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種模式都離不開中國改革開放的時代背景——再談合肥模式

作者：張向東

縱觀中國四十余年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歷程，中國區域經濟的崛起從不是單一模板的簡單復制，而是不同時代、不同階段、不同國情下的順勢而為、因勢創新。蘇南模式、深圳對外開放模式、合肥股權財政科創模式，三大極具代表性的區域經濟發展范式，依次登上歷史舞臺、迭代升級、互補共生。沒有憑空誕生的發展模式，每一種經濟范式的興起、成熟與轉型，都深度根植于對應的時代環境、資源稟賦、政策導向與發展訴求，都是特定歷史階段下經濟矛盾、資本結構、發展目標的集中體現。

經濟發展模式的本質，是一個國家和地區在特定時代約束條件下，對資本主體、產業路徑、增長方式做出的最優選擇。改革開放四十余年的轉型發展史，呈現出一條清晰的邏輯主線：缺產能的時代，靠民資激活本土活力；缺技術、缺渠道的時代，靠外資鏈接全球市場；缺核心科技、追求高質量發展的時代，靠國資引領科創突破。三種模式層層遞進、承前啟后，見證了中國經濟從“有無之變”到“高低之變”、從規模擴張到質量躍升、從被動融入全球到自主掌控發展主動權的歷史性跨越。

一、改革開放初期：蘇南模式——計劃破冰下的民資突圍

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大幕初啟，中國經濟正處于百廢待興的破冰起步階段，蘇南模式應運而生，成為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初期最貼合時代需求的發展范式，完美適配了改革開放初期的時代特征與發展任務。

彼時的時代底色，是計劃經濟體制的長期桎梏尚未完全打破，國民經濟產能嚴重不足，國內商品物資普遍短缺。在傳統體制下，工業生產、商品流通、資源配置全部由國家統一計劃管控，民營經濟、民間資本長期被壓制，城鄉生產力活力嚴重不足。城市國企產能有限、機制僵化，無法滿足全社會的民生消費與經濟發展需求；廣大農村地區擁有海量剩余勞動力，卻被束縛在土地之上，勞動力資源嚴重閑置，手工業、副業發展完全停滯。這一階段，中國經濟最核心的矛盾，是生產力供給不足與社會發展需求旺盛的矛盾，最迫切的任務是快速補齊產能、盤活存量資源、激活民間活力。

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蘇南地區依托得天獨厚的區位和基礎條件，孕育出以鄉鎮企業為核心、以本土民資和集體資本為主體、以內循環市場為依托的蘇南發展模式。蘇南地處長三角核心，毗鄰上海、南京等工業城市，既擁有江南地區傳統的手工業積淀，又能就近接收大城市的技術、人才溢出，同時縣域基層治理體系完善，具備興辦實業的基礎條件。改革開放初期，國家政策逐步松綁，不再絕對禁止集體和民間興辦工商業，為鄉鎮企業的誕生提供了政策空間。

蘇南模式的核心邏輯，是依托本土內生力量，以集體、民營資本為核心，就地取材、就地生產、就地銷售。各地鄉鎮依托鄉村勞動力、土地、資源優勢，大規模興辦鄉鎮企業，聚焦輕工制造、紡織、五金、農副產品加工等低門檻、廣需求的基礎產業。這種模式精準契合了時代需求：無需依賴外來資本、無需高端技術設備、無需海外市場渠道，僅依靠本土閑置的人力、土地資源，就能快速形成產能、填補國內市場空白。

在特定的歷史階段，蘇南模式創造了巨大的時代價值。它徹底打破了“國營工業唯一合法”的體制桎梏，第一次讓民間資本、鄉村生產力成為工業化的重要力量，實現了中國農村工業化的歷史性突破。海量鄉鎮企業的崛起，快速解決了國內商品短缺的困境，豐富了市場供給，極大改善了民生；同時吸納了數以億計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打破了城鄉二元結構的固化格局，培育了中國第一批本土民營企業家和市場化經營人才，為中國市場經濟體系的建立埋下了伏筆。

從資本邏輯來看，蘇南模式是民資主導的增量革命。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幾乎沒有對外開放的基礎，外資進入中國的渠道完全閉塞，國家財政資本有限且主要集中于重大基建和重工業，無力覆蓋全域工業化建設。此時，分散、靈活、貼近市場的民間資本、集體資本，成為驅動基層工業化的唯一可行力量。可以說，不是蘇南模式選擇了民資，而是時代的資源空白、體制環境，決定了只能依靠本土民資完成工業化的原始積累。

同時，時代的局限性也注定了蘇南模式的短板。受限于當時的技術水平、開放程度和市場格局，鄉鎮企業普遍存在技術落后、設備簡陋、管理粗放、產業低端的問題，產品僅能滿足國內中低端市場需求，無法對接國際產業鏈，缺乏核心競爭力。這種短板不是模式本身的缺陷，而是時代技術壁壘、開放壁壘、認知壁壘的必然結果。當中國經濟進入更高質量的對外開放階段后，單純依靠本土內生增長的蘇南模式，自然難以支撐產業升級的新需求，完成了其階段性的歷史使命。

