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連長犧牲在瀘定橋，六十年后戰友找到他親人，追認為革命烈士

紅軍連長犧牲在瀘定橋，六十年后戰友找到他親人，追認為革命烈士

1995年開春，四川瀘定縣民政局的干事周海東接到一個任務：陪一位老紅軍去大渡河邊看看。

老紅軍叫劉長順，七十九了，右腿有些跛，耳朵也不怎么好使。

周海東提前看過檔案，這位劉老當年是紅一軍團三十八師二團的，參加過瀘定橋戰斗。

劉長順到了瀘定當天，沒先去招待所放行李，直接讓周海東帶他去了河邊。

大渡河的水還是那個顏色，渾里泛著白沫，打著漩渦往下游翻。

劉長順在河灘上站住了，兩只手撐著膝蓋，腰彎下去，頭低著，看了很久。

河風吹過來，他那件舊軍裝的衣角一掀一掀的。

周海東站在他身后兩三步遠，不敢催，也不說話。

過了好一陣子，劉長順慢慢直起身，從懷里掏出一張疊得四四方方的紙，展開來看了看。

那是一張介紹信，縣民政局開的，上面寫的是“查找革命烈士親屬下落”。

周海東湊上去半步，說：“劉老，咱們先回招待所歇歇腳吧，下午我再陪您仔細轉。”

劉長順把介紹信疊回去塞進懷里，說：“小周，你跟我說說，這橋當年有多少根鐵索？”

周海東說：“十三根吧，課本上寫的，兩邊各兩根做扶手，底下九根鋪橋板。”

劉長順點了下頭：“對面是機槍，橋板被拆光了，就剩那十三根鐵索。你摸過那鐵索沒有？”

周海東搖頭。

劉長順說：“又滑又燙手。太陽曬的，鐵索發燙，手心攥上去，呲啦一下。”

他說著伸出右手掌看了看，掌心那一片皮肉比別處厚，是陳年老繭疊著繭，硬得像塊牛皮。

周海東看見他那只手，沒吭聲。

兩個人沿著河岸慢慢往上游走，劉長順走路右腿拖得厲害，每走一步，肩膀就往右邊沉一下。

周海東想伸手扶，被他擋開了。

“不用扶，走了六十年了，早習慣了。”

回到招待所，劉長順坐在床沿上，把一雙解放鞋脫下來晾著。

鞋底被河灘上的碎石子劃了一道口子，他翻過來看了看，沒說話。

然后從枕頭底下摸出一個塑料袋，袋子里裝著一張發黃的紙。

他把紙攤開鋪在膝蓋上，是一份手寫的名單，鉛筆寫的，涂改了好幾處，有些字洇開了，認不太清。

周海東搬了把椅子坐在對面，湊過去看。

名單上的人名有十幾個，最上面一行寫著：鄭大柱，三十八師二團一營三連連長，河南羅山縣鄭家灣人。

后面跟著一行小字：家中老母陳氏，胞妹鄭大妮。

劉長順看著那個名字，說：“鄭連長，當年二十三歲，眉骨上有顆黑痣，左肩，愛笑。”

他停了停，又說：“他管全連每一個人都叫得上小名，拴柱、狗娃、鐵蛋，他都知道。我這個‘小劉’，也是他叫出來的。”

周海東拿出本子把地址記下來：“羅山縣鄭家灣，這個地名現在應該還有，就是不知道人還在不在。”

劉長順說：“找，找不到老的，就找小的。找不到男的，就找女的。”

他說完這句話，把那張名單折起來收好，然后仰面躺倒在床上，盯著天花板。

天花板上有一條細長的裂縫，彎彎曲曲的。

他看了那條裂縫好一會兒，閉上眼睛。

周海東輕手輕腳退出房間，帶上了門。

第二天一早，周海東給羅山縣民政局打了個電話，那邊答應幫忙查一查鄭家灣的情況。

下午回了電話過來，說鄭家灣還在，但村里已經沒有姓鄭的了。

周海東追問了幾句，對方說又問了鄉里的老民政干事，打聽到一個情況：鄭家那個當紅軍的，走了之后再沒回來，他娘等了一輩子也沒等到。

老娘是1942年走的，妹妹鄭大妮1968年去世，嫁到了隔壁劉洼村一戶姓王的人家。

妹妹有個兒子，叫王保田，今年五十四了，就住在劉洼村。

周海東掛了電話，跑去敲劉長順的門。

劉長順正坐在窗邊擦他那雙解放鞋，用一塊舊布一點一點地蹭鞋面上的泥點子。

周海東把電話里聽到的重復了一遍。

劉長順手里的布停了一下，然后又繼續擦。

“五十四了，那就是1941年生人，他娘是那年嫁過去的。”劉長順把鞋放下，穿上，“那孩子，他見過他舅舅沒有？”

