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歷次對外侵略戰爭，天皇如何決策和遙控指揮戰爭？一文詳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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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明治時代開始，天皇就以全軍最高統帥身份出現在所有公眾場合。政府向全國發布“御真影”(天皇照片)，都是身著大元帥軍服的，在戰前是唯一的天皇標準像。

1871年(明治四年)8月25日明治天皇發布“服制更革之詔”，稱：

“朕鑒于祖宗以來尚武國體及天子親率之古制，宣布更改制服之詔，制定大元帥制服。”

同時在“制服改正之意義”中稱：

“朕以為應隨時宜符合國體，以往衣冠仿古唐制呈軟弱之風。朕以神州之武治天下，天子親為元帥庶民仰慕，如神武創業、神功征韓，絕非今日風姿，豈能一日展示軟弱。為此朕斷然決定更改制服體現祖宗以來之尚武國體。”

天皇的軍人形象深深地植根于戰前日本社會之中，天皇是帝國軍隊的最高統帥，也是最高軍銜的軍人，也影響了臺灣、朝鮮半島和偽滿洲國等殖民地，就連做了兒皇帝的偽“滿洲國執政”溥儀也學著身著軍裝。

1、皇室的軍人化

1873年11月25日，以伏見宮貞學軍事為契機，12月9日天皇睦仁決定，“自今日起皇族少壯者須從事陸海軍軍務”(太政官日志)，為此皇室男性成員原則上都成為軍人。在歷次戰爭中，天皇都作為最高統帥，坐鎮大本營。所有重大戰爭決策則由天皇親自出席的御前會議做出決定，而皇室成員被封為代表天皇的前線總司令或特使進行督戰。1894年(明治二十七年)日本挑起甲午戰爭，明治天皇不僅親臨廣島大本營督戰，并派遣小松宮彰仁為“征清大總督府”總裁赴旅順指揮。

明治政府也極力樹立“天皇親征”的形象，以鼓舞軍人的士氣，在日本國內傳為“美談”。江戶時期以前的武士階層是一個等級制度極強的社會，而在明治政府成立后建立的以近代西方軍事體制為模式的新型日本軍隊中，仍然保持著明顯的封建等級意識。

軍隊干部中，原士族出身者比例依然很高。1884年明治政府頒布華族令，即世襲的貴族制度，公、侯、伯、子、男爵共508戶，作為皇室的屏障，明治政府大力鼓勵男性貴族成員成為軍人。1885年一次就使23名貴族子弟從學習院(皇室及貴族學校)轉校到陸軍士官學校，該數字相當于同期學生的12%，這些貴族軍人也成為軍隊內身份等級的象征。

1887年，明治政府頒布“陸軍禮式”，在全軍進一步強調身份等級意識。1889年的陸軍將校團教育令更加強化了軍隊的這種封建等級制度。而派遣皇室成員出任征討大將軍等職務已經成為明治以來一直實行的做法，皇室成員在軍隊中任職的實際作用不僅有很強的象征性意義，而且在客觀上也參與軍事決策，更體現皇室與軍隊的親密關系，提高了作戰部隊的正統性和權威性。

到了1937年(昭和十二年)9月，即全面侵華戰爭初期，皇室男性成員中除久邇宮多嘉任神宮祭主而沒有軍職外，全都擁有軍銜，而且除天皇自己為大元帥外，其余元帥以皇室成員(山縣有朋、大山嚴等非皇室成員已死亡，也沒有新任命)為主。而且皇室總攬了參謀總長、海軍軍令部長等最重要軍令職位，其地位及影響不可低估。

如閑院宮載仁(元帥、陸軍大將)從1931年1月至1940年10月的9年多時間一直擔任參謀總長，而伏見宮博恭(元帥、海軍大將)則從1932年2月到1941年4月的9年多長期擔任海軍軍令部總長及海軍將官會議成員。像閑院宮載仁早在1919年(大正八年)就開始擔任元帥，并成為軍部中最元老者，在侵略中國期間長期擔任參謀總長，是軍部中強硬侵華的代表人物之一。

而伏見宮博恭是僅次于東鄉平八郎的海軍元老，也是反對倫敦裁軍條約(1928)的強硬派。皇室成員在軍部中的顯赫地位一方面顯示了皇家的威風，另一方面，加重了皇家在軍事統帥部的發言權。當時，有這些皇室強硬派輔佐天皇，作為大元帥和最高統帥的天皇也受到必然的影響而傾向于強硬派。

