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雜記｜董必武談黨“一大”的主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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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必武

特別提示：本文作者董必武是黨的“一大”代表；其文章來自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現(xiàn)代革命史資料叢刊：《“—大”前后：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后資料選編（二）》，屬于個人回憶類歷史資料性質(zhì)。敬請閱讀時注意辨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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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一大前后》第二冊；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作者：董必武

董必武（1886年3月5日-1975年4月2日），原名董賢琮，又名董用威，號壁伍，湖北省黃安（今紅安）縣人。

1903年中秀才。1910年，畢業(yè)于普通中學堂，任黃州府學堂英文教員。1911年10月參加辛亥革命，11月，加入中國同盟會。1914年1月，入東京私立日本大學攻讀法律，并加入中華革命黨。1917年2月回國。

1920年，與陳潭秋等人發(fā)起成立了湖北共產(chǎn)主義小組。1921年7月，赴上海出席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后，回湖北負責建立和發(fā)展中共地方黨組織，任中共武漢區(qū)委執(zhí)行委員。1924年5月任中共漢口地委書記。1926年1月，在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候補中央執(zhí)行委員并被派駐湖北省指導黨務。同年秋，任中共湖北區(qū)委執(zhí)行委員。1927年，任湖北省政府常務委員兼農(nóng)工廳廳長。1928年，赴蘇聯(lián)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和列寧學院學習。1932年回國，進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據(jù)地。1933年3月，任馬克思共產(chǎn)主義學校（即中央黨校）教務長、副校長。1934年1月，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zhí)行委員，后任蘇維埃政府最高法院院長，工農(nóng)檢察委員會副主任，代主任。同年10月參加長征。1935年到達陜北后，任中共中央黨校校長。1937年任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代主席。

1937年7月以后，任中共中央長江局委員、民運部部長。1938年，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被補選為中央委員。后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副書記兼統(tǒng)戰(zhàn)部部長。1938年7月，任國民參政會中共方面的參政員，1945年曾代表中國解放區(qū)人民赴美國舊金山參加聯(lián)合國制憲會議。

1945年11月回國后，任中共代表團成員，參加國共兩黨和平談判。1946年秋起，接替周恩來領導中共駐南京代表團。1947年3月率團撤回延安。后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員會常務委員、華北財經(jīng)辦事處主任、中共中央財政經(jīng)濟部部長、華北財經(jīng)委員會主任。

1948年5月，任華北聯(lián)合行政委員會主任。9月，任華北人民政府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政務院副總理兼政法委員會主任。1950年，任政務院中共總黨組干事會副書記兼政法委員會分黨組干事會書記。1954年9月，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1954年12月至1959年4月任政協(xié)全國委員會副主席。1956年任中共中央監(jiān)察委員會書記。1959年后，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代主席，兼任中國新法學研究會和政治學會會長、中共黨史編纂委員會主任。1975年當選為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是中共第七、八、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第十屆中央政治局常委。

1975年4月2日在北京逝世，終年90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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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chǎn)黨

“一大”的主要問題

（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八日）

董必式

同志們關心“一大”這是好現(xiàn)象，雖然“一大”本身，沒有留 下什么文字材料，但找人回憶，也是一個好的辦法。 回憶因為各人觀察事物的角度不同，距直接獲得印象的時間又有相當間隔，所以把幾個人各自回憶參照著看，就有同有異。

在搜集“一大”材料時，不必繁瑣地注意嘉興南湖開會的船型和某人講什么話，講話是什么姿態(tài)那些組節(jié)，應特別注意“一大”的主要問題。

什么是“一大”的主要問題呢？

首先，我們中國共產(chǎn)黨很幸運，毛主席不僅是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成員，并當選為當時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在黨中央以他為首后，他領導黨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的革命實踐相結合，制定了我們黨在各個革命階段的總路線。黨的政治路線，組織路線，都是按照毛主席的思想制定的。這就奠定了我黨是一個真正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的基礎。毛主席領導黨和中國人民一道革命，取得了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這是最寶貴的一點，也是我們黨最值得驕傲的一點。

“一大”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大會提出過“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軍閥”的政治綱領，這個綱領是在宣言一類的文件中表達出來的。

我記得曾經(jīng)參加過起草這類文件的工作，所以還隱約想得起這個綱領的內(nèi)容?！耙淮蟆蔽募院缶瓦z失了?！耙淮蟆蓖ㄟ^的綱領，雖無文字可證，但到了“二大”時，黨對于“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軍閥”，就有較為完整理論的闡發(fā)。

“一大”通過的綱領，特別是第一點“反對帝國主義”，現(xiàn)在看起來已經(jīng)是平淡無奇，但如果回顧一下四十年前當時中國的論壇、當時的政治思想界和各政治黨派的主張，就會知道這是中國革命運動中的了不起的一樁大事。當時，任何政黨、政派都沒有提出過這樣的徹底革命的綱領。政論家也很少把反對帝國主義和中國革命聯(lián)系起來。