周海東說：“電話里沒細說，但說那王保田是個聾啞人，從小就不會說話，也聽不見。”

劉長順系鞋帶的動作頓住了，過了幾秒，打了個結，站起來，說：“買票，去羅山。”

從瀘定到羅山，一千多公里。

先坐長途汽車到成都，再轉火車，慢車哐當哐當走了二十多個小時才到信陽。

從信陽又坐班車往東走，顛了三個鐘頭才到羅山縣城。

到劉洼村的時候已經是第三天下午了，太陽掛在西邊樹梢上，光線黃澄澄的，照得土路上的浮土都泛著金。

村口有人蹲在墻根底下剝花生，周海東上去打聽王保田家。

那人指了條路：“村東頭第三家，門口曬著一地花生的就是。”

兩個人走到院門口，果然看見滿院子曬著帶殼的花生，鋪了薄薄一層，一股子泥土和殼子混合的干香。

堂屋門開著，里面光線暗，隱約看見一個人影蹲在地上。

周海東喊了一聲：“王保田在家嗎？”

人影站起來，從屋里走到門口，逆著光，看不清臉。

等他走到院子里，劉長順才看清楚——黑瘦，個子不高，肩膀寬，兩條胳膊垂著，手大得像兩把蒲扇。

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藍布褂子，褲腿卷到小腿肚，腳上是一雙沾著干泥的解放鞋。

王保田看著門口站著的兩個人，目光先在周海東身上停了一下，然后挪到劉長順身上。

劉長順穿著那件舊軍裝，雖然舊，但干干凈凈，領口的扣子系得嚴嚴實實。

王保田的嘴唇動了一下，嗓子里發出一聲低低的“啊”。

屋里又出來一個女人，圓臉，扎著個舊頭巾，圍裙上全是面粉，大概正在和面。

她看見門口站著生人，愣了一下，然后趕緊擦了擦手：“你們找誰？”

周海東亮了一下工作證：“我們是瀘定縣民政局的，這位是劉長順同志，老紅軍，專程來找鄭大柱烈士的家屬。”

女人聽了“鄭大柱”三個字，臉上的表情變了變，回頭看了一眼王保田。

王保田還站在原地，兩只手垂在身子兩側，手指頭一下一下地捻著褲縫。

女人叫張桂芳，是王保田的老婆。

她把人讓進屋，倒了水，坐在小凳子上，兩只手放在膝蓋上，像是在想怎么開口。

張桂芳說：“是保田他娘，鄭大妮，1968年拍的，拍了沒兩年就走了。”

劉長順站起來走到鏡框跟前，湊近了看。

劉長順看了好一會兒，坐回來，端起茶缸喝了一口水，水溫溫的，有一點點苦。

他說：“鄭大柱是你婆婆的親哥，對不對？”

張桂芳點頭：“我婆婆在世的時候，年年都說這事。她哥比她大八歲，她六歲那年她哥走的，走的時候她還記不太清模樣，就記得她哥眉骨上有顆痣。”

王保田一直蹲在門口，背對著屋里。

張桂芳說：“他不認字，也聽不見，但每年五月二十九，他都去他娘的墳上燒紙。我婆婆走之前交代的，說那天是紅軍過橋的日子，她哥沖在最前面。”

劉長順手里的茶缸微微晃了一下，水灑了一點出來，滴在褲腿上。

他沒擦。

張桂芳又說：“這些年我們也想過去找，可不知道從哪找起。婆婆只說她哥在紅軍里當連長，別的一概不知。村里有人說過，四川那邊有個鐵索橋，打過一次大仗，可保田他娘不識字，也不會寫信。”