二、改革中期：深圳模式——對外開放中的外資賦能

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紀初，改革開放進入縱深推進階段，中國經濟的時代矛盾和發展訴求發生了根本性轉變，以“三來一補、兩頭在外、外資主導”為核心的深圳模式，順勢成為這一時期的核心發展范式。

經過十余年的發展，依托蘇南模式為代表的本土工業化探索，國內基礎產能短缺的問題基本解決，民生消費品實現充足供給。但新的時代短板愈發凸顯：國內工業體系雖初具規模，但核心技術落后、生產設備老舊、企業管理模式僵化、缺乏國際市場渠道、外匯儲備嚴重不足。此時的中國，有充足的勞動力、低廉的土地成本、廣闊的發展空間，但極度缺技術、缺資本、缺品牌、缺全球化經驗。單純依靠本土民資和傳統產業，已經無法實現產業迭代升級，更無法融入全球經濟體系，經濟發展陷入“有量無質、有產無優”的瓶頸。

這一階段，國家的核心發展戰略從“對內激活存量”轉向“對外引入增量”，以經濟特區為窗口，全面打開對外開放大門，主動承接全球產業轉移，利用外資、技術、管理經驗賦能本土經濟，成為時代必然選擇。深圳作為改革開放的試驗田，憑借國家專屬政策紅利、毗鄰港澳的區位優勢、沿海開放的地理條件，成為外資落地中國的首選之地，孕育出獨一無二的深圳對外開放模式。

深圳模式的核心內核是“三來一補、兩頭在外、外資驅動、出口導向”。原材料、核心設備、海外訂單全部來自海外，生產加工環節落地深圳，依托國內低廉的勞動力和土地成本完成制造，成品全部外銷國際市場。外資成為這一模式的絕對核心主體，海外資本帶來了先進的生產技術、標準化的企業管理體系、成熟的國際貿易渠道和全球化的市場資源，徹底彌補了中國經濟的時代短板。

這一模式完美適配了改革中期的時代需求。彼時，全球正值新一輪產業轉移周期，發達國家和地區產業升級，低端勞動密集型產業需要向外轉移，而中國恰好具備成本優勢和政策紅利，形成了完美的供需匹配。外資的大規模涌入，快速讓深圳從邊陲小鎮崛起為國際化工業新城，更帶動整個珠三角形成外向型產業集群，幫助中國快速積累了寶貴的外匯儲備，建立起完整的外向型制造業體系，正式躋身“世界工廠”行列。

從時代價值來看，深圳模式完成了中國經濟接軌全球、學習先進、積累實力的關鍵跨越。外資的介入，不僅帶來了資本和技術，更重塑了中國的市場化思維、企業管理制度、產業標準體系。海量外貿企業、產業工人、外貿人才快速成長，中國深度嵌入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徹底擺脫了封閉發展的格局，實現了從“自給自足”到“全球參與”的歷史性轉變。

與蘇南模式形成鮮明對比，這一階段的發展主力從民資切換為外資，本質是時代發展任務的切換。初期需要解決“有沒有產能”，民資靈活高效、遍地開花；中期需要解決“優不優質、走不走出去”，唯有外資能夠帶來全球化資源和先進生產要素。

當然，時代條件的限制也賦予了深圳模式天然的局限性。彼時的對外開放，核心是“被動承接產業轉移”，我們只掌握低端加工制造環節，核心技術、高端設備、品牌渠道、定價權全部掌握在外資手中，處于全球價值鏈的底端。這種“兩頭在外”的模式，雖然實現了經濟高速增長，但存在產業依附性強、自主創新不足、核心環節受制于人等深層問題。當中國經濟進入自主創新、追求產業安全的新階段后，單純依賴外資的增長模式，已然無法適配高質量發展的時代要求。

三、改革深水區：合肥模式——高質量發展下的國資引領

進入新時代，改革開放邁入攻堅深水區，中國經濟徹底告別了規模擴張的增量時代，全面進入高質量發展、科技自立自強的提質時代。土地財政紅利消退、傳統產業增長乏力、高端科技遭遇“卡脖子”、新質生產力亟待培育，全新的時代矛盾，催生了以國資主導、股權財政、科創賦能為核心的合肥模式，實現了中國區域經濟發展模式的第三次迭代升級。

當下的時代格局，發生了根本性變革。從國內來看，依靠土地出讓、基建投資、傳統制造的舊增長模式已經走到盡頭，土地財政難以為繼，低端產能過剩，經濟轉型迫在眉睫；從產業來看，人工智能、半導體、高端制造、生物醫藥等新質生產力賽道，具備投資周期長、研發風險高、前期投入大、短期回報低、戰略價值極高的特點，與市場化資本的逐利性、短期性天然沖突。

