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利欽交還了中國大片領土，卻因此被俄羅斯人視作罪人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的莫斯科，氣溫降到了零下三十度。克里姆林宮鐘樓的指針還在走動，但那個曾經讓半個世界顫抖的國家已經不存在了。商店的櫥窗空空蕩蕩，面包店門口排著長隊，人們裹著厚重的呢子大衣，在寒風中踩著腳取暖。沒有人知道明天會怎樣，甚至沒有人知道今晚還能不能買到一塊黃油。

就在這個冬天，六十一歲的鮑里斯·尼古拉耶維奇·葉利欽成了克里姆林宮的新主人。他身材高大，一頭銀發(fā)，走路時步子邁得很大，說話聲音洪亮，喜歡在公開場合揮動拳頭。這個出生在烏拉爾地區(qū)農民家庭的男人，一輩子都在打破規(guī)矩。小時候因為偷了一顆手榴彈玩，炸掉了左手的兩根手指，但他從來不戴手套遮掩。這種近乎粗野的坦率，后來成了他的政治商標。

但接手一個國家，跟拆掉一顆手榴彈完全是兩回事。

俄羅斯聯邦繼承的攤子有多爛，只有翻看那些泛黃的統計報表才能體會。蘇聯解體時留下一千億美元的外債，外匯儲備幾乎為零，連駐外使館的電費都拖欠了好幾個月。盧布在國際市場上沒人要，國內的工廠成片停工，鐵路運輸時斷時續(xù)，遠東地區(qū)的居民靠從中國倒爺手里買方便面度日。一九九二年一月，葉利欽政府放開了物價管制，試圖用市場那只無形的手來調配資源。政策落地那天，莫斯科街頭出現了詭異的景象：商店門口的長隊消失了，不是因為貨架滿了，而是因為價格一夜之間翻了五倍十倍，普通人根本買不起了。

這就是后來被經濟學家反復討論的休克療法。主持這個方案的是一個叫蓋達爾的年輕人，才三十五歲，戴著一副金絲眼鏡，說話慢條斯理，像個大學教授。他和他的團隊相信，長痛不如短痛，先把價格放開、把貿易放開、把國企私有化，讓舊體制徹底斷氣，然后市場自然會帶來新生。理論本身也許沒什么大錯，問題是現實中的俄羅斯，還沒有準備好承受這種疼痛。

通貨膨脹像一頭發(fā)了瘋的野牛，橫沖直撞。一九九二年全年，物價上漲了二十六倍。一九九三年，又漲了九倍多。銀行里那些印著列寧頭像的存折，存了一輩子的錢，原本夠買一輛伏爾加轎車，現在連一箱伏特加都換不回來。退休老人瑪利亞·伊萬諾夫娜住在圣彼得堡一間漏水的公寓里，她每個月領到的養(yǎng)老金，按黑市匯率折算，大概是三美元。三美元在當時的俄羅斯能干什么？剛好夠買兩公斤最便宜的通心粉，或者坐十趟地鐵。至于肉和黃油，那已經是奢侈品了。她把自己年輕時獲得的勞動勛章和衛(wèi)國戰(zhàn)爭紀念章都翻了出來，用一塊舊手帕包著，去了跳蚤市場。勛章賣了五千盧布，夠她活一個星期。

而在城市的另一邊，完全是另一個世界。

莫斯科河畔的賭場里，香檳開個不停。穿阿瑪尼西裝的年輕人一擲千金，身邊的女伴挎著愛馬仕包，手指上戴的鉆戒大得像玻璃珠。這些人大多三十出頭，精力旺盛，眼神精明，手腕通天。他們的發(fā)家路徑如出一轍：趁著私有化的浪潮，用極其低廉的價格把國有的油田、礦山、冶金廠買到自己手里。怎么買的？政府把國有企業(yè)折成股份，搞憑證私有化，每個俄羅斯公民都能分到一張面值一萬盧布的私有化支票。聽起來很美，可普通人連明天的面包都買不起，誰還在乎那張紙片？于是那些嗅覺靈敏的人開著車下鄉(xiāng)，挨家挨戶收購這些支票，花不了幾個錢就攢了一大把。幾年之后，當初花幾千盧布收來的股份，已經價值上億美元。

