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齡化加速來襲！生育率持續走低，我們該如何直面這一趨勢？

2024年，一個數字引發了廣泛的社會關注：中國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重達到15.64%，伴隨著關于鼓勵生育、延遲退休的熱議，一場席卷全球的人口結構轉變從角落走到聚光燈下，成為大眾的焦點。

近幾年人口老齡化的加速深化引發社會的恐慌和焦慮，我們總是在討論“怎么辦”，如何破局，但當我們退回一步，從人口本身弄清楚其成因時，或許我們就能夠坦然并應對人口老齡化。

生育率的下降是驅動人口老齡化最核心的動力。

工業革命前，人類社會普遍處于“馬爾薩斯陷阱”中，高出生率高死亡率的常態下，嬰兒夭折是司空見慣的事情，一方面為了對抗嬰兒夭折的高死亡率，另一方面則是在農業社會下，勞動力和養兒防老的需要，必須多生，同時糧食短缺、衛生條件惡劣，死亡是常態。因此人口結構是一個底座巨大的標準金字塔，大量的兒童和青少年，少量的中年和極少的老年。

伴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工業化和城市化的迅速發展，從多個方面影響生育率的下降。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生育水平的關鍵指標是總和生育率（TFR），即平均每對夫婦生育的子女數。人口學生通常將2.1稱為“世代更替水平”，即一對夫婦平均生育2.1個孩子，才能維持人口總量長期穩定，但我國的總和生育早已跌破這一警戒線，2020年總和生育率為1.3，生育率的持續走低，少子化現象突顯，不斷收窄人口金字塔底部，相對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呈現出“底部老齡化”的現象。

女性主義的興起是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

當越來越多的婦女接受教育，參與越來越廣泛的職業崗位，實現了教育與經濟的相對獨立，女性的社會地位不斷提升，同時受教育年限的增長以及職場晉升空間的不平等，女性的生育年齡與生育間隔隨之延長，女性成為了是否生育、何時生育、生幾個的主要決策者。

生育政策是生育率轉變的重要因素。

中國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嚴格執行的“一孩政策”造成了生育率的快速下降，盡管當前生育政策逐步寬松，到目前放開“三孩”，但對生育率的提升效果微乎其微。人們已經“不愿生，不敢生”。而因為人口慣性對人口轉變的結構性因素，未來即使人口生育率持續下降，但隨著醫療條件改善和預期壽命延長，老年人口的絕對數量仍會持續增長。

“不愿生”——婚育觀念大轉變。

隨著社會進步和思想的不斷解放，不婚主義、丁克主義、追求個人發展成為了當代主流，“結婚生子”“傳宗接代”等思想從所謂的“人生任務”轉變為了“人生選擇”。

養老金等社會保障政策的逐步完善，養老的選擇不再是單一的“養兒防老”。

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憂慮，更多年輕人不愿讓孩子生下來“受罪”。

“孩子”的選擇不再單一，很多年輕人認為“人孩”反饋的情緒價值不如貓貓狗狗，養孩子的錢不如多照顧“毛孩子”。

“不敢生”——養育能力達不到。

住房成本和就業壓力已經壓著人喘不過氣，生育成本已經成為人們不敢承擔的責任。

職場的性別歧視導致女性不敢生育，更不敢利用生育假遠離職場。

男性生育假的不完善導致父親角色的失位進一步“嚇退”女性生育的意愿，同時家務的性別分配不平等使女性不信任男性。

人口平均預期壽命延長是推動老年人規模不斷擴大的主要原因。

生育率下降是相對提高老年人口比重，而人口預期壽命的延長則是擴大老年人口規模，從頂部拉寬，形成“頂部老齡化”。

人口平均預期壽命是指當前各個年齡組死亡概率不變的情況下，這一年0歲出生的人平均能夠存活的年數。這一指數能夠反映社會整體的健康水平。中國平均預期壽命由1981年67.77歲提升到2024年79歲。

醫療技術的進一步發展降低中老年死亡率。

在醫療技術革命的前期，過去的不治之癥，如天花、瘧疾等得到了有效的防控，極大地降低了新生兒的死亡率，而隨著醫療技術的進一步發展，中老年人常常中招的慢性病有了更好的醫療手段和醫療方案，同時日常體檢觀念的普及，能夠讓人們及時發現、及早預防更多的隱藏病癥，從而降低中老年人的死亡率。

公共衛生的改善切斷傳染病的傳播。

多道工序凈化的飲用水、如火如荼的廁所革命、完善的城市排污系統從源頭切斷了傳染病的傳播。

生活水平的全面提高改善健康預期壽命。

營養飲食、全民健身、健康知識的普及，積極的心理情緒都延長改善了健康預期壽命。

人口流動是區域人口老齡化不平衡的主要原因。

“水往低處流”，人也會往經濟水平、生活條件等滿足自身需求的城市流動。大量青壯年從農村流向城鎮，由小城市流入大城市，由大城市流入特大城市。年輕人口的流入會在前期緩解流入地的人口老齡化程度，加劇流出地的人口老齡化程度。

2020年東北三省人口老齡化程度

但隨著年輕人口在流入地的年齡增加，“流動二代”的補充不足，又會在后期加劇流入地的老齡化程度，同時在大城市沒有養老保障的人，對“落葉歸根”有想法的人，打拼十幾年后，不得不進行人口回流，回到流出地，從而加劇流出地的人口老齡化。

初始人口基數是區域老年人口規模不平衡的主要原因。

1980年，在深圳成為經濟特區前，其人口數僅有33.29萬，而與當今的1800萬人相比，大規模年輕人口的流入稀釋了老年人口的比重。而同樣的人口規模流入北京、上海，對其老齡化的稀釋程度并不會很高。

2020年北上廣深人口老齡化程度對比

由此可見，人口老齡化并非“老年人變多”，而是人口結構的根本性轉變，是社會變革的自然而然的結果。社會變革是必然的，人口結構轉變是不可逆的，與其陷入如何逆轉人口趨勢的無效焦慮，不如積極迎接這場人口轉變的浪潮背后隱含的新一輪社會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