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長捷前任警備司令兩億元修了兩座磚碉堡，新市長八百億修了啥？

解放天津戰役只打了二十九個小時，陳長捷、林偉儔等國民黨高級將領和“市長”杜建時全被生擒活捉，陳長捷于1959年第一批特赦，林偉儔、杜建時于1961年第三批特赦，這三個被老蔣委以重任的天津“大人物”同一天被俘，這種搞笑事情，估計過幾百年連網文作者寫的時候也會有點心里打鼓。

說到心里打鼓，筆者在查閱相關史料的時候，也對一件事十分詫異：1946年的天津警備司令牟廷芳，從市政府要了兩億經費，最后只修了兩座紅磚碉堡，連鋼筋水泥都偷工減料了——當年的兩億是哪種貨幣？那兩座碉堡是怎么驗收的？

要回答這兩個搞笑的問題，我們還真不能不聊一聊那位大家更熟悉的軍統（保密局）天津站站長吳敬中——此人原名吳景中，“天津城防圖”的泄露可能跟他也有一點點關系，豆腐渣工程不堪一擊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天津戰役的攻城總指揮劉亞樓在1959年天津解放十周年之際對地下工作者提出了表揚：“應該說，天津是解放軍和地下黨共同打下來的，在天津戰役開始前，我們拿到一張詳細的敵人城防圖，對各條街道在什么位置，敵人在哪，碉堡在哪，天津周圍的情況等，了如指掌，這樣仗就好打了，地下黨對天津戰役的貢獻是很大的。”

讀者諸君現在去平津戰役紀念館，還能看到當年被陳長捷、林偉儔、杜建時等人視若命根子的城防圖，在那張發黃的圖紙上，清晰地標注著天津的街道、城內外的碉堡、重要設施和各種工事。

筆者匯總各方面資料，發現當年地下黨至少弄到了八份《天津城防堡壘化防御體系圖》，并通過不同渠道送到了城外解放軍指揮部：當時天津守軍的布防情況，劉亞樓可能比陳長捷還清楚——陳長捷和杜建時、林偉儔都寫了關于天津戰役的回憶文章，從那些文章中，我們能看出這三個天津守城者，真是既不知彼也不知己，手上都是一堆爛賬，那場仗他們輸得迅速，也輸得糊涂，以至于陳長捷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都轉不過彎兒來。

全國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匯編了一本《原國民黨高級將領的戰場記憶（之三大戰役）》，那里面有津塘防守區中將副總司令、天津警備總司令部中將總司令兼天津城防司令部司令陳長捷寫的《我防守天津的經過》，原六十二軍中將軍長、天津防守副司令林偉儔寫的《天津戰役紀實》，原北寧路護路司令部中將司令、天津市長杜建時寫的《搶修城防終徒勞——天津戰役國民黨軍覆滅經過》——這三篇文章都曾刊發于全國政協《文史資料選輯》，雖然刊發日期和標題不盡相同，但正文基本是一致的，筆者要強調的，是他們在刊發文章時署名中的職務標注，就是上面那樣的，有些詞條與這些當了政協委員、文史專員回憶文章的介紹對不上號。

不管怎么說，這三個中將級的守將，對天津城防工事的豆腐渣程度，都不是十分了解，其中最了解內情的，可能就要數杜建時了。

陳長捷原本不在天津，他是從外地調來的傅作義嫡系，這一點陳長捷也承認：“一九四八年六月，傅作義將我從蘭州（當時我任第八補給區司令）調到天津，給我以‘警備司令’的名義，負天津基地之責，改建并增強天津的城防工事（原是第十一戰區天津指揮所主任上官云相同天津市長杜建時一年前所筑），為設堡強固陣地。”

蔣家父子對陳長捷不太放心，就任命屬于小蔣一系的杜建時為市長，把小蔣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吳敬（景）中從軍統（保密局）東北區區長兼北滿站站長的位置上調到天津當站長并兼天津警備司令部情報處處長，所以吳敬中也是要為天津城防圖泄密負很大責任的。

陳長捷對天津的城防情況盲目樂觀：“周沿城防工事線，達九十華里，設成三帶陣地，配以臨時野戰工事，已經基本是設堡的堅固陣地。以為來攻者若非經很長時間構成攻城工事，步步逼近，付出很大的代價，是不可能攻破的，更不可能以強攻急襲摧毀的。”

林偉儔在東北被他黃埔四期的同學打得狼狽不堪，到了天津之后，居然有有了底氣：“天津市的碉堡工事始于日本侵占天津的時期。日軍曾在天津市郊的主要交通要道構筑紅磚碉堡，有的高及一丈多，有的低及數尺，大大小小總共有幾十個，并在碉堡周圍架設一層鐵絲網。在一九四五年間，美軍接替了日軍，加筑一些鐵絲網。國民黨軍接替美軍后，更積極修筑碉堡工事。”

