獅鷲行動內幕：150名德軍英語兵震懾30萬盟軍

1944年秋天，希特勒在“狼穴”召見了斯科爾茲尼。這位元首提出一個相當瘋狂的想法：組建一支穿著美軍制服的突擊隊，混入盟軍后方，奪取默茲河上的橋梁。希特勒是受了美軍在意大利戰場上用繳獲的德軍坦克成功滲透的啟發。他認為，既然美國人能這么干，德國人為什么不能？而且不僅能奪取橋梁，還能通過下達假命令、顛倒路標來擾亂整個盟軍后方。

斯科爾茲尼聽完這個計劃，內心是犯嘀咕的。他當然知道穿著敵方制服作戰意味著什么——如果被俘，按照海牙公約，這些人會被當成間諜直接槍斃。但面對希特勒的命令，他沒有拒絕的余地。這位“歐洲最危險的男人”只能硬著頭皮接下這個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從希特勒交辦任務到“守望萊茵行動”發動，滿打滿算只有五周時間。斯科爾茲尼需要在這么短的時間內征集三千多人、大量美軍裝備、完成訓練，然后投入作戰。時間緊迫到什么程度？他只用四天就向約德爾大將提交了組建第150裝甲旅的方案。德國最高統帥部10月25日發布命令，從全軍征集懂英語的士兵。

裝備問題更加棘手。斯科爾茲尼要求2400套美軍制服、15輛謝爾曼坦克、20輛M8裝甲車、100輛吉普車等等。實際情況呢？從戰俘營搜刮來的美軍制服里，大部分是毫無用處的軍大衣，真正能穿的戰斗夾克少得可憐。車輛更慘——只有兩輛狀態不佳的謝爾曼坦克（其中一輛傳動裝置還是壞的）、6輛M3半履帶車、4輛M8裝甲車、28輛吉普車和9輛卡車。

湊不齊怎么辦？只能用德國裝備涂上美軍涂裝來充數。12輛黑豹坦克被拆掉指揮塔、圍上薄鋼板，偽裝成M10坦克殲擊車；三號突擊炮被改裝成M7牧師式自行火炮的模樣；82式水桶車冒充威利吉普車；半履帶車涂成橄欖綠色冒充美軍M3。斯科爾茲尼自己都承認，這種偽裝“充其量只能蒙住最年輕的美軍士兵，而且還得是在夜間從非常遠的距離觀察”。

為了防止被己方部隊誤擊，他們想出了一個相當原始的識別方案：不戴鋼盔，戴藍色或粉色圍巾；坦克炮口指向九點鐘方向；所有車輛后部涂黃色三角形標志。試想一下，一群戴著粉色圍巾、開著涂了美軍標志的德國坦克的士兵，想要悄無聲息地混入盟軍后方——這畫面本身就充滿了黑色幽默。

有趣的是，雖然希特勒要求對“獅鷲行動”嚴格保密，但大規模征集英語士兵和盟軍裝備這件事本身就不可能瞞得住。德軍內部流言四起，有人說要去法國解敦刻爾克之圍，有人說要去巴黎綁架艾森豪威爾。斯科爾茲尼不但沒有阻止這些流言，反而默許甚至鼓勵它們傳播。他的邏輯很簡單：流言越多，盟軍情報部門就越疲于奔命。

這個判斷后來被證明非常準確。盟軍確實通過各種渠道得知了德軍正在組建一支會說英語的特種部隊，但具體要干什么、規模多大、目標是什么，完全是一頭霧水。這種不確定性反而加劇了后來的恐慌。

1944年12月16日，“守望萊茵行動”打響，“獅鷲行動”也隨之啟動。斯科爾茲尼派出了八支突擊隊，每隊三到四人，穿著美軍制服、開著繳獲的美軍吉普車混入盟軍后方。其中六支成功滲透。

這些突擊隊的任務相當明確：顛倒路標讓美軍車隊迷路；剪斷電話線、干擾無線電通信；散布假命令；偵察默茲河兩岸的盟軍部署。他們干的都是些“小打小鬧”的破壞活動，但造成的混亂卻遠遠超出了這些行動本身的規模。