她說著，眼圈紅了一下，低頭扯了扯圍裙的邊角。

王保田忽然從門口站了起來，轉過身走進屋。

他走到劉長順面前，兩只手在衣服上使勁擦了擦，然后伸出來，握住了劉長順的手。

握得很緊，手心粗糙得像砂紙。

他的嘴唇又動了，還是那一聲“啊”，比剛才長一些，喉嚨里咕嚕咕嚕的。

張桂芳說：“他是高興。他這人一高興就這個樣，不會別的表達。”

劉長順被王保田握著那只手，感覺到那只大手的力氣透過掌心的老繭傳過來，熱烘烘的。

他忽然覺得右腿膝蓋又疼了一下——彈片留下的老傷，一激動就犯。

他吸了口氣，用另一只手拍了拍王保田的手背。

“你舅舅，當年沖在最前面。我在他后面，看得清清楚楚。”

王保田聽不見，但他看著劉長順的嘴，看得很認真，眼睛一眨不眨。

劉長順又說：“他左肩上中了一槍，掛在鐵索上停了一下，然后又用右手抓住鐵索，接著往前爬。”

王保田還是盯著他的嘴，喉嚨里又發出一聲“啊”，聲音啞啞的。

劉長順的眼眶忽然就紅了。

他松開王保田的手，低頭從挎包里拿出一個牛皮紙信封，從里面抽出一張紙來。

是烈士追認申請表，上面已經填好了鄭大柱的基本信息，蓋了瀘定縣民政局的章，還差家屬簽字一欄。

張桂芳接過去看了半天，遞給王保田。

然后他蹲了下去，把臉埋在膝蓋上，肩膀一抖一抖的。

花生殼從他腳邊滾落，骨碌碌滾到門檻底下。

屋里安安靜靜的，外面院子里曬的花生被風吹得沙沙響。

那天晚上劉長順沒走，住在了村支書馬占奎家里。

馬占奎是個退伍兵，五十出頭，長得五大三粗，說話嗓門洪亮。

他老婆炒了兩個菜，燙了一壺本地釀的米酒，三個人坐在堂屋里吃晚飯。

劉長順不怎么動筷子，只端著那個小酒盅，抿一口，放下，再抿一口。

馬占奎給他夾了一筷子臘肉，說：“劉老，您別光喝酒，吃點菜。這臘肉是我自己熏的，香著呢。”

劉長順把臘肉吃了，嚼了半天才咽下去。

馬占奎給自己也倒了一盅，喝了一口，咂咂嘴：“劉老，您跟我說說，當年在橋上，到底是個什么光景？”

劉長順把酒盅放下，看著桌上那盤炒雞蛋，油汪汪的，金黃金黃。

他說：“我們是二團，負責主攻。那天下午四點，沖鋒號一吹，全連往上沖。對面川軍把橋板全拆了，就剩十三根鐵索，光禿禿地橫在大渡河上頭。”

“河水那個響聲大啊，震得耳朵嗡嗡的。對面機槍嗒嗒嗒響，子彈打在鐵索上，叮叮當當，火星子四濺。”

馬占奎聽得入了神，筷子夾著一塊臘肉懸在半空，半天沒往嘴里送。

劉長順接著說：“鄭連長沖第一個。他攀著那兩根做扶手的鐵索，腳底下踩著底下的鐵索，一步一步往前挪。身子蕩來蕩去，底下就是大渡河，掉下去連個響動都不會有。”

他停了一下，端起酒盅又抿了一口。

“爬到快一半的時候，他左肩中了一槍。我看見他整個人往下墜了一下，就靠右手攥著那根鐵索，整個身子懸在半空晃了兩下。”

馬占奎的筷子終于落下來了，臘肉掉在桌上，他沒管。

劉長順繼續說：“我以為他要掉下去了。可他那只右手，攥得真緊。他把自己拉上去，重新攀住鐵索，接著往前挪。一顆子彈打中左肩，他還有一只右手，就這么想的。”

馬占奎開口問：“那他最后……”

劉長順把酒盅里的剩酒一口干了：“他爬到對岸，從鐵索上跳上橋頭堡，剛站穩，一顆手榴彈就在他跟前炸了。”

他放下酒盅，兩只手交握著擱在桌上。

“我沒看見他倒下去的那一下。煙太大了，全是黑煙，什么也看不見。等我們后面的人沖上去把對面機槍端了，我才在橋頭堡的墻根底下找著他。”

馬占奎等了好一陣子，見他沒再說下去，輕聲問：“后來呢？”

