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者的武器：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第六章：合理化的剝削

《弱者的武器：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第六章：合理化的剝削

《弱者的武器：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是美國政治學家和人類學家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基于20世紀70年代末在馬來西亞吉打州"塞達卡"村長達數年的田野調查撰寫的著作，首版英文名《Weapons of the Weak》于1985年問世。作者曾任耶魯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深耕農民政治與底層研究數十年，書中融合人類學民族志方法與政治經濟學視角，記錄了一個稻米村莊在"綠色革命"沖擊下的社會裂變與底層回應。

全書以村莊日常生活的細膩敘事為主線，剖析了貧富分化加劇時，弱勢農民為何沒有發起公開暴動，而是轉而采取一系列"日常反抗形式"——包括偷懶、裝糊涂、暗中破壞、偷竊、誹謗、散布謠言乃至表面恭順背后的冷嘲熱諷。通過對比正式政治與日常政治，著重揭示底層群體在不具備公開對抗條件時，如何利用低成本、低風險的"弱者的武器"維護自身尊嚴與利益。書中案例多源自對村民對話、儀式、勞動場景的深度觀察，涉及土地分配、雇工關系、宗教習俗等主題，部分結論因對"霸權理論"的顛覆性質疑而引發學界持久論辯。該著作開創了"日常反抗"這一研究范式，被譯成十余種語言，成為當代政治學、社會學與人類學跨學科對話的里程碑式文本。

《弱者的武器：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第六章 合理化的剝削

顯而易見，在過去十年中，土地租佃期、地租以及雇傭方面的大部分變化破壞了或者嚴格地限制了先前同情的適用范圍。在此我要考慮的問題是，這些變化如何在意識形態層面被接受，它們如何被表述？塞達卡內部和外部的不同階級如何堅持他們的訴求以及如何面對反抗？近距離考察這一主題就是要觀察意識形態的運作，它在剝削的合理化和反抗這一合理化的過程中的確發揮著重要作用。

在此，我們關注表象，關注經濟和政治權力行使過程中總是戴著的面具。這一領域的事情很少像其看上去那樣；我們應該想到偽裝，不論這偽裝是否是有意為之。這一過程中沒有什么令人驚訝和神秘的東西。解雇部分勞動力的執行者可能會說他“不得不放走”。對其行為的這一解釋不僅意味著他在這件事上別無選擇，而且意味著那些被他“放走”的人得到了幫助，這就像被拴著的狗最終獲得了自由一樣。這一慷慨行為的受益人可能會持不同意見；他們的隱喻通常更加豐富多彩：“我被炒魷魚了”，“我被開了”。如果受害人無法接受執行者的看法，他會得到一個道歉。然而無論越南農民用何種語言描述美國軍隊對他們的所作所為，人們都可以確認這并不是“和解”。 [314]

然而，偽裝是可以診斷的。這一點在雙方處于部分敵對部分合作的關系時尤其如此。這里，相互的訴求和反訴求可能以這樣的語言加以表達：每一方都有理由確信，對方將會做相關的與合理的考慮。因而，當有人要求雇主漲工資時，他很可能援引他的勤奮、他的忠誠以及他對雇主事業的貢獻來支持他的要求，而不會說他想要一輛新汽車或者一次花費昂貴的假期。而希望回絕漲工資要求的雇主則可能提到停滯的利潤、雇員間的平等以及現在的工資已經相當高了的事實，而不會說雇主自己想增加利潤或者投資新的生意。這里的有趣之處并不在于此類要求的真正價值，而是其提出的方式，它們能幫助我們確定什么才是看起來會被各方共同接受的話語領域。