這些人就是后來大名鼎鼎的寡頭。別列佐夫斯基，原來是個搞數學研究的，后來倒騰汽車發(fā)了家，再后來控制了俄羅斯的電視臺和石油公司。霍多爾科夫斯基，共青團的干部出身，靠著倒賣電腦和日用品起家，三十歲出頭就成了梅納捷普銀行的大老板，后來又吞下了尤科斯石油公司。還有阿布拉莫維奇，孤兒院長大的小伙子，腦子活絡，跟對了人，一步步做大了石油生意，最后買下了切爾西足球俱樂部，成了倫敦上流社會的寵兒。

寡頭們的奔馳車隊在莫斯科大街上呼嘯而過時，普通人正在地鐵站里賣家里最后一件值錢的東西。這種撕裂感，比寒冬更讓人覺得刺骨。

葉利欽的麻煩遠不止經濟。車臣那個地方，自古以來民風彪悍，蘇聯剛解體的那幾年，當地的分離主義勢力趁亂坐大，宣布獨立。一九九四年十二月，葉利欽派兵進入車臣，本以為能速戰(zhàn)速決，結果一打就是一年多。格羅茲尼變成了絞肉機，俄軍的坦克在狹窄的街道里被火箭筒一輛一輛敲掉，陣亡的數字不斷攀升，抬回來的棺材越來越多。母親們在征兵站門口哭嚎，士兵的母親委員會甚至跑到前線去把自己的孩子帶回家。戰(zhàn)爭打了一年多，雙方死傷數萬，最后以俄羅斯事實上撤軍告終，車臣問題懸而未決。這場戰(zhàn)爭讓葉利欽在普通民眾中的聲望跌到了谷底，人們不光覺得他無能，更覺得他冷血。

跟國內的一地雞毛相比，葉利欽在外交上走過的彎路同樣令人唏噓。

他剛上臺那會兒，一門心思往西邊靠。訪問美國，在國會山發(fā)表演講，一口一個民主自由，滿堂喝彩。跟克林頓稱兄道弟，一起去餐廳吃披薩，私下里聊得很投緣。葉利欽以為蘇聯解體了，俄羅斯就成了西方國家的一員，大家可以平等相處，一起喝酒一起掙錢。但華盛頓的心思跟他完全不一樣。冷戰(zhàn)是贏了，但贏家要的是徹底的安全，俄羅斯這個龐然大物雖然倒了，可手里還攥著幾千枚核彈頭，誰知道哪天又爬起來了。所以嘴上說著伙伴，手上一點沒停，北約東擴的步伐反而加快了。一九九四年，北約推出了和平伙伴關系計劃，開始吸納原華沙條約組織的中東歐國家。葉利欽當時就急眼了，在一次國際會議上拍了桌子，說他感覺自己被欺騙了。可拍桌子有什么用？國力虛到這個地步，除了在言語上抗爭一下，什么都阻止不了。

西方承諾的經濟援助也遠沒有想象的那么痛快。克林頓政府倒是批準了一些貸款，但條件苛刻得要命，而且大部分援助資金根本沒到俄羅斯政府手里，而是直接進了美國顧問公司和各種非政府組織的賬戶。這些機構派了一批又一批專家去莫斯科，教俄羅斯人怎么搞市場經濟，怎么建股票交易所，怎么寫商業(yè)計劃書。教室里講得頭頭是道，一出門看到的是破敗的城市和被洗劫一空的工廠。俄羅斯人不是傻子，漸漸明白了一個道理：靠別人施舍，永遠填不飽自己的肚子。

就在葉利欽內外交困、幾乎走投無路的時候，他把目光轉向了東方。

一九九二年的中國，跟蘇聯解體時的混亂判若云泥。鄧小平南巡講話的春風剛剛吹遍全國，深圳的工廠里機器轟鳴，上海的浦東新區(qū)塔吊林立，大街上的年輕人穿起了牛仔褲，商店里的商品開始豐富起來。雖然人均GDP仍然不高，但那股向上的勢頭，誰都看得出來。

葉利欽不是沒有注意到這個鄰居的變化。早在他還是蘇共莫斯科市委書記的時候，就對中國改革開放的消息有所耳聞。如今輪到自己當家，面對一堆爛賬和一個破敗的國家，他意識到跟中國搞好關系已經不是選擇題，而是生存題。

