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據與救亡

記者 李佩珊

文/劉剛

考據：這是最后的斗爭

“考據學里的救亡運動”這一提法，初看很矛盾：考據學以訓詁、校勘、輯佚為務，講究“無征不信”“實事求是”，看似埋首故紙，遠離現實，而“救亡”則指向國家危亡之際的激烈行動。然而，若深入清代思想史脈絡，便會發現，考據學非逃避現實的避世之學，而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士人以學術為武器、以文化為戰場的一種深沉而持久以至于不顯山不露水的救亡實踐。

中國救亡運動，始于17世紀中葉明清易代。

明清之際“亡天下”的文化危機，催生出一場以學術為武器、以文化守根脈的沉默革命。清初，兩條救亡路線，一條是政治上“反清復明”，一條是學術上“文化守成”。政治路線失敗后，轉向文化救亡路徑——“以學術保文化，以文化存天下”，將顧炎武“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使命，落實到一字一音、一經一史的考據實踐中，為華夏文明守護不可剝奪的文化根脈。

以考據學救亡，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文化抗戰。

它不喊“驅逐韃虜”，卻通過整理《十三經》證明華夏道統未絕；它不舉義旗，卻借校勘《水經注》暗喻山河破碎；它不辦報紙，卻以一部《說文解字注》喚醒民族語言自覺。正如梁啟超所言，清儒之學，非為學問而學問，實有其不得已之苦心焉。這“苦心”，正是在山河破碎、道統危殆之際，以筆墨為利刃，以典籍為長城，守護一個古老文明的不死的靈魂。

因此，“考據學里的救亡運動”，不是邊緣化的學術游戲，而是中國近代救亡圖存中最深沉最堅韌的一條精神主線。

那時，救亡是個大問題。顧炎武說，亡國可以，亡天下不行。何為“天下”？滿清入關，不僅帶來了王朝更迭——“亡國”，更下了剃發易服、文字獄之毒手扼殺文化，華夏面臨“亡天下”。

學術與政治救亡之間的互動，是中國近世思想史中最深刻、最復雜的張力之一。二者并非彼此隔絕的平行軌道，而是在民族危亡的大背景下相互激蕩、彼此塑造，時而張力拉扯，時而合流共振，表現出學術為政治救亡提供合法性與思想資源。

政治行動若缺乏文化引導，易陷入空想，或淪為行暴，故以學術為其注入文化正當性，并溯源至歷史深處。

明末清初，顧炎武、黃宗羲批判“君主專制”，如《明夷待訪錄》，成為晚清革命“推翻帝制”的思想先聲；清末革命，章太炎以小學——文字訓詁，考證“華夷之辨”，為“驅除韃虜”提供語言學與歷史的依據；孫中山“恢復中華”的口號，其文化內核正來自顧炎武的“天下興亡”之說。

天下，是江山與文化。由漢人說漢語，以國史立國家。怎么救它？江山丟了文化在，國家亡了國史在，只要江山和國家的主體還是漢人說漢語，這國家就有救，這天下就沒亡。如果連漢人都做不成，那天下就要亡了。所以，從顧炎武“明道救世”到章太炎“以國粹激動種性”，從梁啟超“新民”到抗戰學者“文化抗戰”，中國近代的救亡之路，一直是學術與政治在撕裂與融合中共同鋪就的精神長征。

有清一朝二百余年，從清初到清末救亡不斷。

清初救亡，有兩條路線，一條是“反清復明”的政治路線，以鄭成功為代表，退到臺灣去；一條是“以天下為己任”的學術路線，以顧炎武為代表，退到考據學里。這兩條路線都在發展，政治路線發展出孫中山，學術路線發展到章太炎。

到了晚清，這兩條路線會合，成為革命的主流。為什么救亡運動要在考據學里潛移默化？通常我們對考據學的認識，大多以為是為了逃避政治、逃避文字獄而躲進故紙堆，其實這只是看到了消極的表面。從學術上來看，清初考據學又稱漢學，那是以學術的方式對做漢人說漢語的認同，同時也是對理學的否定。這是一種極具文化自覺與政治意涵的經世致用的深度實踐。