2、御前會議

所謂“御前會議”，顧名思義，是指有天皇親自參加決策的最高國務會議。在明治憲法政治體制下，只有在國家進行戰爭等重大國務決策時才會舉行御前會議。在日本這樣一個十分重視形式、法定程序的國家里，御前會議就成為戰爭時期日本政府及軍方對外侵略戰爭，對內維持舉國一致的決策中心，其意義顯而易見。國策會議只有天皇參加才具權威性和合法性。

在《明治憲法》中并沒有關于御前會議的明確規定，但在歷次對外戰爭中，御前會議實際上成為國家戰爭政策的最重要決策機制。御前會議的最初召開要追溯到日本進行的早期戰爭之前，而真正使御前會議成為固定制度的還是從甲午戰爭開始的。

甲午戰爭及日俄戰爭時期的御前會議是以明治天皇為中心、明治時期政治元老集體參加的特別戰爭決策會議，也成為寡頭政治合議制度的最高政治決策機構。它決定了對華、對俄宣戰及媾和等問題。可以說御前會議是在明治憲法確認的天皇大權下的最高政治決策方式，只有依靠這種方式才能統一整合戰爭時期軍事統帥權和國務事務權，實現在戰爭等非常狀態下的國家決策統一。

粟屋憲太郎描繪說“在御前會議上天皇幾乎不發言，因為會議前所有議題都已經決定了，即在御前會議上提出的議案，是在大本營·政府聯絡會議上審議并基本達成協議的東西，天皇在事前聽取這些議案的報告，親自提出意見和要求后再召集御前會議。御前會議是最高決策，但奇妙的是天皇對御前會議的決定不負責，責任由在大本營-政府聯絡會議上審議決策的政府及統帥部承擔，以避免政策失敗損害天皇及天皇制。

當然天皇不是不參與重要國策的決策。天皇具有所有決定的最終決策權，只是沒必要對其負責"。但“天皇對自己參與決定的國家決策可以不負責任”的說法，即使在日本國內能通過，在國際社會還是疑問重重。在決策機制上御前會議是絕對不可缺少、最重要的國家決策機構。沒有御前會議的最終決策，沒有經過天皇最終裁決，日本國家的任何政策和軍事行動都是沒有法律依據的，也是非法的。

昭和時期舉行過多次御前會議，都是與戰爭關系密切，成為日本國家最高戰爭決策機構。全面侵華戰爭爆發后，最高當局的戰爭指揮體制也進行了相應調整。1937年7月日本對中國發動全面侵略戰爭，但不宣戰，其理由是擔心美國根據中立法，對日本采取包括石油等軍需品及戰略資源的禁運措施，導致供應中斷。

為戰爭需要，軍部專門修改大本營設置條例，把只有在戰時才能設置的大本營，改為在“準戰時”的“事變”時也可以設置，以便在日本國內建立起全面侵略中國的戰爭體制。在11月17日陸海軍軍令首長就設立大本營進行國策最終決策程序上奏天皇“為政戰兩略之統一”，“陸海軍大臣參與內閣會議的同時，作為統帥部的一員進入大本營，依此實現兩者協調。關于政戰相關重要事項根據需要由內閣與統帥部會議，特別重大事項舉行御前會議奏請圣斷"。

與明治時代不同，元老級政治家已不存在。御前會議是最高決策會議，由總理、陸海軍大臣、兩軍軍令總長及外務大臣等相關官員參加，軍人占主導地位。而大本營·政府聯席會議成為戰時國家政策的協調機構，天皇裕仁也經常出席，使其成為另一種形式的御前會議。

1942年12月10日大本營政府聯席會議改稱為“天皇親臨的大本營·政府聯席會議”，其理由是：

“1、指導戰爭的重要國務須經常仰承天皇親自裁決；2、肩負輔佐天皇重任的大本營、政府須加強團結；3、簡化手續使之成為簡化極簡單地召開御前會議的開端"。

1932年和1936年裕仁曾兩度提出召開御前會議都因近臣意見不一致而沒有舉行。到了對華侵略戰爭和太平洋戰爭全面爆發的時期，御前會議越來越頻繁，事關戰局和對華政策的重大國務都是由御前會議決定的。

