊飾，如徐顯秀墓墓室東壁侍女裙擺飾聯珠團窠菩薩紋；墓主夫人衣領飾忍冬紋，身旁的侍女服裝邊緣則裝飾卷邊對花紋。

普通民眾的服飾選擇更注重耐磨性、實用性與便捷性。在棉花普及之前，中原民眾多以麻葛為衣，款式力求便于勞作行動。邊疆毛紡織技術的傳入拓展了服裝的材料來源，長褲的普及則改變了服裝款式。漢代畫像石、畫像磚中有大量表現耕作、庖廚、釀酒、漁獵等勞作場景的畫面，人物多著及膝短衣、直筒長褲，有的如四川彭州義和鄉酒肆畫像磚表現的買酒客，身著更為簡便的短袖上衣和及膝短褲。這種實用便利的服裝樣式，直到隋唐時期仍是普通民眾的主流著裝，只不過有些服裝由交領改為圓領而已。

古代女性雖非服飾變革的主導者，但其妝飾、佩飾及服裝局部也存在中外交流。西漢時期，張騫出使西域將紅藍花制成的胭脂引入中土，為女性“粉白黛黑”的妝容增添了色彩。襦裙自漢代起成為女性常服，但其形制自北魏遷都洛陽后趨于修長飄逸，裙腰高束至胸部，如洛陽北魏楊機墓雙髻女俑所著。北朝晚期至唐初流行小袖短襦，高腰裙通常用異色布幅縱向拼接成條紋裙，見于太原北齊徐顯秀墓、婁睿墓及唐太宗昭陵韋貴妃墓壁畫中的女侍形象。小袖、高腰裙的出現本質上是由于拓跋鮮卑等草原民族女性地位較高，可參與騎射、宴飲等社交活動，裙腰線提升更便于行動騎乘。在此風氣下，當時還出現女著男裝的現象，花木蘭女扮男裝替父從軍的故事家喻戶曉，北朝陶俑、壁畫中也有發現，北魏楊機墓、磁縣灣漳北朝墓出土的牽手女俑便身著男裝褲褶。這種現象在唐朝尤為盛行，宮廷、民間均可見男裝女子的颯爽英姿。唐金鄉縣主墓中出土的騎馬女俑，頭戴孔雀冠、身著圓領袍、腰系革帶、足踏烏皮靴，英氣勃發。這種著裝突破傳統禮制束縛，成為盛唐氣象的生動注腳。

服飾文化交流的內在邏輯

服飾文化交流絕非簡單的形制模仿，而是不斷吸納轉化與融合創新的動態過程，背后蘊含著生產生活需求、文化認知認同與社會發展演進的內在邏輯。

基于生產生活方式的適應性調整，是服飾文化交流的原始動力。不同地域與民族因自然環境、生產方式的差異，形成各具特色的服飾體系：窄袖短衣、長褲皮靴適合游牧民族的騎射生活，寬袍大袖契合農耕民族的田間勞作與禮制建構的需求。當人群流動引發生產生活方式交匯時，服飾作為最直接的生活載體必然發生適應性變革。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的本質是通過服飾革新適配新型的軍事作戰方式；衣褲制的流行順應了漢末胡床等高足坐具傳入中原后，由席地跽坐向垂足高坐的生活方式轉變；蹀躞帶的盛行則適配魏晉以降軍人騎馬隨身攜帶佩刀、弓箭、礫石等用品的需求，唐朝建立后又適應了等級身份象征的制度化需求。這種基于實用需求的交流互鑒，使服飾文化突破地域與族群界限，形成具有普適性的文化元素。

文化認知的趨同，是服飾文化交流的核心支撐。服飾不僅滿足人們的物質需求，更承載著特定群體的禮儀規范與精神追求，其交流過程本質上是文化理念的碰撞與融合。西漢初，世穿皮革旃裘的匈奴人喜著中原地區傳入的絲綢衣服，考古發掘的匈奴墓葬中常見漢式織錦服裝。漢宣帝時，龜茲王“數來朝賀，樂漢衣服制度”，主動以中原輿服重構自身文化禮儀，正是文化認同推動服飾融合的典型表現。拓跋鮮卑入主中原后最初堅守本民族服飾傳統，后來逐漸認同華夏衣冠承載的禮制內涵而推行漢化改革，至北魏孝文帝時期達到頂峰。龍門石窟賓陽中洞北壁《帝后禮佛圖》中，皇室及貴族官員身著褒衣博帶式華夏服裝。這種對華夏禮制的價值認同，使服飾交流超越形制層面，升華為不同文化間的價值對話。

技術革新是服飾文化交流的重要支撐條件。服飾原料的跨區域流通、染織技藝的共享，為服飾交流提供了物質基礎。中國是世界上最早飼養家蠶和織造絲綢的國家，兩漢時期絲綢已運往中亞、西亞和南亞，向西最遠到達羅馬。由于價格昂貴，羅馬、波斯等地工匠便將絲織物拆解為絲線，摻雜當地亞麻或羊毛重新混紡織造，催生出波斯錦、粟特錦等新型織物，有的再返銷中國，形成雙向流動的絲綢貿易網絡。西方織錦的緯線起花、斜紋組織等織錦技術，又促使中國織錦由傳統的經錦向緯錦轉變，由此推動了技術革新，為服飾的發展演變提供了支撐。

漢至唐的服飾文化交流已超越單純的審美與形制互鑒，成為文明交流互鑒的重要載體。在文明對話日益深入的當下，深入發掘中華優秀傳統服飾的文化價值，推動其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正是構建東方美學話語體系的關鍵路徑。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漢唐時期入華胡人服飾的考古學研究”負責人、山東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

來源 ： 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 郭飛

新媒體編輯：張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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