考據，不是逃避，而是以學術重建文化主體性。

清初士人，面對夷族入主，遭遇前所未有的文明危機。他們意識到：政權可失，文化不可亡；語言、經典、禮制若斷，則“天下”真亡。他們堅信，漢人說漢語行禮義，則華夏不滅，故從戰場轉向書齋，以整理經典、厘清古義、恢復漢唐經說為使命。這就是以學術的方式，使考據學成為文化身份的錨點，在異族統治下維系“我是誰”的根本問題。

同時，考據學還是對“亡國之學”宋明理學的一次批判性清算。明末士大夫多談“心性”與“天理”，面對清軍、流寇，不改其作揖拱手，理學官化后，淪為科舉教條。

理學，又稱宋學，北宋亡于金，南宋亡于元，明承宋學也亡了國，所以它被稱為“亡國之學”。明末清初，理學很尷尬，因為它被新統治者拿走了。國破家亡，理學信徒們或慷慨赴死，抱著理學的教條去當烈士，或削發為僧，懷著理學的信念悲苦終生。而理學本身，卻沒有什么氣節可言。信徒不妨去當烈士，而理學依然可以媚世。亡國志士拋頭顱灑熱血，可歌可泣，可他們的理學卻投向了新的統治者。沒有前赴后繼捍衛原教旨的圣戰，沒有接踵而來為真理而斗爭的運動，理學搖身一變，又變成了頂戴花翎，變成了新王朝的御用之學，還是以那樣一副“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嘴臉君臨天下。而那些為國捐軀的學者們，熱血也白灑了。血的教訓，使他們對理學產生了懷疑，懷疑理學“以理殺人”，懷疑理學是偽學問。

因此，他們從理學中走出來，兩條腿走路。

一條腿走向經世致用。走實證的路，如顧炎武，行萬里路，讀萬卷書，一步一個腳印，走向《天下郡國利病書》。這本書，是對江山的盤點，是對國史的重建，他超越了王朝史，為江山立史，再造中國；另一條腿走向漢字漢語，走進了考據學里。

理學靠不住，被統治者拿走了，經學也靠不住，也會被統治者拿走。拿不走的是什么？是與我們同在的漢語和漢字，那是命根子。夷就是夷，會說幾句漢語，卻永遠搞不懂什么是“中原正音”。顧炎武著《音學五書》，就是要為中原正音建立標準。漢人到了最危險的時刻，在考據學里做最后的斗爭——留住文化的根。

救亡：做天下興亡的學問

為什么說“清初之學大”？大就大在做“天下興亡”的學問。故清初漢學，回歸漢學經師，以為漢代去古未遠，訓詁更近圣人本意，遂以小學通經——通過文字、音韻、訓詁還原經典；以實學建制——究禮制、明賦稅、察兵刑，而非空談天理。故漢學“復古”，實為以古開新，以實救虛，以文化自救而救國也。

表面看，考據學者“不議朝政”，但其行動具有高度政治性：語言即抵抗；堅持用古漢語寫作，本身就是文化主權宣示；經典即疆土，校勘《十三經》《說文解字》，如同收復精神國土；師承即道統，通過書院講學、私塾授徒，構建獨立于官方意識形態的知識網絡；歷史即武器：黃宗羲《明夷待訪錄》，暗批專制。正如余英時所言，其“內在理路”，含有對現實政治的“隱微批判”，它在高壓下，以最低風險，守護最高價值。

從顧炎武到章太炎，學術救亡兩百余年，救亡之學薪火相傳，顧炎武以“天下”高于“國家”，文化高于政權；戴震以小學解讀經學，重啟《孟子》，為其正疏曰“理學以理殺人”；至章太炎，則可謂“集大成者”——其以《說文解字注》為根基，論證“華”“夏”“漢”之古義，在《訄書》中，更以小學明經，構建漢族民族主義，稱“小學是國粹之根柢，不通小學，不足以言愛國”，考據學至此，從潛移默化走向公開動員，學術話語轉化為革命宣言，“做漢人說漢語”的文化自覺，升華為現代民族意識。

而兩條路線會合，則表明文化認同與政治行動統一，政治路線——從鄭成功到孫中山，以會黨組織和武裝斗爭；學術路線——從顧炎武到章太炎，提供歷史合法性與文化正當性。辛亥革命之所以能成功，不僅因為槍炮，更因它喊出了文化上可信、情感上共鳴、歷史上有回音的口號——“驅除韃虜，恢復中華”。

