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把鏡頭稍微拉遠。時傳祥1915年9月出生在山東高密一個佃農家庭。饑荒、苛捐雜稅、地主逼債，是他少年時代最深的記憶。14歲那年，父親病逝，家里再無頂梁柱，他揣著母親縫好的布包，獨自往北走。1930年，他在北平城郊棲身于一家糞場，接過一把簡陋的鐵鍬，一頭扎進了城鄉最臟最累的角落。那個年月，掏糞工被叫“糞夫”，活計沉重，地位低下，吃的是人家剩菜，住的是漏風棚屋，衣服補丁摞著補丁。可他一句怨言都沒說，“臟點累點，能掙口飯，總比回去餓死強。”這是鄉間漢子的樸素邏輯。
北平光復后，1949年城里掛起“人民政府”的紅燈籠，許多舊日行當被重新命名，掏糞工改叫“清潔工”。表面看只是寫法不同，實則意味深長：干凈的街巷同樣需要國家的陽光，勞動者不再被嫌棄。1952年，崇文區成立清潔隊，時傳祥毫不猶豫報了名。他在一次動員會上說：“過去咱們是給東家掙飯吃，現在是給老百姓辦事，這股勁能不往上使么？”說完，他第一個背起糞桶，上車。
北京城里有句順口溜，“六部口到廣安門，三十里，天不亮就出發，星星出來才收工。”這話，說的就是時傳祥那班人。不同的是，他始終把活干到極致：糞井壁面必須刷凈，巷口路面要反復沖洗，臭氣不散誓不收工。有時候累得直喘，他就用井水沖把臉，再干。有人問圖啥，他笑瞇著眼答：“咱手上是臟，可心里亮堂。”一句憨厚的玩笑，卻透著難得的職業自尊。
勤快能換來尊重，更能贏得信任。當清潔隊推行定額制時，別人每組50桶就打退堂鼓，他主動提議改成80桶，還帶頭多背幾趟，硬是將整條街巷收拾得纖塵不染。這樣的人，領導不提拔誰提拔？不久，他當了隊長，卻依舊和伙計們一樣起早貪黑。有新工人嫌味大想打退堂鼓，他拍拍對方肩膀：“哥們兒，堅持十天你就不怕了，三十天就離不開這行。”帶著笑，可句句真誠。
全國群英會的請柬送到清潔隊那天，工友們炸了鍋：一個掏糞工成了主席團成員，這事以前想都不敢想。時傳祥卻犯了難——“我這身衣裳，能上得了臺嗎？”街坊七手八腳給他湊了套簇新的藍工裝，還硬塞給他一條干凈的白毛巾。26日，在人民大會堂，劉少奇笑瞇瞇地迎上前，“你就是老時吧？”短短八個字，一下拉近了彼此的距離。握手的瞬間閃光燈四起，現場靜了兩秒，隨即掌聲如潮。有人聽見劉少奇低聲囑咐：“干好活，帶動大伙，北京需要你們。”時傳祥紅了眼眶，只憨厚地點頭：“一定！”
三天后，《人民日報》頭版刊出那張照片。許多讀者注意到，主席的西裝袖口被時傳祥的泥點子弄臟，可劉少奇毫不在意。照片下面那行小字“我們都是人民的勤務員”，瞬間傳遍大江南北。此后一年，北京報考清潔隊的青年人數翻了一番。有人打趣：“時隊長一露臉，把清潔隊招工的牌子都快撞破了。”
時間撥到1966年9月。文化宮門口，警衛員匆匆而來，“時師傅，主席想請您到中南海小住。”他愣住了，“我？去中南海？”同事們以為他聽錯了。可第二天，黑呢子大衣披在肩上，他真的跨進了新華門。毛主席同他握手，笑著說：“掏糞也是革命工作，別多想，住下來，好好看看北京的新氣象。”國慶那天，時傳祥就站在城樓西側，目送鋼鐵洪流駛過金水橋。天安門廣場無比開闊，他卻想起北平城郊那條狹窄的糞路，心里暗暗發誓，回去后得把老城區的下水道再疏通一遍。
這一誓言他兌現了。即便年過五旬，腿腳已有風濕，時傳祥依舊堅持出工。有人勸他休息，他擺手：“歇不得，井里堵了，夏天味兒更大。”1968年，他帶隊試行機械抽糞，初期機械頻頻罷工，他干脆鉆進井里，把吸口對準沉渣，渾身臭水不見眉眼，也沒一句怨言。同事們回憶，那天他上來時打了個噴嚏，“水溫不夠，得再熱點兒。”說完又下去了。
衰老無法阻擋熱情。1975年春，他已說話含糊，仍堅持巡井。5月19日，彌留之際，他讓兒女坐在炕沿：“這行臟，可國家離不開。只要你們有人能接我班，我閉眼也踏實。”長子時純仁一口答應。從此，這個家三代人留在了清潔一線：1984年，時純利成為全國先進生產者；2006年，孫輩時新春摘得“五一勞動獎章”。街坊笑言，這是“掏糞世家”；他們自己卻只說，“老爺子的話沒敢忘。”
如今翻看當年那張握手照，依舊能看見時傳祥手背上厚繭清晰。劉少奇說“我們都是人民的勤務員”，此言不虛。不同崗位，同樣崇高。時代在變，城市在長高，總有一群人低頭彎腰，讓我們踩著干凈的路繼續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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