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正非看來，獨立自主是個偽命題

6 月末，新華社旗下大名鼎鼎的瞭望智庫，在北京組織了一場討論“AI算力破局”的圓桌會。參會的有科技部原黨組成員張景安、中科院計算所研究員張云泉、中國科學院大學教授呂本富，以及來自產業一線的中科算聯總經理王鴻斐。

討論的措辭都很克制，但如果熟悉過去幾年國內談論芯片問題的語境，會立刻嗅出不尋常。張景安留下一句"無論遇到什么困難，都要堅持擴大開放"；呂本富說"國內自主研發與多元化合作'兩條腿走路'，符合產業發展的一般規律"；王鴻斐則直接點破了那個多年來無人愿意公開承認的事實——正視現實差距與堅持長期自主并不矛盾，國產芯片"處于穩步發展、逐步成熟的階段"，需要"充足的培育周期與市場試錯空間"。

把嘉賓們的話翻譯一下，就是短期算力缺口是客觀存在的，AI 窗口期以月計，國產芯片還需要時間，因此在可控前提下適度引入國際成熟產品是必要的。

這種表述，在目前的氣氛下是極為罕見的，因為國產芯片正處在大舉 IPO 的階段，資本市場對芯片國產的信心大增。所以，當一眾大佬云集，討論是否要放進口GPU近來，與資本市場和輿論風向走勢是完全相悖的。

這個討論的宏觀背景，其實并不難理解，那就是務實來看，在高科技全球分工版圖里，"獨立自主"從來不是單一國家可執行的產業策略，它其實是一種敘事，一種階段性口號，或者說一種談判籌碼。

把“獨立自主當口號可以凝聚共識，把它當目標就會走向反面。有意思的是，這個觀點最大的支持者，正是人們熟悉的華為創始人任正非先生。眾人討論的內容，無非是在重復任正非的觀點罷了。

01 任正非的語錄

2012 年，華為在《2012 實驗室座談會紀要》里，任正非留下了一段今天讀來仍然刺耳的話：

"關于自主創新的問題，自主創新就陷入熵死里面，這是一個封閉系統。我們為什么要排外？我們能什么都做得比別人好嗎？為什么一定要自主，自主就是封建的閉關自守，我們反對自主。"

這段話在 2013 年被媒體廣泛披露，當時幾乎所有報道用的都是同一個驚嘆式標題——《任正非：我們反對自主創新》。放在今天的輿論環境里，這樣一句話如果出自一個普通企業家之口，怕是要被淹沒在唾沫里。但它出自華為的任正非，出自那個后來在美國實體清單打壓下堅持了整整六年、被輿論供上"民族企業家"神壇的人。

更值得注意的是，孟晚舟事件之后、海思"備胎轉正"的故事傳遍全網、舉國振奮的 2019 年，他并沒有順著民族主義的風向調整口徑。那一年他對著雅虎財經的鏡頭說：

"我們有可以代替高通的零部件，但是 50% 繼續購買高通的，并沒有完全使用我們的器件。這是我定下的，必須要使用美國器件，不能自己一個人獨吞利益。"

去年他仍然堅持："完全依靠中國自主創新，很難成功。"

最能說明問題的是他在 2019 年拋出的那個連很多華為內部人都覺得匪夷所思的提議——愿意把 5G 的全部專利、源代碼、硬件設計、生產工藝一次性打包授權給一家美國公司。他給出的理由，用他自己的話說是："狼趕著羊跑，羊才最健康。"

這些話如果拼在一起讀，其實是一個非常完整、也非常樸素的產業觀：華為要的不是"什么都自己做"，而是"別人繞不開我"。這兩件事聽起來相似，本質完全不同。前者是自我封閉，后者是深度嵌入。

而在這套觀念里最有意思、也最值得中國 AI 產業今天認真體會的，是那句"給高通留 50%"。華為在明明可以用海思完全替代的情況下，仍然堅持把一半的訂單給高通——這不是慈善，也不是軟弱，而是強者的自覺：

當你有能力獨吞的時候，主動留出份額，你就把對手變成了你生態的一部分。當高通依賴華為這個大客戶，華為在談判桌上反而有了籌碼；當高通被華為從中國市場徹底擠走，華為面對的將是一個只剩下敵意、沒有合作可能的對手。