因此我們可以說，考據學是“無聲的救亡”。

我們不應將其視為“文字獄的避難所”，而應把它當作長達兩百余年的文化抗戰——在刀劍無法奪回國土的時代，士人用筆墨守護文化的江山；在語言被異化的危機中，學者以訓詁捍衛母語尊嚴；在理學導致亡國之后，漢學以實證重構治國之基。

剃發易服，是滿清對華夏文明的外在摧殘，但這種摧殘終究是“形式層面”的；而漢字漢語的消亡，卻是“內核層面”的文化滅絕，形式可以被強制改變，但內核守住了，漢家天下就有復活的可能。清初學者有鑒于此，轉而將心力投入到守護漢字漢語，他們校勘漢字形、音、義，訓詁經典本義，看似“鉆故紙堆”，實則是在為漢家“文化基因”做測序與修復，一個字的本義被厘清，就是守住了一段歷史文化記憶；一個音的源流被梳理，就是留住了一縷族群的血緣認同。這種選擇，是國亡后的“文化續命”。

這場斗爭，沒有刀光劍影，沒有吶喊口號，只有青燈黃卷下一字一句的考證；這場斗爭，對抗的不是某個具體的統治者，而是文化滅絕的風險；這場斗爭，追求的不是一時的政權恢復，而是文化根脈的永久存續。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這些學者，他們是亡國士人，卻也是文化的守夜人。他們知道，當廟堂已倒、江山易主，當暴力抗爭已無濟于事，學術就成了最后的武器，考據學就成了最后的陣地。他們在故紙堆里“斗爭”，為的是讓后來的漢人，還能看懂祖先的文字，還能聽懂中原的正音，還能從經史典籍中找到自己的文化身份，還能喊出“我是漢人”。

考據學里，每一個字，都是對“天下未亡”的莊嚴宣告。正如顧炎武所期：“君子之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這“道”，不在廟堂，而在典籍；這“世”，不在當下，而在未來。

這正是“清初之學大”的真正內涵——大在格局，大在抱負，大在將“天下興亡”的宏大命題，落實到了最細微的學術實踐中。宋明之學，大在空談義理，大在標榜心性，卻終究在亡國之際顯得蒼白無力；而清初之學，看似“小”，局限在一字一音的考據里，實則“大”，懷抱著以學術承載救亡，守護天下。

它不再追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空泛口號，而是做“為文化留根，為族群續命”的實在功夫；它不再將希望寄托于某個王朝的復興，而是將救亡的責任扛在了每一個讀書人對漢字漢語擔待的肩膀上；它讓學術不再是象牙塔里的珍寶，而成為文化存續的救命本草。這份藏在故紙堆里的亡國士人的“最后的斗爭”，恰恰是中國文化最堅韌、最動人的生命力的表現。

他們在堅守中，得出兩點結論：第一點，從實證出發，他們認為理學“空”，所以，要用救亡的實際行動去做實學，不為王朝立家史，而為江山立國史。代表作有兩本，一本是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一本是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這兩本書，是為救亡運動做準備的，是歷史地理和兵家地理的杰作；第二點，從考據出發，他們認為經學“偽”，楊幼炯之《中國政治思想史》指出：考據是“以復古為解放之手段，以疑古為革命的精神”，正是在考據學里，有清一代學者，將救亡運動轉化為“文藝復興”。考據學的代表作也有兩本，一本是閻若璩的《古文尚書疏證》，一本是戴震的《孟子字義疏證》。這兩本書，一本開了證偽主義的先河，一本做了思想革命的先鋒，他們都用了科學的精神來啟蒙。

在“救亡”語境下，清初之學擔當了雙重使命：一是以實學重建經世之用，二是以考據推動思想解放。這兩點，恰恰道破了清初之學“大”的本質：不僅以考據學為文化續命，更以之為深度思想啟蒙，用科學的精神，為救亡運動注入了學術與思想的雙重力量。

