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預警！全球防艾進入危險時刻，900 萬感染者未獲治療

先說結論：

全球的防控工作，正在，或者已經進入了一個生物醫學進步帶來的不平等的新時代了。

艾滋病

人類第一次接近擁有“半年一針阻斷傳播”的工具，卻也正在遭遇全球艾滋病防控資金退潮。科學把終結艾滋病的門推開了一條縫，政治和金錢卻可能把這扇門重新關上。

HIV

長效PrEP降低了富裕國家重點人群的個人風險，卻可能削弱富裕社會繼續投入全球艾滋病防控的緊迫感。

結果不是HIV被終結了，而是HIV被重新地理化、階層化、邊緣化。它未來可能不會是共同危機，而變成貧困地區和弱勢人群的局部苦難。

先來看一個現實的數據：

UNAIDS2025年數據稱，全球約4090萬人感染HIV，3210萬人正在接受抗逆轉錄病毒治療；也就是說，仍有大約880萬人沒有接受治療。2024年WHO數據也顯示，全球抗病毒治療覆蓋率約為77%，距離“幾乎所有感染者都能診斷、治療并實現病毒抑制”的目標仍有明顯缺口。

但與之同時，世衛組織發布另一個消息：

（2025年7月14日）世界衛生組織周一表示， 一種突破性的艾滋病預防藥物每年僅需注射兩次，即可近乎完全預防艾滋病病毒感染及艾滋病發病。該機構強調，應即刻在藥房、診所及在線診療平臺普及這款藥物。

世衛組織官員對這個接近艾滋病疫苗的藥物是極其看好的。

世衛組織全球艾滋病、肝炎和性傳播疾病項目主任多爾蒂（即將就任衛生科學、研究、證據與質量司司長）表示：“我們已掌握終結艾滋病的技術與知識...現在需要的是以公平為基礎、以社區為動力，大膽落實這些防控建議。”

你們以為會迎來一個沒有艾滋病的明天嗎？

別做夢了，我們只會迎來一個由生物醫學進步帶來的“”。

艾滋病免疫階級

來詳細的聊一聊這個事情。

，英文 lenacapavir，是一種HIV衣殼抑制劑。作為暴露前預防用藥，也就是PrEP，它最大的特點是：半年打一針。這對于HIV防控意義非常大，因為傳統每日口服PrEP的最大難點不是藥效不夠，而是現實世界里很多人很難每天穩定吃藥，尤其是在污名、隱私、伴侶控制、交通不便、醫療資源不足的環境里。

來那卡帕韋

PURPOSE 1 試驗顯示，在南非和烏干達的順性別年輕女性中，來那卡帕韋組沒有出現HIV感染，NEJM論文報告其相對背景感染率的預防效果為100%。PURPOSE 2 試驗則在男男性行為者、跨性別者和性別多元人群中顯示，來那卡帕韋組HIV感染發生率顯著低于背景感染率和每日口服TDF/FTC組。

所以，聯合國和WHO為什么這么激動？因為這類藥物把HIV預防從“每天靠個人高度自律”變成了“每年兩次醫療接觸”。這對撒哈拉以南非洲年輕女性、性工作者、男男性行為者、跨性別者、注射毒品者、監獄人群、流動人口等群體，理論上都是巨大改變。WHO在2025年7月也推薦注射用來那卡帕韋作為HIV預防工具，并把它視為當前最接近“HIV疫苗”的預防方案之一。

但于是來那卡帕韋這樣的技術突破給全世界帶來了兩個完全截然不同的未來。

一種未來是：它成為全球公共衛生工具，把HIV新發感染迅速壓下去，最終達成一個終結HIV的美好結局。

另一種未來是：它成為富裕國家和富裕人群的“生物醫學護城河”，讓有資源的人進一步遠離HIV，而貧困地區繼續承擔感染、死亡和污名。

從人類這么多年的歷史走向來看，我覺得毫無疑問的會走第二個路線。

HIV防控正在進入一個新階段：感染風險不再只取決于你的行為，也取決于你所在國家、醫保體系、藥物采購能力、法律環境和社會身份。

同樣是高風險暴露：

在富裕國家，一個人可能有HIV檢測、PEP、每日PrEP、長效PrEP、ART、心理咨詢、社區醫生、保險報銷；
在貧困地區，一個人可能連匿名檢測點都沒有，避孕套供應中斷，PrEP拿不到，感染后還可能因為污名不敢去醫院。

那這回來帶一個殘忍的現實：

當HIV對富裕國家主流政治人群的直接威脅下降后，全球防控的道德動員能力也會下降。

早期艾滋病為什么能形成全球級動員？

一方面是疫情嚴重，死亡率高，社會沖擊大；另一方面是它不僅發生在貧困國家，也強烈沖擊美國和歐洲的城市社區、同性戀社群、血液制品體系和醫療體系。也就是說，富裕國家不能把它完全想象成“遠方窮人的病”。

但現在情況變了。富裕國家已經有成熟ART、病毒載量監測、PrEP、暴露后阻斷、伴侶檢測、社區組織、保險支付體系。再加上來那卡帕韋這種半年一次的長效PrEP，歐美高收入國家中特定高風險人群的個人防護能力會進一步提高。于是HIV在政治想象中會從“共同危機”變成“可管理的邊緣議題”。

這會帶來一個很危險的后果：

當疾病不再威脅捐助國的核心選民，它就更容易從公共衛生議程滑落到慈善議程；而慈善議程一旦遇到財政緊縮、民族主義、反外援政治，就會被迅速犧牲。

這不一定是某個精英坐在辦公室里說“反正感染不到我，我不管非洲人死活”。現實通常更隱蔽，也更常見：

預算部門說財政緊張；
政客說國內優先；
選民說為什么把錢花到國外；
保守力量說不該資助性工作者、男同性戀、跨性別者和吸毒者；
藥企說知識產權和投資回報要保護；
國際機構說只能先做試點；
最后結果就是，最需要藥的人反而是最后拿到藥的人。

這就是。

結構性冷漠

而且，HIV的特殊之處在于，它長期高度集中于政治上弱勢的人群。這個病的防控從來不只是醫學問題，而是人權問題、財政問題和社會治理問題。

最有效的HIV防控，往往需要服務那些在很多社會中最不受歡迎、最容易被污名化的人：性工作者、男男性行為者、跨性別者、注射毒品者、監獄人群、移民、貧困女性、青少年女孩。

這就形成一個殘酷矛盾：

從流行病學上看，越是被邊緣化的人群，越應該被優先服務；但從政治上看，越是被邊緣化的人群，越容易被預算和政策拋棄。

病毒不會關心國界，但政治會。

藥物可以跨越傳播鏈，但價格、專利、采購和偏見會重新筑墻。

新的生物醫學技術給了人類一個終結艾滋病的機會。

但如果它最終只保護那些本來就最容易獲得醫療資源的人，那么它就不會終結艾滋病，只會終結富裕世界對艾滋病的焦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