在此情境中，我想了解的是，當一個地主決定增加地租、改變租佃形式或者實際上解雇佃農時會發生什么。這種決定如何向佃農提出，如何向佃農證明其正當性與合理性？佃農又用什么樣的措辭反對這一要求？此類情形都具有診斷價值，因為它們典型地涉及到原則上什么行為會被看做是對共同價值觀的嚴重違背。除了少數例外，某些相對富裕的人會在這種情況下，試圖從一個更窮的人那里抽取更多的地租，或者拒絕給予他/她生產資料。如果它公開背離了富裕農民在其財力所及的范圍內應該幫助其不那么幸運的鄰居和親戚的規范，這樣的要求怎樣才能被合理化？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搜集了盡可能多的在這種對抗中人們實際上會說什么的材料。

盡管增加地租總是很棘手的事情，但自1960年代以來，這種現象還是有規律地發生。在那之前，當地價和稻谷價格很少變化時，租期和地租水平也都相對比較穩定，而且，這種穩定源于社會壓力。正如1953年的稻米生產委員會報告所指出的，隨意增加地租的很少，“因為輿論將反對任何地主堅持高地租，或者解雇通常勤勞和用心耕作的佃農?！盵315]甚至到今天，塞達卡依然有一個共識，如果地主要提高租金，他在把地租給其他人之前一定要依照習慣，問問當前的佃農是否想繼續租賃。據我所知，村里只有一個例子可能破壞了這個習慣。 [316]

增加佃農地租的棘手程度當然要取決于一系列其他因素。我們從來沒有涉及到一個抽象的地主和他抽象的佃農在一個抽象的情境中相互對峙的情形。稻谷的價格 [317]、地主和佃農之間親屬關系紐帶的親密程度、佃農耕種土地的年數以及雇主相對于耕種者的富裕程度，所有這些都是影響關于交易的社會見解的關鍵因素。一般說來，當稻谷價格劇烈上漲時（在固定的現金地租下增加了佃農的回報），當地主和佃農不是親戚關系時，當佃農是短期租種者時，以及偶爾發生的，地主顯然比佃農還窮時，地租的上漲最容易被接受。相反，當所有這些條件反過來時，高地租很難被認為是正當的。

洛斯妮和她的地主阿布·薩曼（一個外村地位）的事例就落入了這樣一個很“棘手”的境地。當阿布·薩曼一年前提出要增加租金時，谷價自上一次在1974年租金增至600馬元（或者每季每4里郎土地150美元）以來再未發生過變動。由于生產成本增加，洛斯妮自己的利潤一直在下降。她已故的丈夫和地主是非常遠的親戚，她和丈夫從地主的祖父手中租到了土地并且耕種了二十多年。洛斯妮并不富有；她除了這4里郎土地之外沒有其他土地，自從她9年前守寡以來只能努力憑借插秧和收割等艱辛的雇傭勞動養活七個孩子。相反，阿布·薩曼擁有超過25里郎的稻田和一個很賺錢的店鋪，是一個富人。

在此情況下，阿布·薩曼避免直接提出這個問題就不足為奇了。通過共同的朋友，他選擇了“讓人知道”他想把租金提高到一季4里郎土地700馬元，并且他要預先拿到兩個季的地租。阿布杜爾·拉赫曼在聽見洛斯妮談到地主的迂回策略之后，幫我解釋了他為什么要這么做：“他不想自己來；他覺得尷尬和勉強，因為他和洛斯妮有親戚關系?！?[318]他的解釋聽起來很有道理，這是因為在有可能出現對峙或者令人感到羞辱的拒絕的棘手情況下，這種間接的提議是比較普遍的做法。它還是傳達批評 [319]和提出微妙的婚姻協商問題的手段。如果批評不奏效或者結婚建議被拒絕，這個方式能夠讓發起人體面地放棄甚至否定這個提議。