劉長順說：“后來大部隊過河了，我們把他抬到岸邊上。他沒留什么話，那時候人已經不行了。只是在戰壕里沖出去之前，他跟我說過一句，小劉，我要是回不來，你替我照應一下我娘，我娘眼睛不好。”

他說完這句話，伸手去拿酒壺，酒壺已經空了。

馬占奎趕緊沖廚房喊：“再燙一壺！”

劉長順擺了擺手：“不喝了，夠了。”

他站起身，走到院子門口，看著外面黑沉沉的田野。

遠處有狗叫，一聲兩聲的，隔好久又叫一聲。

馬占奎跟出來，站在他旁邊，兩個人都不說話。

站了一會兒，劉長順說：“他娘眼睛不好，這事我一直記著。可等我打完仗，又跟著隊伍北上，后來到了陜北，再后來全國到處跑，等我想起來要找他家的時候，已經解放了，到處都在打仗，找不著人了。”

“再后來……就六十年了。”

馬占奎想說點什么，嘴唇動了動，又咽回去了。

夜里起了風，田野里那些干枯的稻茬子被風吹得簌簌響。

第二天早上，劉長順又去了鄭家灣。

鄭家灣離劉洼村不遠，順著一條土路走半個鐘頭就到。

村子不大，十幾戶人家，散落在一個緩坡上。

村口一棵老槐樹，樹干粗得兩個人都抱不過來，樹底下坐著幾個曬太陽的老頭。

劉長順走過去，問一個戴氈帽的老頭：“老哥，跟您打聽個事，鄭大柱家原先在哪個位置？”

氈帽老頭抬起眼皮，上下打量了他幾眼，又看了看他身后的馬占奎。

“你是找鄭家那個當兵的？”

劉長順點頭。

氈帽老頭從兜里摸出一根煙卷叼上，沒點，含含糊糊地說：“他家那老房子早沒了，八十年了。他爹走得早，老娘帶著閨女過日子，后來等不到兒子回來，也走了。那房子沒人住，風吹雨淋，塌成一堆土了。”

劉長順問：“那墳呢？他娘的墳還在不在？”

氈帽老頭把煙卷從嘴上拿下來：“還在，在東頭坡上。他閨女每年清明都來燒紙，閨女走了以后，外甥來。那外甥是個啞巴，聽不見話，但每年都來。”

馬占奎在旁邊插了一句：“就是王保田。”

氈帽老頭點頭：“對，啞巴王家的。挺實在個人。”

劉長順順著氈帽老頭指的方向，穿過一片麥地，往東走。

麥子才返青，矮矮的，綠茸茸一層鋪在地上。

走到坡底下，果然看見一座矮墳，墳頭上長滿了野草，草已經枯了，黃燦燦地趴著。

墳前沒有碑，只插了一根枯木棍，木棍上纏著一條紅布。

紅布褪成了淡粉色，邊角被風吹得散了線，一縷一縷的。

劉長順在墳前站定，把隨身帶來的一瓶瀘定老窖擰開蓋子，慢慢倒在墳前的土上。

酒滲下去，把干土洇濕了一小片。

他說：“大娘，我是鄭連長的兵。他當年讓我照應您，我沒做到，來晚了。”

他退后一步，彎腰鞠了三個躬。

直起身來的時候，風吹過來，把那根枯木棍上的紅布條吹得飄了一下，像是有人擺了擺手。

馬占奎站在他身后十幾步遠的地方，沒靠近。

他看見劉長順在墳前站了很久，久到風把地上的酒漬都吹干了。

回劉洼村的路上，劉長順走得比來的時候更慢了，右腿拖得厲害。

馬占奎忍不住說：“劉老，您那腿……”

劉長順說：“彈片，取不出來了，在骨頭縫里卡著。平時沒事，走急了就疼。今天還好，不咋疼。”

他頓了頓，又說：“當年在橋上的時候，中彈的人多了去了，能活下來的沒幾個。鄭連長要是活著，今年也八十三了。”