其實蘇聯和中國的關系，在此之前已經冷了差不多三十年。六十年代中蘇論戰(zhàn)，兩邊的馬克思主義者互相指責對方是修正主義，后來干脆發(fā)展到了邊境武裝沖突。一九六九年珍寶島的槍聲響起時，兩國一度走到了戰(zhàn)爭邊緣。雖然后來慢慢緩和，但那種互不信任的感覺，埋得很深。葉利欽要做的，是把這塊堅冰徹底敲碎。

敲碎冰層的第一錘，就是邊界問題。

中俄之間的邊界線長達四千三百多公里，是世界上最長的陸地邊界之一。這些線怎么劃的，要從一百五十年前說起。一八五八年的璦琿條約和一八六零年的北京條約，沙俄從清帝國手里割走了一百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這是中國人心里一道很深的口子。后來蘇聯時期雖然搞過幾次邊界談判，但一直談不攏，爭議地區(qū)有幾十處，大的如黑瞎子島，小的只有幾公頃的沙洲，但涉及到國家主權，每一寸都很難讓步。

葉利欽當然知道這段歷史，但他更知道，如果俄羅斯繼續(xù)在這個問題上僵持下去，跟中國的關系就永遠好不了。而一個敵對的、擁有漫長共同邊界的中國，是虛弱俄羅斯最不想看到的局面。他需要邊界安寧，需要把有限的軍費省下來，需要有一個穩(wěn)定的大后方，好騰出手去處理車臣和經濟危機。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葉利欽第一次以總統身份訪華，那陣勢在今天看來都很驚人。代表團成員有二百五十多人，包括了副總理、外長、國防部長、原子能部長、十幾個州的州長，還有上百個企業(yè)家。專機降落在北京首都機場的時候，跑道兩側的積雪還沒完全融化，葉利欽穿著厚厚的呢大衣，邁著他特有的大步走下舷梯。

談判的過程并不輕松。邊界問題涉及到幾十個具體地點，每一個都要對照歷史文獻和實際地形反復敲定。有時候為了一個江心小島的歸屬，雙方專家能爭論一整天。但葉利欽的態(tài)度是明確的，他不想拖。后來的東段邊界協定，明確了兩國邊界百分之九十七的走向，剩下的爭議地段也確立了繼續(xù)談判的機制。那些位于黑龍江和烏蘇里江上的島嶼，其中包括撫遠三角洲，也就是黑瞎子島的一部分，其歸屬問題也在這個框架下逐步得到了解決。總數涉及到的土地面積大約有四十萬平方公里，這個數字后來在俄羅斯國內掀起了軒然大波。

莫斯科的報紙用大號字體打出標題：葉利欽出賣了俄羅斯的土地。國家杜馬里的反對派議員，尤其是民族主義者和共產黨人，恨不得當場彈劾總統。他們翻出十九世紀的地圖，一條一條比對，指責葉利欽是繼戈爾巴喬夫之后的又一個大賣國賊。俄羅斯共產黨的領導人久加諾夫在各種場合都反復念叨這件事，說這是對先輩浴血奮戰(zhàn)的背叛。

葉利欽對這些指責的反應很直接。他在一次記者會上說，這些土地一百多年來就沒實際控制過，爭議持續(xù)下去對誰都沒好處，用一紙協議換來幾千公里邊界的永久和平，值得。但民間的情緒沒那么容易平息，尤其是遠東地區(qū)的居民，有人在哈巴羅夫斯克的街頭舉著標語游行，上面寫著：我們的祖先用血換來土地，你卻用筆把它送走。這種聲音在九十年代始終沒有斷過。

不過在中國人看來，葉利欽的做法是務實的、值得尊重的。那些爭議了上百年的地段，終于有了一個白紙黑字的結果。邊界安定了，互信才有可能。而中俄之間的互信，在之后的幾年里以一種超乎想象的速度建立了起來。