為什么“一大”能夠提出反對帝國主義的綱領呢？

第一，近百多年來，中國人民的覺醒和列強欺侮中國是不可分的，中國人民有著反抗外人侵略的愛國傳統(tǒng)，鴉片戰(zhàn)爭，英法聯(lián)軍入侵，中法戰(zhàn)爭，甲午戰(zhàn)爭，各省教案和義和團運動，這些事情都教育了中國人民，激起了對帝國主義的仇恨。到有工人階級積極參加的“五四運動”，就形成了鮮明有力的“反對帝國主義”的愛國運動，并且開始了劃時代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先進知識分子們，決心依靠工人階級進行革命，組織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黨，難道還不能把愛國人民和先進工人階級的傳統(tǒng)，反對帝國主義的意識，在政綱中表達出來嗎？

第二，中國共產(chǎn)黨的發(fā)起人中，如李大釗、毛澤東等同志，在建黨之前幾年的言論中，已經(jīng)有了反對帝國主義的思想萌芽。李大釗同志在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五日的《庶民的勝利》文中，曾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目的，是“資本家的政府想靠著大戰(zhàn)把國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國家做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國、成一個經(jīng)濟組織，為自己國內(nèi)資本家一階級謀利益?！币痪乓痪拍晡逶率巳盏摹睹孛芡饨慌c強盜世界》文中，他指出“不止奪取山東的（指日本）是我們的仇敵，這強盜世界中的一切強盜團體、秘密外交這一類的一切強盜行為，都是我們的仇敵”，主張用“民族自決、世界改造的精神，把這強盜世界推翻”。 毛澤東同志在一九一九年七月的《民眾大聯(lián)合》文中，強調(diào)群眾革命力量聯(lián)合起來，就能充分打倒帝國主義和軍閥官僚等反革命勢力。在一九二〇年九月的《湖南建設問題的根本問題》一文中，也提出“推翻帝國主義，不許再來作祟”。這都說明在“一大”之前，我們一些同志，已有比較明確的反對帝國主義的思想基礎?！耙淮蟆彼ㄟ^的政綱中，自然會把這些正確代表人民革命的意見確定下來。

第三，中國共產(chǎn)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是在共產(chǎn)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之后召開的。列寧在共產(chǎn)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的報告中，分析了和指斥了帝國主義。大會通過加入共產(chǎn)國際的條件第八條中，規(guī)定凡有殖民地國家的黨，必須反對本國的帝國主義。共產(chǎn)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的在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提綱中，指出“整個世界，已分成了巨大數(shù)量的被壓迫民族和教心教最的擁有巨量財實利龐大軍事力量的壓迫民族”，這些壓迫民族都是帝國主義。中共“一大”有共產(chǎn)國際代表參加，中共是共產(chǎn)國際一個支部，它把共產(chǎn)國際反對帝國主義的意旨列入政綱，不是很自然的事嗎？

第四，瞿秋白同志在一九三三年九月寫的《“打倒帝國主義”的古典》一文，說：“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曾經(jīng)通行過幾年?…最初，大概是一九二一年有一個“過激派”的雜志上提出了這個口號。秋白同志大約是用假名在非黨刊物上寫的稿子，文中所說的“過激派”，就是指的中國共產(chǎn)黨。他所說的雜志，不知是否指的《新青年》或《共產(chǎn)黨》月刊？在一九二一年中共成立后，黨曾經(jīng)以《新青年》為機關報，在其第九卷中有反對帝國主義的論點。這也證明“反對帝國主義”，是在中共第二次代表大會之前已成為中共的政治口號，我認為這個口號在“一大”會上定為政綱，是合理的，很可能的。

大家費點力，去找一下“帝國主義”這個名詞什么時候出現(xiàn)于中國論壇？那些用“帝國主義”這個名詞的人，對帝國主義的認識，是否和我黨的了解相同呢？

四十年前，列寧名著《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還沒有傳到中國來，他在這本名著的引言中說：“在最近的十五年或二十年里，特別是西美戰(zhàn)爭（一八九八年）和英布戰(zhàn)爭（一八九九——一九〇二年）之后，新舊兩大陸出版的政治和經(jīng)濟著作中，用‘帝國主義’這個概念來說明我們這個時代的，是愈來愈多了?！傲袑幵谝痪乓涣甏杭緦懗伞兜蹏髁x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次年4月在彼得格勒出版，其法文版與德文版則印行于一九二〇年七月之后。

四十年前，如果我國論壇上有人用過“帝國主義”這個名詞，那也和列寧所說的，新舊兩大陸出版的政治和經(jīng)濟著作中，用“帝國主義”這個概念一樣，不是象列寧所著《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最高階段》那樣從根本性質(zhì)加以分析，指出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fā)展的最高階段，論斷其必然死亡。他們不能根本反對帝國主義，更不能把反對帝國主義和中國革命聯(lián)系起來，他們中間有許多人是根本反對革命的。這也說明中國共產(chǎn)黨一誕生就把反對帝國主義作為政綱，是怎樣地難能可貴了。

（根據(jù)一九六一年六月三十日《人民日報》藏沈德純，田海燕訪問記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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