有一支小組直接開進了美軍控制的小城于伊，花了好幾個小時觀察兵力部署，沿途跟美軍敬禮聊天，順便給問路的車隊指了錯誤方向，居然沒引起任何懷疑。另一支偽裝成美軍憲兵的小組，把美國第84步兵師某部引入森林，讓他們迷路了整整三天。還有一支小組報告說摧毀了一座油料庫、掃清了若干雷區，并且把詳細的美軍部署報告發給了派普戰斗群。

這些滲透行動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突出部戰役剛開始時盟軍后方的混亂狀態。12月16日清晨德軍的大規模炮擊切斷了大量通信線路，到處都是掉隊的士兵和混亂的車隊，幾輛“美軍吉普車”混在其中根本不起眼。斯科爾茲尼得意地宣稱：“美國人正忙著找自己的裝甲師！”

但好景不長。隨著盟軍逐漸意識到有人在后方搞破壞，情況開始逆轉。12月23日，盟軍遠征部隊最高司令部發布警告，提醒各部隊警惕穿著盟軍制服的德國間諜。盟軍在橋梁和交通要道設立了大量檢查站，開始盤查每一個過往的士兵。

檢查站設立之后，事情開始變得荒誕起來。盟軍士兵被要求回答各種只有美國人才知道答案的問題，比如各州首府、棒球比賽結果、米老鼠女朋友叫什么名字等等。但問題在于，很多真正的美國大兵也答不上來這些刁鉆問題。

美國第8軍軍長布魯斯·克拉克準將在巡視圣菲特時被憲兵攔下。他對上了口令，卻因為把芝加哥小熊隊說成是美國聯盟的球隊而被抓起來審了五個小時。更慘的是第12集團軍群司令奧馬爾·布拉德利中將。他被問到伊利諾伊州首府是哪里，給出了正確答案“斯普林菲爾德”，結果卻被憲兵一口咬定是芝加哥——因為那個憲兵自己也不知道正確答案。

連英國陸軍元帥蒙哥馬利都沒能幸免。他去前線視察時被美軍哨卡攔下，因為拒絕停車，輪胎被直接打穿，人被拖出來關進了谷倉。這位傲慢的英國元帥暴跳如雷，威脅要把所有人送上軍事法庭，但最后還是被關了好幾個小時才被一個認識的英軍上尉救出來。艾森豪威爾得知此事后說了一句相當損的話：“斯科爾茲尼總算干了回正事。”

美國陸軍參謀長喬治·馬歇爾上將對此感嘆道：“此五十萬美國大兵每次見面就互相玩貓捉老鼠的游戲。”

艾森豪威爾在凡爾賽的總部被機槍和坦克圍得水泄不通。他本人被要求24小時待在旅館里不得外出。盟軍還找了個替身在旅館附近散步想引出德國殺手。堂堂盟軍最高統帥，就因為一個德國俘虜的隨口胡謅，在自己的司令部里被關了將近兩個星期。

諷刺的是，施密特很可能只是知道自己反正要被槍斃（穿著敵軍制服被俘的間諜下場只有一個），臨死前故意編了個故事給盟軍添堵。但盟軍偏偏就信了，而且信得徹徹底底。一個垂死掙扎的謊話，居然讓幾十萬盟軍風聲鶴唳、讓最高統帥本人被軟禁了將近兩周——這大概是整個“獅鷲行動”中最具戲劇性的一幕。

在突擊隊制造混亂的同時，第150裝甲旅的主力部隊也沒閑著。按照原計劃，這支裝甲旅應該在奇襲的配合下快速突破、奪取默茲河橋梁。但現實遠沒有那么美好。

12月14日夜，第150裝甲旅在德國小城明斯特艾費爾附近集合，分為X、Y、Z三個戰斗群，跟隨德軍先鋒部隊向目標挺進。但和大批參戰德軍一樣，他們被堵在了路上。洛斯海姆的路況惡劣到了極點，裝甲部隊寸步難行。等到12月16日行動正式開始，第150裝甲旅根本沒能按時抵達出發位置。

更倒霉的是，他們還遭到了己方空軍的誤炸。本來就裝備不足、訓練不夠，現在又被自己人炸了一通，可謂雪上加霜。

到12月17日，情況已經很清楚了：奇襲已經不可能實現。斯科爾茲尼參加第6裝甲集團軍參謀會議時提出，既然奇襲無望，不如把第150裝甲旅當作普通部隊投入正面進攻。這個提議被批準了。