邊界問題一鋪平，兩國的軍事技術合作就像開了閘的河水，洶涌而來。

說到這個，得先交代一個背景。蘇聯解體時，擁有世界上最龐大、最頂尖的軍工體系。蘇霍伊設計局的戰(zhàn)斗機、米里設計局的直升機、金剛石設計局的防空導彈，這些都是跟美國不相上下的王牌產品。但問題是，俄羅斯政府沒錢了。軍費一砍再砍，軍隊連工資都發(fā)不出來，哪還有錢買新裝備。那些設計局和兵工廠成排的車間停著工，工程師和技師半年領不到薪水，很多人被迫去街邊擺攤或者給外國公司打零工。俄羅斯的軍工精英們心里清楚，再這么下去，人才流失殆盡，整個體系就徹底爛掉了。

而在太平洋的另一邊，或者更準確地說，在俄羅斯的南邊，中國軍隊正處在現代化的十字路口。一九九一年的海灣戰(zhàn)爭，美軍用精確制導武器和隱形戰(zhàn)機打了一場讓人目瞪口呆的高科技戰(zhàn)爭，伊拉克的蘇式裝備被打得毫無還手之力。這場戰(zhàn)爭也深深震撼了北京的軍事決策層。中國的裝備體系，很大程度上是蘇式的底子，如果不想在未來的戰(zhàn)爭中重蹈伊拉克的覆轍，就必須盡快升級換代。但西方國家對中國實施武器禁運，能買到的先進裝備極其有限。放眼全球，唯一可能的大門，就是俄羅斯。

兩邊一接觸，簡直是一拍即合。

中國最急需的是先進戰(zhàn)斗機。當時解放軍空軍的主力還是殲六、殲七這些基于米格-19和米格-21改進的機型，跟美國的F-15、F-16差了至少一代。而俄羅斯的蘇霍伊設計局手里有一張王牌，就是蘇-27戰(zhàn)斗機。這款飛機在八十年代末才服役，雙發(fā)重型，航程遠，機動性強，能做出讓西方飛行員瞠目結舌的普加喬夫眼鏡蛇機動。它的雷達和武器系統也遠遠超出了中國當時的技術水平。

一九九零年，蘇聯還沒解體的最后時刻，中國就派人去莫斯科談買蘇-27的事。蘇方一開始不大相信中國人真買得起，但談判桌上的中國代表團拿出了詳細的采購計劃。協議在蘇聯解體之前就草簽了，葉利欽上臺后，不但沒有推翻前任的軍售承諾，反而進一步放開了口子。

第一批蘇-27在九十年代初交付中國空軍，飛行員們在蕪湖的基地里第一次坐進這種雙垂尾重型戰(zhàn)斗機的座艙時，那種震撼難以形容。更讓西方觀察家吃驚的是，俄羅斯不光賣飛機，還同意轉讓生產線。一九九六年，雙方簽署協議，沈陽飛機制造公司引進蘇-27的生產許可，開始在國內組裝生產。這就是后來的殲-11。一個完整的戰(zhàn)斗機生產線，從機身裝配到雷達調試，全套工藝和圖紙轉讓，這種深度在冷戰(zhàn)時期是絕對無法想象的。

防空導彈是另一個重頭戲。S-300系統在當時是世界上最先進的防空導彈之一，能同時跟蹤上百個目標，打擊幾十公里外的飛機和導彈。這套系統后來成為中國的區(qū)域防空主力，部署在臺灣海峽沿岸和京畿重地，讓任何潛在對手在考慮空中打擊時都要掂量掂量。中國在消化吸收S-300技術的基礎上，后來發(fā)展出了自己的紅旗-9系統，這個故事已經是后話了。

除了飛機和導彈，俄羅斯還賣了很多其他東西。基洛級常規(guī)潛艇，靜音性能極好，被北約稱為大洋黑洞，中國一次就買了好幾艘。現代級驅逐艦，裝備了號稱航母殺手的日炙超音速反艦導彈，對于當時反航母手段有限的中國海軍來說，簡直是雪中送炭。還有直升機、坦克夜視設備、戰(zhàn)斗機發(fā)動機，零零總總，幾乎涵蓋了海陸空各個領域。