此時，民資和外資的時代局限性充分顯現。民營資本追求短期收益、風險承受能力弱，不愿、也無力長期深耕高風險的硬核科技領域；外資受制于全球技術封鎖、產業競爭格局，對中國高端科創產業存在技術壁壘和投資限制，無法承擔國家戰略級產業培育的任務。

從時代使命來看，當下中國經濟的核心訴求，不再是簡單的擴大產能、賺取外匯，而是突破核心技術、保障產業安全、培育新質生產力、實現高質量可持續發展。這一歷史性任務，既不能依靠本土民資的自發摸索，也不能依賴外資的被動賦能，只能由具備長期戰略眼光、不計短期得失、承載國家產業使命的國有資本來承擔。合肥模式，正是這一時代背景下的最優解。

合肥模式的核心突破，是完成了從“土地財政”到“股權財政”的底層變革，重構了新時代的資本分工體系。區別于蘇南民資自發成長、深圳外資被動引入的模式，合肥模式以地方國資平臺為核心主體，以資本市場股權投資為核心手段，精準布局戰略性新興產業和高端科創賽道。地方政府不再依賴賣地創收，而是通過國資主動投資科創企業、賦能產業發展，依托企業成長、產業集群成型、股權增值實現長期財政增收和區域經濟升級。

這一模式的時代價值，在于填補了市場化資本的投資空白，扛起了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時代重任。國有資本具備天然的戰略屬性和風險托底能力，敢于投入市場資本不敢觸碰的硬核科技領域，通過精準股權投資、產業鏈招商、集群化培育，系統性布局人工智能、芯片、新能源、高端裝備等核心賽道。一方面，國資投資形成強大的示范效應，撬動海量社會資本、市場化風投跟進，形成“國資引領、民資參與、外資賦能”的多元資本協同格局；另一方面，通過資本統籌整合產業鏈資源，避免無序競爭，打造完整自主的產業生態，徹底破解高端產業“卡脖子”難題，筑牢產業安全根基。

從模式迭代邏輯來看，合肥模式不是對蘇南模式、深圳模式的否定，而是時代升級后的互補與完善。改革開放前中期，民資解決了“溫飽型增長”，外資解決了“開放型增長”；新時代，國資解決“戰略型增長、安全型增長、質量型增長”。三種資本、三種模式各盡其能、各展所長，共同構成了中國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完整框架。

四、模式迭代的底層邏輯：時代決定路徑，適配即是最優

梳理四十余年三種核心經濟模式的迭代演進，足以印證一個核心真理：所有經濟發展模式，都是時代的產物，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萬能模板，唯有貼合時代背景、適配發展矛盾、順應歷史趨勢的模式，才能創造價值、成就輝煌。

模式的迭代，本質是時代主要矛盾的迭代。改革開放初期，矛盾是產能短缺、活力不足，于是蘇南模式以民資破局，激活本土存量；改革中期，矛盾是技術落后、封閉滯后，于是深圳模式以外資賦能，接軌全球增量；改革深水區，矛盾是創新不足、核心受制、轉型乏力，于是合肥模式以國資領航，培育科創質量。每一次模式的更迭，都是對時代矛盾的精準回應。

模式的切換，本質是資本分工的時代重構。資本沒有優劣之分，只有適配之別。民資靈活逐利，適配民生產業、基礎制造的起步階段；外資先進開放，適配接軌全球、技術學習的成長階段；國資穩健長效、承載戰略，適配科技攻堅、產業安全的成熟階段。時代需求變了，主導資本、發展路徑自然隨之改變。

模式的升級，本質是國家發展層級的跨越。從蘇南模式的鄉村工業化，到深圳模式的外向型工業化，再到合肥模式的科創現代化，背后是中國從農業大國到工業大國、再到科技強國的層級躍升，是經濟從規模速度型增長向質量效益型增長的根本性轉變。

結語

蘇南模式、深圳模式、合肥模式，三段發展歷程，三種時代范式，一部濃縮的中國改革開放進化史。任何經濟模式的誕生、興盛與轉型，從來不是主觀選擇的結果，而是歷史條件、時代環境、發展任務共同作用的必然結果。

過去，我們依靠民資破冰、外資賦能，完成了中國經濟的原始積累和對外開放；今天，我們依靠國資領航、科創突圍，奔赴高質量發展和科技自立自強的新征程。立足當下、展望未來，經濟發展的模式依然會持續迭代，但不變的核心邏輯始終是：順勢而為、因時而變，立足時代背景、回應時代需求、解決時代問題。唯有始終貼合時代發展脈搏，不斷創新發展范式、優化資本結構、升級產業路徑，才能持續釋放經濟活力，推動中國經濟在時代浪潮中穩步前行、行穩致遠。

（作者張向東為前資深媒體人，現供職于中央某金融企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