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他在39歲經歷人生沖擊，54歲出任江西省委書記，57歲又成為省委副書記，仕途如何轉變？
1978年12月的撫州已經薄霧封田，縣里正召開一場簡短卻關鍵的生產匯報會。與會者大多年輕，他們談化肥、談機械，也悄悄打量坐在角落那位面容清瘦的中年人——許勤。會議散場時，有人低聲問他意見，他只回了三個字：“先穩住。”
那份沉著得來不易。1928年1月，許勤出生在遼寧綏中的一個貧瘠村落，十歲不到就見識了“闖關東”的逃荒隊伍。槍聲、饑荒與日寇的鐵蹄，讓少年對“活下去”有了最原始的理解。1948年秋，他被抽調到綏中縣人民政府文教科，教識字、貼標語、辦夜校，從此把命運與新生的政權綁在一起。翌年9月，他在昏暗的油燈下舉起右拳宣誓入黨，沒人想到這一次宣誓會把他帶到千里之外的贛江邊。
南下后，他先在撫州地委做秘書，記錄會議也記錄饑荒。1952年“三反五反”鋪開，他白天翻賬本，夜里走街串戶調查，“賬目要一筆不差。”他常這樣提醒同事。江西多丘陵，農業合作化難度大，他卻抓住水利突破口，帶隊修堤筑壩，引來稻田第一汪活水。短短幾年，合作社里出現了手扶拖拉機，鄉親們頭一次見到機器犁地。
1960年，36歲的許勤被派往南城縣擔任縣委第一書記。那年春耕前的一個雨夜，他圍著稻田轉了半宿，第二天召集干部：“社員想吃飽飯，先把灌溉搞通。”說罷掀衣下田，挑起第一擔泥土。小型水泵站密布山坳后，南城縣當年糧產增幅在全省靠前；幾家竹篾小作坊擴張為鄉鎮社辦廠，鍋碗瓢盆賣到了南昌。
但風向說變就變。1967年，政治狂飆席卷贛東，他的職務被叫停，接受隔離審查。有人在院子里指著他喊口號，他卻低頭修補舊筆記本；最苦悶時，他對妻子輕聲說：“留住經驗，遲早用得上。”寂靜的四年過去，1971年春，江西省委通知：到黨校報到。復職不只是一紙文件，更是一場知識“回爐”。在黨校，他重新研讀《資本論》第一卷，也第一次系統聽到“市場”一詞。
1972年回到撫州地委，他像急救醫生般為工廠、為農場把脈：拆除“批倒批臭”大字報墻，恢復供銷渠道，讓停擺的生產線再度轉動。1975年秋，他被選為援塞內加爾農技組組長。出國前有人擔心：“西非炎熱，還聽你的？”他笑答：“水稻不會挑人。”在塞內加爾，他推行窄畦直播、淺水管理，兩季試種后產量提升三成，當地農戶拉著他的手連聲道謝。
回國后不久，撫州地區革委會成立，他出任主任。1979年，省里機構改革，他兼任省委副秘書長、省外辦主任、省政府秘書長、副省長——多重職務折射出一個共同目標：讓江西搭上改革列車。那年冬天，他把外貿窗口從南昌搬到沿江港口，引入第一家外資瓷廠。有人質疑風險，他拍板：“不做等死，做了才有活路。”
1982年底，許勤升任省委書記。那是江西鄉鎮企業最“冒煙”的時代，小鋼爐、磚瓦窯遍布丘陵。他要求地市“關小、扶優、放活”，給能耗高、污染重的廠子開關停單，也讓市場嗅覺靈敏的小作坊拿到貸款。1985年職務轉換為省委副書記后，他把精力放在制度層面，推動人大調研常態化。一次立法座談會上，有基層代表說：“文件看不懂。”他放下茶杯回應：“法條若脫離土話，百姓就聽不見。”隨后責成法工委把條款寫得更口語、更具體。
1988年，許勤當選省人大常委會主任，主持通過多部經濟管理條例，為鄉鎮企業與外資企業確立統一的市場準入規則，也首次對預算執行情況進行聽證。有人評價，那幾年江西人大從“舉手機關”變成“問政機構”，許勤功不可沒。
1993年卸任后，他謝絕了多家單位的返聘邀約，常背著帆布包回鄉鎮，翻看當年合作社的老賬本。2003年，他把四十多年間的札記整理成《田壟與政壇紀事》，首印兩千冊，一周售罄。面對記者，他只說：“農田教會我的，比辦公室多。”
2021年10月18日凌晨，南昌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燈光微弱，94歲的許勤安靜離世。病榻前擺著一本磨舊的筆記本，扉頁是塞內加爾農民寫給他的法語留言，大意為“稻穗熟透時，始終低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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