御前會議也反映了天皇在日本國家重大決策，特別是在對外侵略戰爭中的核心地位。從中日全面戰爭的爆發到日本投降為止舉行的所有御前會議，幾乎都是關于對外戰爭的決策會議。

3、御前會議的內容及對戰爭決策的影響

1938年(昭和十三年)1月11日的御前會議是自1914年(大正三年)8月決定日本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御前會議25年以來首次召開的。值得一提的是這次御前會議是在裕仁的要求下召開的，這也表現出裕仁參與政治決策的欲望。

1937年11月11日，裕仁就向其側近提出，根據目前戰爭的進行情況應該召開御前會議，以便協調政策的想法。而元老西園寺公望及內大臣湯淺倉平等持謹慎態度，擔心通過御前會議做出戰爭決定可能會成為“天皇下戰爭命令”的形式，可能使天皇承擔發動戰爭的政治責任。

而裕仁對是否在第一次御前會議上發言猶豫不決，為此在御前會議前一天，還與側近商量。對此內大臣湯淺進言，“(在御前會議上)不要說可能使政治責任直接引導到陛下來的話”，裕仁接受了湯淺的建議，沒有發言。這次由近衛內閣召開的御前會議討論決策對華政策。這次會議的背景是，日軍發動對中國的全面侵略戰爭，并先后占領了北平、上海，并于12月攻占中國首都南京等沿海大城市，在南京日軍制造了震驚中外的南京大屠殺事件。

日軍氣焰囂張，聲稱要在三個月內使中國政府及人民屈服。然而侵略遭到了中國人民的堅決抵抗，半年的時間過去(從七七事變算起)了，盡管日軍瘋狂屠殺中國人民，占領大片中國領土，制造多個傀儡政權，但中國沒有屈服。在暫時的軍事優勢背景下，由裕仁參加的這次御前會議決定了“中國事變處理根本方針”，會后日本政府采取更強硬措施，逼中國就范。

根據御前會議的方針，在四天后(1月15日)召開的大本營·政府聯絡會議上，針對“不擴大派”提出讓中國接受苛刻條件媾和的政策，廣田弘毅(外長)稱根本不可能媾和，必須堅持繼續戰爭的決心。當天晚上裕仁批準不媾和的戰爭政策。16日近衛發表第一次近衛聲明，稱“以后將不以中國國民政府為對手”，中斷同國民政府的談判，試圖在軍事上中國徹底屈服后，霸占中國。

裕仁戰后表示，“御前會議是一個沒有實際意義的東西。除了樞密院議長外其他人已經在事前的內閣會議或聯絡會議上達成一致意見。因此御前會議完全是一種形式，天皇沒有駕馭會議的決定權”。裕仁的說法有點兒客觀性，御前會議之前所有決策都已確定，只是由御前會議的形式加以確定。不過這一形式絕對必要，不可取代。因為御前會議是日本國家決策的最終決定機關。而且天皇也參與了會前的決策。在國家最重要的關頭，開戰如此，投降也如此。

投降前，因政府、軍部等寡頭決策層不能達成共識，就只能聽從天皇的裁決，這時御前會議不是形式，而是最重要的國家決策機制。御前會議上天皇的認可或否決在各個時期都同等重要。

4、對外戰爭中的天皇作用

在明治憲政體制下的三代天皇中，睦仁(明治天皇)、裕仁(昭和天皇)“個人能動性”強，所以政治體制不斷強化，在對外政策上強硬；而體弱的嘉仁(大正天皇)時則被稱為“大正民主”時期，體制控制也相對寬松，在對外政策上也相對緩和。

對于歷次對外擴張戰爭，天皇并不一定是戰爭計劃的直接策劃和軍事指揮者，但從天皇所具備的特殊權力和權威地位看，他既是最高決策者，也是最高政策協調者。天皇全面配合了每場戰爭，如親臨大本營督戰，批準戰爭計劃等等。在歷次戰爭中，最高統帥天皇外，皇室男性成員也都擔任戰爭的高級軍事指揮職務，如甲午戰爭時參謀總長是有棲川宮織仁。九一八事變及七七事變時參謀總長是閑院宮載仁、南京大屠殺直接指揮者之一朝香宮鳩彥王(上海派遣軍司令)等。

除了主導無條件投降的國家決策外，沒有任何跡象顯示明治天皇及昭和天皇直接反對過、或下令阻止過戰爭。在客觀上，皇室成為歷次擴張戰爭的指揮者和受益者(皇室通過戰爭增加財產等)，戰爭使天皇及皇室威望得到提高。另一方面，軍部也最大限度地利用天皇的權威和法定權力為侵略戰爭服務。