兩個人走回劉洼村的時候，王保田正蹲在院子門口剝花生。

看見劉長順回來，他站起來，又發出那一聲“啊”。

劉長順走過去拍了拍他的肩膀，比劃了一個“坐”的手勢。

王保田看懂了，又蹲下去繼續剝花生，剝一顆，把殼扔進筐里，花生米擱在旁邊的搪瓷盆里。

劉長順也蹲下來，拿起一顆花生，學著他的樣子剝。

兩個老頭蹲在門檻兩邊，一個剝得快，一個剝得慢，誰也不說話。

花生殼噼里啪啦掉進筐里，聲音細碎密的。

那天下午，張桂芳把飯做好了，蒸了一鍋白面饅頭，炒了一盤蒜苗臘肉，煮了一鍋紅薯稀飯。

劉長順吃了兩個饅頭，喝了兩碗稀飯。

吃完飯，他從挎包里拿出那份烈士追認申請表，把家屬簽字那欄指給張桂芳看。

張桂芳說：“我不認字，保田也不認字，按手印行不行？”

劉長順說：“行，按手印也行。”

張桂芳去里屋拿了印泥，紅色的，裝在個小鐵盒里，蓋子上印著一朵花。

她打開蓋子，捏著王保田的右手大拇指，在印泥上按了一下，然后在表格的簽字欄里重重按下去。

拇指印清清楚楚，螺紋一圈一圈的，紋路很深。

劉長順把表格收好，說：“我回去就交上去，縣里批下來，會發烈士證明書，還有一塊光榮烈屬的牌子，你們掛墻上。”

張桂芳點著頭，眼圈又紅了。

王保田看看這個看看那個，不知道他們在說什么，但他看見他老婆紅了眼，就伸出那只按了印泥的大手，拍了拍他老婆的后背。

手印按在了張桂芳的藍布褂子上，留下一個淺淺的紅印子。

劉長順第二天一早就走了。

走的時候王保田站在院門口送他，兩只手垂著，眼睛一直盯著劉長順的背影。

劉長順走出老遠回頭看了一眼，看見王保田還站在那，瘦瘦的一條影子，斜在院門口的地上。

他擺了擺手，王保田也抬起手擺了擺。

1996年春天，張桂芳收到了從縣里送來的東西。

袋子里還有一塊紅色的“光榮烈屬”牌子，鐵皮的，邊角包了銀色的邊，拿在手里沉甸甸的。

張桂芳把牌子擦了又擦，搬了把梯子，讓王保田踩著上去，把牌子釘在堂屋正門的上方。

王保田釘的時候很仔細，左右比了好幾次才下錘子。

牌子掛上去之后，他退后幾步仰頭看，然后咧開嘴笑了一下。

他不會笑出聲，就是嘴角扯開，露出一排牙，眼睛彎成兩條縫。

證書上寫著：“鄭大柱同志，在長征途中英勇犧牲，追認為革命烈士。”

她把這段話念給王保田聽，一個字一個字地念。

王保田聽不見，但他看著她的嘴，看得很認真。

念完之后，王保田蹲在門檻上，兩只手撐著臉，又“啊”了一聲。

這次“啊”的聲音比平時長一些，像是從胸腔里慢慢吐出來的。

后來劉長順又來了一封信，寄到村支書馬占奎那里轉交。

信是用鋼筆寫的，字跡工工整整，一筆一劃都清楚。

信上說：“烈士證下來就好，國家認了。鄭連長的事，我在瀘定紀念館看到過，鐵索橋旁邊那塊石碑上，刻著當年犧牲的烈士名字，我在上面找了半天，找到了‘鄭大柱’三個字。我拿粉筆描了一遍，描得清清楚楚。”

“我腿不好，不能年年去看他，你要是方便，五月二十九那天，替我到河邊燒幾張紙。”

“橋還是那個橋，水還是那個水。”

張桂芳把信念給王保田聽，一句一句對著口型。

五月底，大渡河進入汛期，水漲了不少，渾黃的水流得更急了。

那天是五月二十九，周海東一大早接到招待所電話，說門口有個啞巴在找人。

周海東跑出去一看，王保田站在招待所門口的臺階下，穿著一件干凈的白襯衣，袖子挽到胳膊肘，手里拎著一塑料袋紙錢和幾炷香。

他老婆張桂芳跟在旁邊，說：“保田非要來，說今年要親自來給他舅舅燒紙。”