12月21日凌晨，第150裝甲旅在Z戰斗群未到位的情況下分兵兩路，向馬爾梅迪發起突襲。防守的美軍雖然兵力懸殊但抵抗異常頑強。斯科爾茲尼的幾次進攻都被擊退。隨著天氣轉好，盟軍飛機開始對地攻擊，奪取馬爾梅迪變得更加困難。12月28日，第150裝甲旅被接替，撤回本土。據斯科爾茲尼估計，約有15%的士兵在戰斗中陣亡、負傷或失蹤。

第150裝甲旅在馬爾梅迪的戰斗中充當了“填線部隊”的角色。這支被希特勒寄予厚望、被斯科爾茲尼傾注心血打造的特種部隊，最終不過是在一場失敗的進攻中充當了炮灰。

行動中被捕的德軍突擊隊員下場很慘。18名被捕者全部以間諜罪被軍事法庭判處死刑。12月23日，第一批三人被槍決。之后的幾周里，其余人分批被處決。這些穿著美軍制服滲透的德國士兵，正如斯科爾茲尼最初擔心的那樣，被以間諜罪處死。

斯科爾茲尼本人則活了下來。1945年5月19日，他在薩爾斯堡向美軍投降。艾森豪威爾親自派人審訊他。1946年9月，他被押往紐倫堡以證人身份出席審判。1947年8月，他和另外九名軍官在達豪接受審判。

指控的內容包括：非法奪取美軍戰俘的衣物、使用有毒子彈、違反海牙公約“利用美軍制服混入戰斗，背信棄義地開槍殺害美軍士兵”。斯科爾茲尼的辯解是：他的士兵在滲透行動中從未對美軍有敵對行為，沒有任何證據證明他們曾穿著美軍制服向美軍開槍，因此這屬于合法的戰爭詐術。

關鍵轉折來自一位意想不到的證人——英國前特種作戰行動處特工弗列斯特·托馬斯。他出庭作證，以自己的親身經歷證明二戰期間英國、美國、蘇聯等國的士兵都曾穿過德軍制服進行滲透行動而未受制裁。托馬斯的證詞讓法庭陷入了尷尬：如果穿敵方制服就是戰爭罪，那盟軍自己也得有不少人上被告席。

法庭最終宣判斯科爾茲尼所有罪名不成立，當庭釋放。但審判長亞布拉罕·羅森堡對斯科爾茲尼的厭惡之情溢于言表：“我堅持認為他仍是歐洲最危險的男人。”

回過頭來看“獅鷲行動”，希特勒的瘋狂構想、資源的嚴重匱乏、情報的全面失靈、執行的混亂不堪——所有問題都在這個小小的行動里暴露無遺。

從軍事角度看，“獅鷲行動”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失敗。它沒有奪取任何一座默茲河橋梁，沒有對突出部戰役的走向產生任何實質性影響。第150裝甲旅在馬爾梅迪的強攻損失慘重，最終被解散。斯科爾茲尼本人也承認這是一次失敗。

但從心理戰的角度看，“獅鷲行動”又取得了某種詭異的“成功”。幾十萬盟軍士兵被搞得神經兮兮，高級將領被自己人扣押審訊，最高統帥被軟禁在司令部里。一個只有幾十人參與的滲透行動，造成的混亂和恐慌遠遠超出了它本身的規模。這種“投入產出比”放在任何軍事評估里都堪稱驚人。

這種“成功”是虛幻的。它建立在盟軍的情報空白和恐慌情緒之上，一旦盟軍反應過來、建立起有效的篩查機制，滲透者就紛紛落網。那些被處決的德軍士兵用生命換來的，不過是幾天的混亂而已。

“獅鷲行動”最值得玩味的地方在于它的矛盾性：一方面，它展現了特種作戰的巨大潛力——少量人員、有限資源就能在敵方后方制造大規模混亂；另一方面，它又暴露了這種作戰方式的致命缺陷——一旦被識破，參與者將面臨間諜罪的嚴懲，而戰術上的小勝無法改變戰略上的大敗局。

這場行動還留下了一個意味深長的法律問題：穿著敵方制服作戰到底算不算戰爭罪？托馬斯的證詞和斯科爾茲尼的無罪判決說明，至少在1947年的達豪，這個問題還沒有明確的答案。戰勝國不愿意追究自己人在戰爭中同樣做過的事情，這大概是“勝者正義”最真實的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