天皇的軍隊是進行對外侵略的工具，明治憲法明文規定，“天皇統帥陸海軍”(第十一條)，天皇是日本軍隊最高統帥，軍隊只對天皇負責，在明治憲政體制下，只有天皇具有對軍隊發布命令的權力。“天皇宣戰、媾和及簽訂條約”(第十三條)，所以沒有天皇的宣戰和戰爭命令，日本軍隊是無法進行戰爭的。既然皇軍在天皇的名義下進行侵略戰爭，那么說天皇沒有戰爭責任的說法也就無法令人信服。

幾乎所有政治問題的決策都是以天皇的名義做出的，最重大的政治決策必須經過有天皇參加的御前會議。盡管天皇在御前會議及其他政治問題上的發言和具體指示沒有多少記載，但在制度上要求天皇對所有重大政治問題進行親裁，這使天皇無法擺脫與所有重大政治問題的干系。

首先，明治天皇睦仁自明治政權成立初期就積極“御臨”太政官、廟會(內閣會議)及御前會議。西南戰爭結束后，明治政權一度推動天皇親政運動。1877年(明治十年)夏，根據伊藤的建議，太政官移入宮中，以實現天皇與太政官“合署辦公”。同年8月15日，太政官正式移入宮中，從9月2日開始，天皇每天御臨內閣會議，9月7日決定新的上奏公文的手續，“關系內閣樞機的事務必須在(天皇)御臨會議時提出”。

11月27日又進一步規定，每星期五定期“御陪食”(天皇參加的工作餐)。1878年1月16日又規定，大臣以外的參議也要每三日輪流參內候旨。試圖通過天皇的權威來建立政府的權威。雖沒有記載天皇睦仁在歷次臨朝時的具體言論，但至少說明天皇參與對重大國務決策。

自1890年(明治二十三年)帝國議會開設后，天皇睦仁越來越多地參與政治決策。例如任命森有禮和芳川顯正為文部大臣的問題，睦仁以森有禮是基督教徒為由表示反對。同時對陸奧宗光的入閣問題，睦仁也明確表示反對，稱“陸奧有10年(1877年即明治十年反政府的)事情，這種反復無常的人不行”，希望伊藤再次組閣。對此山縣說服睦仁，稱“陸奧的前罪已經洗清，現在如果不用此人恐怕民間會有人反對，起用他的才能對內閣有用”。

在睦仁的再三要求下，伊藤出任貴族院議長。天皇親自為對外戰爭的“有功”人員嘉獎、行賞，并成為慣例，是刺激擴張戰爭的重要政治儀式。1876年2月22日天皇嘉獎出兵臺灣將領西鄉從道，并賜勛一等及賞牌。3月5日接見挑起江華島事件、逼朝鮮訂立不平等條約的全權辦理大臣及軍人并加以鼓勵。

9月22日對江華島事件軍人行賞，賞金80日元。天皇把視察軍隊，向軍隊行賞、下賜酒肴等，作為顯示天皇與軍人的特殊關系的象征。甲午戰爭前的1890年3月，睦仁得知海軍還沒有能與中國海軍“定遠”、“鎮遠”等大艦對抗的軍艦時，親自發布《造艦詔書》，稱“聯認為立國要務以海防刻不容緩，而國庫尚未有巨資支付，朕念及此，將宮中儲蓄30萬日元出資海軍費用，望諸閣臣體會朕之本意”。

近年還有論著表述，“當國民聽到現人神天皇出資建造軍艦一事，都十分感激，從小學教師到普通警察紛紛捐款，數月內捐款達203余萬元”(當時公務員月工資為5元)。此筆捐款先后建造“吉野”(1893在英國建成下水)等戰艦兩艘，成為甲午海戰中日本海軍主力。

1893年1月，在帝國議會因軍費預算不足而引起爭論時，睦仁再次下詔，命令文武官員6年間一律將俸給的10%上繳國庫以彌補制造軍艦不足的費用，睦仁本身也在6年內從皇室費用中撥款30萬日元。天皇睦仁的政治介入不僅使伊藤內閣在與民黨間的爭論中獲勝，而且滿足了在野黨削減軍備和政府增加軍費的需要。