任正非的判斷是：獨占市場不是強大，讓對手離不開你才是強大。他從來不迷信"閉環"，他要的是"節點"——一個別人繞不開的節點。

這才是他反復強調"我們反對自主"的真正含義。他反對的不是能力上的自主，而是意識形態上的孤立、是把"獨立"當成終極目標的那種思維方式。因為在半導體這樣的全球產業里，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家公司想要真正閉環，最終都只會把自己關進一個越來越小的房間。

02 四條路的對照

任正非講的這套道理，如果只是他一個人的判斷，當然可以爭論。但半個世紀的半導體產業史幾乎就是它的注腳。

最典型的反例是蘇聯。

五六十年代的蘇聯，計算機水平并不落后美國，BESM 系列在浮點性能上一度可以與 IBM 掰手腕，數學與計算科學的基礎理論水平也是一流的。但從 1960 年代末開始，蘇聯做了一個致命的決定——放棄自己獨立的技術路線，轉而全面仿制 IBM System/360，即所謂的 ES EVM 計劃。表面上是"引進消化吸收"，實際上，在冷戰封鎖的語境下，蘇聯既拿不到 IBM 真正的核心技術，又主動關掉了自己原本的獨立賽道；同時蘇聯半導體產業只服務于軍工和計劃體系，沒有全球市場的反饋、沒有商業競爭的壓力、沒有開源生態的滋養。

結果是，每一代產品都能造出來，但每一代都比國際先進水平落后一到兩代，而且差距越拖越大。等蘇聯解體、俄羅斯打開國門時，整個產業鏈條已經需要從零重建。

蘇聯給出的教訓不是"自主創新錯了"，而是沒有全球市場檢驗的自主，會自動走向僵化——這正是任正非那句"自主就陷入熵死"的現實版本。

日本走的路正好相反。日本半導體產業的起點是徹頭徹尾的"合作"——五十年代 NEC、東芝、三菱從美國仙童、TI、RCA 拿技術授權，是純粹的學生。但日本沒有停在這里。1976 年，通產省把富士通、日立、三菱、NEC、東芝這五家原本你死我活的對手強行組織起來，搞"超大規模集成電路（VLSI）聯合研究項目"，共同攻關光刻、材料、工藝，政府補貼約 300 億日元。

十年之后，日本 DRAM 拿下全球 50% 以上的份額，把美國半導體產業逼到幾乎存亡關頭。日本走的從來不是"合作還是自主"的選擇題，而是"用合作搶時間、用協同攢能力、用市場做驗證"的三段論。

而日本后來的衰落同樣值得玩味——90 年代之后，日本半導體反過來變得封閉、錯過 PC 時代的架構切換、加上《日美半導體協議》的外部打壓，被韓國 DRAM 反超。當年靠開放崛起，后來因封閉落后。這個循環本身也是產業規律。

韓國的三星走得更極端。1974 年從美國韓國半導體、1983 年從美光拿 64K DRAM 授權，李秉喆的戰略清晰得近乎冷酷——先上船，再造船。

到今天，三星和 SK 海力士已經是全球 DRAM 的絕對主導，但它們從來沒有"閉環"過：設備靠應用材料和泛林，材料靠信越和 JSR，光刻機靠 ASML。

它是"自主"的，但從來沒有幻想過"獨立"。恰恰是這種深度嵌入全球產業鏈的自主，讓韓國在地緣博弈里擁有了美國也無法輕易替代的籌碼——三星的存在本身，就是韓國最大的外交資產。

臺積電則把這套邏輯推到了另一個極致。張忠謀 1987 年選擇做純代工，被業界普遍嘲笑沒前途。但正是"不做自己的產品"這個自我克制，讓臺積電可以同時服務英偉達、AMD、高通、蘋果、海思——它把"合作"做到了極致，反過來積累出了任何一家單一公司都無法積累的工藝 know-how。

今天全球 3nm、2nm 的先進制程，只有它能做。它不是"獨立自主"的勝利，它是"極致合作"的勝利。

反過來看印度，二十年多次高調宣布半導體雄心，路徑是完全依賴外資、本土研發投入極少，每一次外資撤離都是一次歸零重啟。這是"只有合作沒有自主"的失敗——它和蘇聯"只有自主沒有合作"的失敗，在結構上其實是同一個失敗。