這種合作在當時的俄羅斯也引來不少非議。有人說葉利欽在賤賣看家寶貝，有人擔心養(yǎng)虎為患，技術轉讓太徹底，將來中國學會了就一腳把你踢開。但現實的選擇是，你不賣，這些工廠就倒閉了，那些頂尖的工程師就跑到美國或者歐洲去了，到時候連賣的機會都沒有。葉利欽本人是軍工企業(yè)的大客戶部長，每次有大單子，他都親自過問，拍板放行。他知道這不光是生意，更是政治。

政治層面的關系升溫得也很快。一九九六年，葉利欽和江澤民在北京簽署聯合聲明，宣布建立戰(zhàn)略協作伙伴關系。這是一個非常微妙的用詞，不是聯盟，不是同盟，而是協作伙伴，既有合作的誠意，又留有各自的獨立空間。這種關系的核心基礎是：俄羅斯需要一個穩(wěn)定的東方來平衡西方的壓力，中國需要一個可靠的后方來集中精力處理東南沿海的問題，兩邊各取所需。

一九九七年，江澤民訪問俄羅斯。那次訪問中，發(fā)生了一個細節(jié)，后來被中俄雙方的當事人多次提及。當時葉利欽身體已經不太好了，感冒發(fā)燒接近四十度，醫(yī)生建議他取消會見。但他擺擺手，硬是吃了退燒藥穿上正裝出來見面。他跟身邊的人解釋，中國朋友大老遠來了，不能讓人家覺得怠慢。在那個會面里，葉利欽重申了一個原則性立場：俄羅斯認為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一點不容討論。對于當時正在經歷臺海危機的中國來說，這種來自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明確表態(tài)，分量不言而喻。

葉利欽這種雷厲風行甚至可以說有點沖動的個人風格，在中俄關系上表現得很明顯。他這個人不善于復雜的算計和精密的布局，更擅長憑借直覺做出重大決定，然后賭上全部籌碼。在處理國內問題時，這種賭博式做派常常搞砸，休克療法搞出超級通脹，車臣戰(zhàn)爭打得灰頭土臉，對付寡頭也顯得猶豫不決。但在對華關系上，他的果斷和直接卻起到了正面的效果。大方向一旦定下來，就不猶豫，不搖擺，執(zhí)行力極強。邊界條約說簽就簽，軍售大單說批就批，政治關系說升級就升級。

莫斯科大學亞非學院有一位研究中國問題的老教授，在九十年代末接受采訪時說過一段耐人尋味的話。他說，葉利欽在國內的失敗和對華政策的成功，其實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在國內他面對的是一個已經被掏空的舊體制和一群毫無規(guī)則意識的玩家，在那種環(huán)境里，直來直去的性格反而容易被利用。但在外交層面，尤其是面對中國這樣一個同樣在經歷轉型但秩序相對穩(wěn)定的國家時，他的直接和守信反而贏得了尊重。

當然，在中國民間，對葉利欽的認識也經歷了一個變化的過程。八十年代的時候，中國人對蘇聯的印象還停留在修正主義和北極熊的階段。九十年代初蘇聯解體，很多人抱著復雜的感情，既慶幸身邊這個大塊頭鄰居終于倒下了，又對社會主義老大哥的隕落感到某種說不清的滋味。但隨著中俄關系的迅速升溫，葉利欽的名字開始頻繁出現在中國的報紙和電視上，形象也變得越來越具體：一個愛喝酒的、性格沖動但本質上不壞的俄羅斯老頭。

民間流傳著不少關于他的軼事。有人說他訪問中國時喜歡喝茅臺，對那種醬香型的味道十分著迷，一頓飯能喝半斤。有人說他在參觀景泰藍工廠時，對一件工藝復雜的瓶子愛不釋手，拿起來對著陽光反復端詳，還開玩笑說這個得帶回克里姆林宮去。這些故事的真實性無從考證，但它們塑造了一個鮮活的形象，跟后來普京那種冷峻克制的風格完全不同。

但在俄羅斯，葉利欽始終沒有擺脫賣國賊的罵名。

這種評價跟他交還給中國的領土直接相關，但更深層的原因是他那八年執(zhí)政的整體失敗。老百姓不太會區(qū)分外交和內政，他們感受到的是一個整體的糟糕境遇。如果你讓一個人丟了工作、丟了一輩子積蓄、兒子莫名其妙死在戰(zhàn)場、每天排隊買面包都排不到，那么他對外交上的任何讓步都會更加憤怒。領土問題只不過是所有不滿情緒的一個出口，一個最容易被鼓動的民族情緒的著火點。