周海東把他們領到河邊，找了個水勢平緩的淺灘。

王保田蹲下來，把紙錢一疊一疊拆開，用石頭壓住，然后劃了根火柴點燃。

紙錢燒起來，灰燼被河風卷著往上升，打著旋，飄向河面上空。

王保田蹲在那，看著那些灰被風吹散。

他張開嘴，又“啊”了一聲。

聲音被河水嘩嘩的響聲蓋住了大半，但他喊得很用力，脖子上的青筋都鼓了出來。

張桂芳在旁邊說：“他是在喊舅。”

周海東站在后面，鼻子酸得厲害，轉了個身，面朝河的上游，假裝在看風景。

紙錢燒完了，王保田又蹲了一會兒，然后站起來，拍了拍膝蓋上的土，從兜里掏出一張紙條遞給周海東。

紙條上歪歪扭扭寫著一行字，是張桂芳代寫的：“今年五月二十九，我替舅舅看河來了。”

周海東把紙條收起來，說：“我收著，回頭給劉老看。”

王保田點了點頭，又看了一眼大渡河。

河水還是那個水，渾黃帶白沫，打著漩渦往下沖。

他看了很久，然后轉身走了。

周海東站在原地，看著那個穿白襯衣的黑瘦背影沿著河岸慢慢走遠。

河風吹著他的衣擺，一下一下地掀。

后來那塊“光榮烈屬”的牌子一直在王保田家堂屋門口掛著。

村里人經過的時候抬頭看一眼，就知道這家人有個紅軍親戚。

也有人問過張桂芳，說她婆婆那輩子等了那么多年都沒等來一個名分，怎么到這時候才補上。

張桂芳說：“補上就好。什么時候補上的，都是補上了。”

村里有個小孩，是馬占奎的小孫子，七八歲，調皮得很。

有一回跑到鄭家灣東頭那道坡上玩，看見那座新立了青石板的墳，蹲下去看了半天。

石板上的字是劉長順托人從縣里請師傅刻的，“鄭大柱烈士之墓”幾個字，凹下去的筆畫里填著紅漆，經過風吹日曬，紅漆有些剝落了。

小孩用手指頭描了描那行字，回家問他爺爺：“紅軍是干啥的？”

馬占奎說：“打壞人，讓窮人過好日子的。”

小孩又問：“那鄭大柱呢？”

馬占奎說：“他就是紅軍。”

小孩想了想，說：“那我明天給他帶塊糖去。”

第二天小孩真的去了，揣了一顆水果糖放在那塊青石板上面，還用一塊小石頭壓住，怕被風吹跑了。

糖紙是花花綠綠的，在太陽底下反著光。

過了幾天那顆糖不見了，不知道是被哪個放牛的孩子拿走了，還是被野兔子叼走了。

但小孩后來又去放過一回，還是一顆水果糖，糖紙換成了黃色的。

村里的大人沒人管這事，小孩子跑來跑去的，由他們去。

只有馬占奎有一回跟劉長順寫信的時候提了一句：“您刻的那塊碑，村里小孩都知道了。有個小孩給鄭連長供過糖。”

劉長順收到信之后，坐在他那間老屋子的窗前，把這段話看了兩遍。

他老伴走過來給他添茶，問：“誰的信？”

劉長順說：“馬支書的信。他說那碑還在，沒人動。”

他老伴看了一眼信紙，說：“那就好。”

劉長順把信疊起來，擱在窗臺上。

他老伴沒接話，把茶壺放下，轉身去了廚房。

廚房里傳來切菜的篤篤聲，一下一下，穩當得很。

劉長順坐在那，看著窗外的天。

天藍得很淡，飄著幾絲云，像被人用手指頭抹開的棉絮。

他把那封信又拿起來看了一遍，然后擱下，起身去廚房幫忙剝蒜了。

河那邊的事，在他這兒就算翻過去了。

但每年五月二十九，他還是會拿出一瓶酒，不多，就一小盅，自己坐在窗前喝掉。

也不說什么話，喝完了把酒盅洗了放回櫥柜里。

跟誰也沒提過。

有一年他孫子來家，看見爺爺一個人坐那喝酒，問他喝什么呢。

劉長順說：“沒啥，就喝一口。”

孫子也沒多問，跑出去玩了。

劉長順把空酒盅舉起來對著光看了看，杯底有一滴殘酒，琥珀色的，亮晶晶的。

他放下杯子，站起來去關窗戶。

窗外那棵石榴樹開花了，紅艷艷的，一樹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