林偉儔作為一線指揮官，也不是沒看出天津城防有問題：當時蔣家王朝從上到下都沒想到他們在東北敗得那么快，更沒想到東北百萬解放軍能那么快進關，等天津被圍成一個孤立據點的時候，林偉儔才發現沒在東北挨過打的陳長捷對東北解放軍武器裝備炮火力量估計過低，天津所有碉堡大量使用紅磚砌成，只在墻壁內填些水泥砂石土——林偉儔在東北知道解放軍打錦州的時候動用了多少大口徑火炮，但陳長捷以為解放軍沒有大炮，也攻不破碉堡，還以為有碉堡群和鐵甲列車的天津防線固若金湯，卻不知道在大口徑火炮之下，他的紅磚碉堡，跟紙糊的也差不多，更何況前任守將偷工減料，那些紅磚碉堡都是豆腐渣。

天津固有防線是陳長捷的前任牟廷芳修的，這方面的事情，當時還是副市長的杜建時十分清楚：“在一九四六年七月間，當時的天津警備司令牟廷芳，以構筑碉堡為名，向市政府要去法幣兩億元（杜建時注：當時法幣貶值的程度還不太大，兩億元能做不少事情），只在南圍堤上修了兩個紅磚碉堡，不久，他的部隊調走了，把錢也帶走了。”

牟廷芳這個人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但看過《潛伏》的讀者諸君一定記得戴笠到天津處理的“納妾者楊文泉”，就是牟廷芳的副手——當時牟廷芳是九十四軍軍長，楊文泉（有的資料寫成“楊文瑔”或“楊文湶”）是副軍長，被戴笠抓起來后，牟廷芳和天津市長張廷諤、副市長杜建時一起找到戴笠，說楊文泉是續弦不是納妾，但戴笠不為所動，一定要將楊文泉法辦。

戴笠墜機，楊文泉起復委用為第七十二軍軍長，并在山東泰安被俘，沈醉在戰犯管理所見過他，還在《戰犯改造所見聞》中對其進行了很不屑的評價。

牟廷芳和楊文泉在天津大貪特貪，連戴笠都看不過去了，抓楊文泉實際是殺雞儆猴給牟廷芳看，結果牟廷芳走掉，把爛攤子丟給了陳長捷和林偉儔、杜建時。

杜建時說當時的兩億法幣不是一個小數目，筆者查了一下，當年法幣確實迅速貶值并被金圓券、銀圓券取代，但1946年7月的法幣還沒有變成廢紙，2020元法幣能兌換一美元，八月跌至3350元法幣兌換一美元。

牟廷芳從天津市政府索取的兩億法幣，如果當月就兌換的話，能換十萬美元，當年的十萬美元，那可是驚人的數字：那一年美軍軍官的月薪水，少尉 150美元、中尉 166美元、上尉 200美元、少校 250美元、中校 291美元、上校 333美元、準將 500美元、少將 666美元、五星上將1125美元，麥克阿瑟或馬歇爾不吃不喝，也得八年才能攢下那么多錢。

牟廷芳拿到能兌換十萬美元的法幣，居然只修了兩座紅磚碉堡，然后就溜之大吉，后來的陳長捷居然延續了牟廷芳的做法，繼續用紅磚修碉堡。

“天津城防構筑委員會”主任杜建時搞到很多錢，又修了一千多座紅磚碉堡：“至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底陸續募得法幣共約八百億元，隨募隨交財務委員會委托的中國銀行儲存，城防工程完成時，共用法幣六百多億元，尚余一百多億元存于中國銀行。由市府工務局測量城防線，確定城防工程各種圖紙，分段投標召商承包工程。工程自一九四七年四月開始，至十二月基本完成。”

1947年年底一美元大致能兌換三萬五到四萬法幣，按四萬計算，杜建時也弄到了大約二百萬美元，如果都用來修碉堡挖戰壕，那肯定能修出個模樣，但杜建時居然沒把錢花完，還存了一部分，如此“節約”，造出一堆豆腐渣也就不足為奇了。

陳長捷來到天津后，認為僅有紅磚碉堡還不夠，又從杜建時手里挖出一些錢，修了十幾個小型鋼筋水泥碉堡，工程尚未完成，天津就被包圍了。

當時法幣貶值一瀉千里，杜建時之所以募集到一點錢就存進銀行，那是當時的慣用手段：把法幣兌換成美元存進銀行，幾個月后取出來再兌換成法幣，數量還是按八百億法幣銷賬，中間的差價自然就進了相關人員的腰包。

陳長捷所說的“天津城防固若金湯”，那純粹是盲目自信，他根本就不知道情報部門已經漏成了篩子，他的碉堡連手榴彈都防不住，他能頑抗將近三十個小時，已經是拼盡了全力，讀者諸君看了這三個被俘中將的回憶，對當年的“建筑工程”之奇葩搞笑，肯定也會有一番精辟的評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