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集中反映了民生與治理的“救亡家底”，他遍歷南北，考察地理、賦役、水利、邊防、民生，總結出“天下”的“利”與“病”，這不是一本單純的地理書，而是為“再造中國”準備的治理藍圖——哪怕王朝覆滅，只要掌握了山川輿地的實際形勢，知其何為邊防要害、何為民生短板、何為經濟命脈，就有機會重新凝聚人心恢復秩序，為“后王”提供治亂興衰的實用指南，堪稱“經世地理學”的開山之作。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是一部兵家與國防的“救亡兵法”。如果說顧炎武書多關注民生治理，那么顧祖禹則是更聚焦“江山形勝”的兵家地理經典。其耗時30年，遍考歷代兵家輿地，記關隘，錄險要，言攻守，詳述歷代戰守攻取之宜，其特點，不重行政疆界，而重“兵家形勝”。這兩部書，把救亡從“反清復明”的口號，轉化為“走讀江山”的實際行動，使救亡落到“江山存續”上。

清初學者認為，經學之“偽”，不在經典本身，而在于后世之人對其篡改、曲解與附會，故以“復古”和“疑古”破局。

復古，不是回到過去，而是回歸原典本真，剝離后世曲解；疑古，不是否定傳統，而是用考據方法辨偽存真，打破思想迷信。這一破一立，考據學就從“白首窮經”，變成了一場思想革命。

自東晉以來，《古文尚書》被奉為儒家經典，但其中摻雜了大量魏晉時期偽造的篇章。宋明理學又以這些“偽經”為依據，構建“天理-人性-綱常”體系。清初學者意識到：若經典本身可疑，則整個理學大廈便靠不住。故以疑古，對其祛魅。其代表作，即為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通過比對《今文尚書》、先秦文獻、語言風格、制度名物，逐條證明《古文尚書》25篇均為晉人偽作。其意義，首次以系統考證，推翻千年信經；開創“證偽主義”先河，動搖了理學“道統”賴以存在的文本基礎；其影響，梁啟超稱其“使中國學術界起一大革命”。

《古尚書》是宋明理學的重要經典依據，尤其是其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這“十六字心傳”，被理學奉為“道統核心”。此書之偽，自宋朱熹、元吳澄、明歸有光以來，既有疑之者，雖積疑，然有所憚而莫敢斷。閻若璩用長達數十年的考據，從文字、音韻、史實、典章制度等多個維度，確證其為后世偽造。閻若璩的論證手段為實證，而目標卻為證偽，將統治中國思想的“經典”證明為偽，驚世駭俗——被統治者拿走的經學原來是假的。下了這樣的結論，一切神圣都可以價值重估了。

故其意義遠不止“辨偽”本身，而是打破了“道統核心”。其以“無征不信”的證偽精神，興起中國學術史上的一次“哥白尼式革命”，為思想解放打開了第一道缺口。此風一開，懷疑主義和復古主義興起，考據學里的救亡運動，從此轉向思想啟蒙。

“實證反空”與“考據反偽”從來不是兩條孤立的路線，而是相互支撐、共同構成了考據學救亡的完整體系：沒有“實證反空”的實學，考據學就會失去現實根基，而思想解放終究要落到江山實存上。沒有“考據反偽”的思想革命，實學救亡就會失去精神內核，止于技術層面。只有打破理學桎梏，“實事求是”，實學才能真正服務于“天下”，而非某個王朝的統治。以此擔待“天下興亡”——用實學守住江山的物質根基，用考據守住文化的精神根脈，為后世培育科學種子，同時開啟一次深刻的思想啟蒙。而這，就是“清初之學大”的由來及歷史底蘊。

救亡中啟蒙，考據里革命。清初學者們在亡國之痛中，無以悲情，而以冷靜，完成兩項偉大工程：向外，繪制江山圖志，為民族存續留下空間坐標；向內，清理經典迷霧，為思想解放打開理性之門。他們用《天下郡國利病書》告訴后人：“此土可守”；用《古文尚書疏證》告訴后人：“此道可疑”；用《讀史方輿紀要》說明：“此地可戰”；用《孟子字義疏證》表示：“此人可貴”。

這就是考據學最深沉的救亡，非以哭訴亡國，而以學術復國；既以堅守傳統，又以重鑄傳統，絕非“躲進小樓”的逃避，而是一場靜默卻壯闊的思想遠征。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9卷，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