九十年代末，莫斯科的一個獨立民調機構做過調查，葉利欽的支持率跌到了個位數，比戈爾巴喬夫還低。人們給他起了各種外號，酒鬼總統、克里姆林宮的幽靈、西部大傻瓜。一九九六年總統選舉，他本來幾乎輸給了共產黨候選人久加諾夫，后來靠著寡頭們的媒體機器和大量資金支持，加上一系列見不得光的操作，才以微弱的優(yōu)勢翻盤。那場選舉的公正性至今還存在爭議。

到了第二個任期末尾，他的健康徹底垮了。心臟做過搭橋手術，肝臟因為長期酗酒也出了問題，走路開始不穩(wěn)，說話偶爾含糊。他頻頻在公眾面前出狀況，有一次在閱兵儀式上差點暈倒，被旁邊的助理架住。克里姆林宮的權力真空越來越大，內部斗爭激烈，大家都在猜測誰會接班。

一九九九年八月，葉利欽做了一件事，改變了一切走向。他任命了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前克格勃官員做總理。這個人叫弗拉基米爾·普京，之前在圣彼得堡市政府工作，后來調進莫斯科擔任聯邦安全局局長，在公眾視野里幾乎是個陌生人。葉利欽在電視講話里說，普京是他的接班人，希望俄羅斯人民支持他。四個月后的十二月三十一日，新千年的鐘聲即將敲響，葉利欽發(fā)表辭職演說，把象征國家最高權力的核按鈕手提箱交給了普京。他對著鏡頭，用一種從未有過的疲憊語氣說，他請求俄羅斯人民的原諒，他沒有帶領大家走進他曾許諾的天堂，他為那些沒有實現的夢想道歉。

這個銀發(fā)老頭在克里姆林宮最后停留了不到一個小時，就坐進了黑色轎車，駛離了這片他統治了八年的權力中心。

退休后的葉利欽住在莫斯科郊外的官邸里，很少再出現在公眾場合。他的身體狀況時好時壞，偶爾會去國外的療養(yǎng)院住一陣。普京對他的前任給予了極高的尊重，下令保證他晚年生活的舒適和安全，還對葉利欽的家人下了特赦令，確保他們在法律上的平安。這在俄羅斯歷史上是很少見的，至少比當年的赫魯曉夫要體面得多。

二零零七年四月二十三日，葉利欽因心臟衰竭去世，享年七十六歲。俄羅斯政府為他舉行了國葬，遺體安放在莫斯科的救世主大教堂供人吊唁。靈堂里擺滿了白色的百合和紅玫瑰，普京和各國政要輪流上前致哀。中國發(fā)去了措辭誠懇的唁電，稱他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為中俄戰(zhàn)略協作伙伴關系的建立作出了歷史性貢獻。

但他的墓碑前，一直沒有太多鮮花。

新圣女公墓里，葉利欽的墓很特別。不是傳統的東正教十字架，也不是蘇聯式的半身銅像，而是一面巨大的、由白色大理石和藍色紅色斑巖雕刻而成的俄羅斯三色旗。這面石頭做的旗幟微微起伏，好像正在風中飄動。三色旗是他一生最大的驕傲，也是他留給俄羅斯最復雜的遺產。他親手把這面旗升起來，讓它在克里姆林宮上空取代了鐮刀錘子紅旗，但他沒有讓這面旗幟下的老百姓過上好日子。

路過的參觀者有時候會在墓前駐足片刻。上了年紀的俄羅斯人大多面無表情，看一眼就走過去了。偶爾有來自中國的游客，會特意停下來，放上一支花，或者拍張照片。在他們的記憶里，這個人也許算不上偉人，但他做了一些事情，讓他們的國家變得更安全了一些。

這大概就是歷史最讓人感慨的地方。同一個人，同一雙手，在同一個時間段里做的事情，在伏爾加河畔被人唾罵，在長江邊被人感念。這其中的是非曲直，也許沒法用一句話說清楚，能說清楚的只有那些已經發(fā)生的事實，以及不同角落里普通人的不同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