四條路對照下來，規律幾乎沒有例外：成功的追趕者都不迷信"獨立"，失敗的追趕者都執迷于某個極端。合作與自主從來不是兩條道路，而是同一條道路的兩條腿。任正非只是把這層道理講破了——而且是在中國最不適合講這句話的時候講的。

03 昇騰的未來不在國內

回到中國當下。國產 AI 芯片的進步是真實的——昇騰、寒武紀、海光、燧原、沐曦、壁仞、摩爾線程、DeepSeek 用國產算力完成訓練……這些成績不是宣傳，是工程。但另一個真實同樣需要承認，在高端訓練算力這個最關鍵的窗口上，國產與國際先進水平仍有代際差距，而 AI 的窗口期是以月計的。

在這種局面里，把"合作"和"自主"設置成對立選項，是一個幾乎讓人無法勝出的框架：主張適度進口，會被指責"沒有骨氣""動搖自主決心"；主張全面自研，產業界的人心里都清楚，前沿模型的賽道等不了那么久。這道題目的問法本身就是錯的。

真正務實的問題不是"要不要自主"，而是"在什么層面自主、以什么方式自主、通過什么路徑自主"。涉及國家核心信息基礎設施的部分，全國產化是底線，沒有討論余地；商業訓練、企業推理、科研前沿這類場景，在可控、可核查、可溯源的前提下引入國際成熟產品，用瞭望智庫那場討論里王鴻斐的話說，就是"用中學、改中替"。這不是妥協，這是韓國、日本、中國臺灣都走過的、被反復證明的路。

更值得想清楚的是國產替代本身的終點在哪里。昇騰也好、海光也好、寒武紀也好，它們真正的目標從來不是"關起門來只服務中國"。它們真正的目標——如果它們做成了——是活下來之后，成為全球公認的技術選項之一。就像三星不滿足于只賣韓國、臺積電不滿足于只做本島代工。一個只能在國門內被使用的"自主"，從產業意義上講不是終點，是失敗。真正的成功是有一天英偉達的客戶會認真考慮昇騰，就像今天所有 AI 公司都會認真考慮臺積電。

這就回到了任正非那個"給高通留 50%"的隱喻。當你強的時候，你要主動讓對手留在你的生態里，因為獨占等于孤立；當你弱的時候，你更要努力融入對方的生態，因為封閉等于死亡。

兩個方向看似相反，邏輯內核完全一致：沒有生態的技術不是技術，沒有全球坐標的"自主"不是自主。華為在最強的時候和在最難的時候都在講同一件事，只不過話被聽到的部分很不一樣。

而這里也有一點必須坦率地說：當前輿論環境里，一些把國產化當作政治正確的表態方式，正在客觀上傷害國產化本身。

當產業界要么被迫用不成熟的產品去承擔不該由它承擔的負荷、把自己的產品聲譽透支掉，要么在合規邊緣偷偷進口、失去公開討論問題的空間。無論哪種，都是在替真正的對手做事。

真正在長期意義上支持國產芯片的，從來不是把國產芯片供上神壇的輿論，而是能給國產芯片充分市場試錯空間、同時保留國際標桿參照的產業環境。前者讓國產芯片成為"必須被歌頌"的東西，后者讓國產芯片成為"能被使用的東西"。二者之間隔著的，正是一個產業能不能真正長大的距離。

瞭望智庫那場圓桌討論的可貴，就在于它把這個被輿論遮蔽多年的產業邏輯重新放回了桌面。而任正非講了二十年、卻一次次被"民族企業家"敘事系統性忽略的那個判斷，其實也就是同一句話：

在高科技產業里，"獨立自主"從來不是一個產業策略，它是一種階段性的政治修辭。把它當作階段性口號，它可以凝聚共識、支撐長期投入；把它當作終極目標，它會像蘇聯的 ES EVM 一樣，把一個國家的技術未來慢慢關進一個越來越小的房間。

自主是籌碼的積累，合作是籌碼的兌現。華為最強的時候給高通留一半市場，中國 AI 產業最難的時候需要給自己留一扇窗。這兩件事講的從來是同一枚硬幣的正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