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重設西北局，劉瀾濤任第一書記，其他書記都有誰？

西北局這塊金字招牌，曾在1936年、1941年兩度扛起西北抗戰與解放的大旗。到1954年，中央撤銷了區域性中央局，改由各省委、自治區黨委直報中央。可現實很快證明，一省一策難以覆蓋西北那片廣袤高原。于是，1960年11月，第三次西北局整裝歸來，版圖涵蓋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

劉瀾濤的名字并不陌生。1904年生于河南滑縣的他，在長征途中就以“輪流背著電臺”聞名。新中國成立后，他歷任中央民委副主任、國務院秘書長，對中央與少數民族地區溝通路徑門兒清。重返西北，他最先看到的是嚴峻的自然條件和冒進的經濟指標，“西北吃飯要靠自己，這是底線。”會場里，他對班子成員扔下這句擲地有聲的話。

排在第二號位置的，是1911年4月生于陜西禮泉的張德生。打起仗來，他抱著駁殼槍沖鋒，干起黨務來又細致到村。1949年甘肅尚未解放，張德生受命西進，先剿匪后土改，兩手都要硬。1960年進入西北局常委，兼任陜西省委第一書記，正部長級。老鄉說他“刀子嘴，豆腐心”，因為他下鄉總能給貧困戶塞一包鹽巴。

第三書記胡耀邦的簡歷更為傳奇：1925年入團，1928年入黨，1934年跟大部隊翻雪山過草地；不到20歲時，他已經給紅軍做政治教育。抗日歲月，他在八路軍腹地辦青年訓練班；解放戰爭又被派往晉察冀、川北。到1960年，年僅45歲的胡耀邦臨危受命坐鎮西北局，主管組織、宣傳。有人打趣：“老胡說起青年工作就停不下來。”這可不是玩笑，他對西北各省團組織的調研報告，洋洋灑灑十幾萬字。

接下來是陜甘根據地的老資格張仲良。1907年生，耀縣起義時他帶著一團土槍。抗日戰爭后期，他在關中警備區開荒辦工廠，解決了被服供應。進入60年代，張仲良分管青海、甘肅工業，他常把一句話掛嘴邊：“戈壁灘上也得冒煙，有廠子還得有學堂。”1983年病逝前，他仍惦記青海湖畔那條鐵路何時能通車。

新疆方向的王恩茂，中將軍銜，1913年山東臨沂出生。參加革命后，他先在南昌起義余部里磨煉槍法，后跟隨李先念轉戰鄂豫皖。1949年率部進疆，他習慣用軍人的方式管理地方。西北局重設，他兼任自治區第一書記、軍區第一政委、兵團第一政委三頂帽子。有人質疑職務多，他笑著回應：“疆域大，帽子也得大。”

寧夏的實際操盤手，是1913年陜西藍田人汪鋒。紅軍時代，他是劉志丹的文書，行軍途中記錄傷亡數字最精準。解放后他做過公安、統戰，一看寧夏缺人，他自動請纓。西北局會議上，他提出“塞上江南”設想，主打黃河灌區。遺憾的是，由于種種現實制約，設想花了多年才見雛形。

高峰的名字常被和“模范縣委書記”綁在一起。1914年清澗出生，他給紅26軍籌過糧，也抬過傷員。1958年調青海主持工作時，他一頭闖進柴達木盆地，結果因為“左”的做法受到批評。1960年暫避鋒芒，當了書記處第六席。1976年病逝，年僅62歲，生前最得意的是在阿尼瑪卿山一手辦起的牧工小學。

排在第七的是高克林。1918年華州人，延安時期他是中央組織部的一支“筆桿子”。來到西安后，他協調大專院校支援農村科研，被稱為“土專家的伯樂”。調研時碰見老農，總是先端碗面條才開口問事，頗得農村干部好感。

書記處之外，還有三位候補書記。1960年冬天，他們的任命電報同一天送達西安東郊機場。

王甫，1907年山東牟平人，在家鄉組織抗日交通站出名。入京后曾擔任北京市委副秘書長。調來西北，他被分派給檢察機關，“法紀不能掉鏈子”，這是他的口頭禪。活到100歲，依舊堅持每天看文件。

王林，1915年唐山出生，長期跟水利打交道。河北平原的治河經驗讓他在西北派上大用場。黃河石嘴山段決口，他一腳踏水，喊一句：“先救人，后堵口！”現場被記者捕捉，成為當年新華社照片。

最后是白治民，1918年清澗娃，12歲就給紅軍站崗放哨。保衛部門出身使他雷厲風行。擔任候補書記后，他先在陜西，再到福建打理干部隊伍，臨終前還關心陜北林帶建設。

還有一位常被忽略的人物，霍士廉。1910年山西忻州人，他是山東抗日根據地游擊隊的組織者之一。1964年補任西北局書記處書記，接手農業與林業。下鄉途中，他問村干部：“籽粒歸誰？產量憑啥算？”一句話點破公私分配的癥結。1977年機構調整，他改任寧夏黨委第一書記，1996年病逝。

至此，1960年重設西北局的11位書記全部列席。是第一線指揮員，也是中央與西北各族群眾間的紐帶。回首那段群像，可以看到血與火的底色，也能讀出大山與黃河的倔強。陜甘寧青新五省區最終能連成一張網，這幾位書記的調兵遣將、走村串戶功不可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