更重要的是，1893年即甲午戰爭前一年，在擴軍備戰的關鍵時期，天皇的上述作為有重要意義。對甲午戰爭，睦仁稱“非朕之戰爭，乃大臣之戰爭”，以表達對伊藤、陸奧等不及時向其匯報戰爭情況之不滿。睦仁只是對與中國關系惡化和戰爭的結果表示過憂慮，對政府的戰爭決策表示過懷疑。1894年6月15日和7月1日兩次御前會議上，伊藤及陸奧向其反復解釋戰爭理由。睦仁遲遲不對開戰做出最后裁可，這也說明天皇的能動性。此時43歲的睦仁已有自己的意志，清楚自己作為天皇的責任，不僅僅是伊藤等政治家所利用的工具。

9月16日睦仁在移“鳳輦”到達廣島后，全身心地投入到戰爭指揮中去，直到1895年4月締結下關條約后。睦仁埋頭于日軍大元帥的工作，他作為唯一能統合政治與軍事權力的存在而不斷對戰爭及政治做出決斷。千本秀樹認為，睦仁在甲午戰爭中的表現是“贊成侵略，而猶豫開戰”。戰爭期間睦仁身先士卒，始終身著軍服，侍臣要設置安樂椅、暖爐等都被睦仁以“戰地沒有安樂椅、暖爐”所拒絕，體現天皇要與前方將士同甘苦。

從1894年7月17日召開第一次大本營御前會議到1896年3月30日最后一次御前會議，前后共召開90次御前會議，其頻度為每6.9天一次。其中1894年9、10月份分別為16次和15次，平均每兩天一次，在大本營會議上，睦仁不僅直接聽取從戰場上回來的軍人的報告，還親自召見赴戰場的將校軍官，向全軍展現其最高統帥形象。

據陸軍省《在大本營御動靜》記錄：

“陛下勵精圖治，晝夜親理萬機，忘記寢食。每次前方戰況報來，即使深夜也起身召集臣僚，在燈下展開地圖仔細閱覽軍隊行動。在大本營歲月里始終在御座隨時準備對應變化情況，甚至很少散步。”

“陛下每早約5時起床，6時著軍服御靴就座于御座。上午9時前，陛下在侍從武官長陪同下入席，開始御前會議，聽取報告。會后又召見官員垂訊事宜，沒有任何余暇時間。每晚10時以后還著軍裝在御座等待前線電報。某日為等前線回電直到深夜2時10分才就寢。”

大本營在廣島，廣島就成為戰時臨時首都，帝國議會(第七次帝國議會1894年9月22日)在廣島舉行，成為歷史上唯一在東京外召開的國會。皇太子、皇后也先后到廣島伴駕。重大國務事務及戰爭指揮決策都在廣島決定。接到平壤會戰勝利的戰報后，廣島市政府指示，自9月18到20日三天廣島市民各家各戶懸掛國旗、燈籠等以示慶祝，開創了每當戰爭勝利便舉行慶祝活動的先例。值得一提的是廣島是歷次侵略大陸的重要前進基地和軍港(吳港、宇品港)，這也是1945年8月6日原子彈轟炸廣島的背景之一。

天皇親自統帥軍隊是軍人敕諭特別強調的。“天皇親征”及皇軍最高統帥的形象是從甲午戰爭正式確立的，并在日本社會廣為贊頌。在甲午戰局明顯有利時，明治政府及軍部開始醞釀天皇“親征”，并提議將大本營移到中國大陸戰場。

只是在側近擔心天皇親征有政治風險的情況下才放棄，代之設立“征清大總督府”，“大本營見機必須向前推進，天皇親征，如果不可能的情況下，任命參謀總長(皇族)為指揮全軍總指揮官，委以指揮全權，代替(天皇)出征”。

根據這一決策，1895年3月7日，在下關條約即將簽訂之際，明治政府決定“征清大總督府”移至中國戰場，以繼續向清政府施加軍事和政治壓力。16日正式任命皇族小松宮彰仁(參謀總長)為大總督代天皇出征，4月13日出發，18日即下關條約簽訂第二天彰仁到達旅順口，5月10日在接到下關條約被清廷正式批準后，才向全軍下達停止對清國軍隊作戰的命令并回國。

1904年(明治三十七年)開始的日俄戰爭期間，明治天皇對戰爭進程十分關注，并就具體的軍事指揮等也下達指令。在旅順口爭奪戰持久不決，乃木希典率軍在203高地久攻不下，參謀總長山縣建議撤換乃木，遭到睦仁的否決，并指示：“現在撤換乃木，乃木肯定不想活了(會自殺)”，“第八師團派往奉天(沈陽)阻截從西伯利亞增援的俄軍，旅順讓乃木打"，在具體問題上行使軍事統帥權。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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