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域 | 哲學的思、言、行

古希臘哲學家德謨克利特曾言：“智慧生出三種果實：善于思想，善于說話，善于行動。”作為“愛智”之哲學，欲達智慧之鵠的，愛智者可循德氏“智慧果實”之昭示展開追求：深入地思，謹慎地言，切己地行。

原文 ：《哲學的思、言、行》

作者 |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專職研究員 郭繼民

圖片 |網絡

思：玄秘與邏輯

“思”可謂哲學之根基，離開“思”，哲學將蕩然無存。西方哲學重“思”，尤重思辨。自蘇格拉底提出“審慎地反思生活”以降，直至康德、黑格爾乃至馬克思“反思”整個世界，皆貫穿濃厚的思辨精神。東方哲學何嘗不是如此？印度佛教中的法相唯識派思維縝密、邏輯嚴謹，堪稱東方系統的思辨哲學。而在我國，先秦儒家之孟荀、道家之老莊、墨家之墨子、名家之惠施與公孫龍等皆留下思辨之華章；孔子十分重視“思”的作用，其“學思之辯”（“學而不思則罔”）以及“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之“九思”，即是明證。當然，東西哲學“思”之方向與側重點不同：西方哲學重自然、知識與個體，東方哲學重生命、倫理與整體。

哲學之“思”不同于科學之思。科學之思通過追問自然現象“是什么”以成就知識；哲學之思較自然科學更進一步，它追求知識的“何以是”，從而為科學奠基。除此之外，哲學還反思人之生活的“應然”與人類品位之“共通”，進而為倫理、美學奠基。因知識的“何以是”、倫理之“應然”及人類品位之共通，皆隱于現象之后，故哲學之“思”更抽象、艱深，此謂“形上之思”。哲學家被稱為“玄思的動物”，可謂實至名歸。

“思”之發生乃一隱性之過程，它講究理路的自洽與圓融。由是，在持續、艱深的反復之“思”中，逐漸生發出邏輯這一嚴謹、縝密的思維武器，科學事業（包括自然科學與哲學社會科學）無不建基其上。誠然，邏輯于東西方有不同表現：東方邏輯強調質（內容）之運用，如用于預防疾病的“五運六氣”、預測命運的“納甲筮法”乃至印度用于論辯的因明學，堪稱東方的內容邏輯。因其有特定內容或特定對象（因明），故難以普遍化；西方邏輯重視量（形式）之探索，它是純形式的，故具普遍性，且形成系統的邏輯學。

就發生學維度言，邏輯無疑源于深沉之“思”。“思”引發并開啟了邏輯之門；離開思，絕無邏輯之呈現。“思”及其所引發出來的隱秘之“邏輯”，已然構成哲學之基質，自不容疑。羅素甚至認為哲學的本質就是邏輯。

言：啟蒙與“張力”

哲學家有所思，則必有所“言”。即便主張“道不可言”的老子，也留下了五千字的《道德經》。“言”包括隱性之言與顯性之言。一方面，哲學家首先要“思”，思借語言而成，很難想象有離開語言之思，故無形之思亦可被稱為“言”，屬于個體的隱性之言；另一方面，思想形成后，須經語言合乎邏輯地“說”出，方得以傳播并獲得發展、提升之契機，此為顯性之“言”。顯性之言，不但彰顯愛智者的思辨力（邏輯），亦負有思想啟蒙與傳承之效能。

然而，兩種“言”亦各有其限。“隱秘之言”的困惑在于：其一，隱秘之言的“用語”能否私人化？即私人語言可否存在？其二，隱秘之言能否完全以“顯性語言”表達出來？此觸及“言意之辯”“能所之用”“顯微之別”諸問題。至于說出來的“顯性之言”，亦存在諸多困惑：如“本文”原義與讀者理解之異（詮釋學）、語句陳述層面存在“事實與意義”之爭（語義學與語用學）、“命題與原始語句、原始記錄”的“真值”之辯（分析哲學）、表達的“技巧、風格與策略”之擇等，皆值得深思。可見，在“說”與“被說”之間存在不小的張力。

面對“言”之困惑，古今善“說”諸大哲各顯神通，通過種種“善巧”（如格言、譬喻、對話、論證等）謹慎且明智地“說”了許多（包括“不說之說”），此皆是人類寶貴精神財富。

“言”為愛智者提供了追求智慧的可行途徑，但它并非智慧本身；智慧終究要在具體的行為中，在具身的實踐中，在主客交互的行動中“實現”出來。換言之，“言”與智慧之間存在巨大的張力。

“行”：切己體驗

智慧須在行動中證成。“行”的含義豐富，既含“意志”義（佛學“色受想行識”之“行”可理解為意志），又含馬克思意義上的實踐義。意志之行，指終生沉浸于哲思中的哲學家，他們的世界是語言的世界、思想的世界，“思”乃踐其“行”（意志），斯賓諾莎、康德、維特根斯坦等大哲可謂“以思踐行”的典范。實踐之行，指哲學家將其理念付諸行動，謂之知行合一。東方哲學堪為實踐哲學之模板：儒家之成圣、道家之成仙、釋家之成佛，皆以“具身化”的心性修持（實踐）為要。意志之行，固令人尊崇，概終其一生悠游于抽象哲思之中，殊非易事；實踐之行，更令人敬仰，概世人以言踐行者少，空談玄理者多，故夫子有“訥于言而敏于行”之教誨，朱子有“欲知知之真不真，意之誠不誠，只看做不做如何”之感喟！

東方有機整體哲學孕育出的“知行合一”，堪為哲學之極高理境。相比之下，西方哲學整體上長于系統建構，行動上未免闕如，對此“二分”之哲學，王國維曾發出“可信不可愛”之慨嘆。不過，隨著馬克思對德國古典哲學的“扭轉”，西方哲學亦逐漸從思辨哲學轉向實踐哲學。譬如，流行于西方的現象學派、存在主義學派乃至語言學派（如晚期的維特根斯坦）皆提出了“生活世界”“實踐哲學”“生活哲學”等理念。法國當代哲學家P·哈道特明確指出：“在古希臘，哲學首先是一種活動，而不是靜態的知識；是對智慧的愛，而不是智慧本身；是一種生活方式，而不是一個在學院被教授的學問；是提升精神的一個方法，它意味著個體存在方式的根本改變和轉換。”這表明：哲學家只有投身于“以理念塑造自我的切身活動”中，其追求的智慧方得以顯現；只有在直面世界的實踐中，哲學家才能校正理論，提升思維品質，并借此影響甚至改變周遭世界。

人工智能的崛起雖對哲學的傳統領地造成猛烈沖擊，但這并非意味著哲學不重要；恰恰相反，人類尤需哲學：實證科學固能滿足物質、能量甚至知識信息等生存之需，卻無法安頓精神生命，無法滿足人類形上超拔之需求。人天生乃形而上的動物，形上之滿足須經過“思”之探索（合乎邏輯地）、個性之表達（言），尤其須經過“切己”之體驗（行），其存在的價值、意義乃至韻味（美）方得以被揭示，其追求的智慧方能結出碩果。

哲學體系建構固為哲學家之職分，但直面生活、直面世界，思考生活、思考世界，體驗生命、體驗世界，是每個“在者”之宿命。哲學絕非哲學家之專利，它屬于每一個認真對待生活、體驗生命的“在者”。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2009期第5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狄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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