阿布·薩曼對中間人的使用是一個強有力的但并不是最終決定的信號：他知道他的要求不合情理。當洛斯妮并未經過同一渠道做出答復時，阿布·薩曼除了直接來提出他的要求之外，很少有別的選擇。在必需的客套、咖啡和糕餅之后，阿布·薩曼談到了他的來意。他聲稱，因為“我的境況也不好”，所以需要增加地租。妻子生了病，他得支付大額的看醫生和住院費用；他已經靠抵押自己的其他土地借錢并且不得不還債，否則就會失去這些土地。從洛斯妮的立場來看，他的悲慘故事是徹頭徹尾的不誠實的表現，一個字都不值得相信。但是當然她沒有公開對這個故事提出質疑，而是根據她自己的境況做出答復：上個季度收成很差，她大女兒懷了孕，所以沒辦法插秧掙錢，孩子們需要校服，并且在下次收獲前她已經沒有什么錢來維持生計了。就我的目的而言，有意義的是，阿布·薩曼增加地租的理由完全是基于需要。不管這個案例是否有價值——很有可能沒有——阿布·薩曼實際上裝做他自己和洛斯妮一樣貧窮，甚至比她還窮。他這么做有效地肯定了他必須在規范的框架內行動。獲取更高地租的唯一正當性是把自己劃入有急需的一方——這一方最需要幫助和同情。同樣的邏輯也通行于有關分層和收入的討論。隨之而來的行動策略是象征性地對富人應該幫助窮人這一共同價值表示尊重，然而事實卻是完全有利于富人那一邊。盡管如此，阿布·薩曼打出的交易的最后一張王牌是，提到還有其他人要租地。他無需再說什么，會談無果而終，但一星期之后，洛斯妮讓兒子送來了高額地租，但只是這一季度而不是兩個季度的。從阿布·薩曼接受這筆錢并且隨后保持的沉默來看，顯然他接受了這一雙方默認的談判達成的妥協。

托·艾哈邁德和沙姆蘇爾兩人從外村地主哈吉·丁那里合租了6里郎土地，他們同樣落入了這樣一個棘手的境地。他們二人租種這塊土地也有將近三十年之久了，而且托·艾哈邁德和地主有較遠的親戚關系。他種了6里郎土地中的4里郎，按照塞達卡的標準應該算是中等水平，但是他除了從哈吉·丁那里租的地之外再沒有其他土地了；與此同時，沙姆蘇爾由于在附近的政府稻米加工廠當濕度檢察員的工資而相對富裕。然而，兩人都比哈吉·丁貧窮得多，哈吉·丁是退休的稻谷經銷商，擁有20里郎土地和兩臺拖拉機。與阿布·薩曼不同，哈吉·丁沒有采取迂回戰術而是直奔提高租金的主題。 [320]他堅持一季度每里郎180馬元而不是150馬元，他的論據同阿布·薩曼的主張相比只有細節上的而非實質上的不同。他同樣借口自己的日子不好過，并且詳細說明他計劃增蓋的房子所需的材料如何越來越昂貴，強調他家里有14個子孫，他們都要吃穿，他還說到他在一小塊果樹地上欠了債?？偠灾?，他聲稱自己很窮。他的困境一點都沒觸動托·艾哈邁德和沙姆蘇爾，他們私下里說他在撒謊——也就是說，這個人竟然要從他們身上收取扎卡特，而他們知道他富裕到什么程度。盡管如此，在他面前，他們稱自己也很貧窮：稻谷價格并未上漲；肥料和拖拉機的花費在一路上漲；收割之后他們手里只剩下僅供糊口的大米。這樣的對話我們已經很熟悉了。當事人差不多都得被迫接受一套通行的價值標準，它表明向較窮的一方做出讓步是合理的。

如果說托·艾哈邁德和沙姆蘇爾的要求至少看上去是有道理的，那么，哈吉·丁擺出的姿態幾乎就純粹是在演戲，因為在現存的價值標準中并沒有任何其他途徑能證明他的要求是正當的。

唯恐他的故事無法贏得佃農們的同情，哈吉·丁提出了最后的威脅。他提到他的孫子鬧著要種地。這一威脅并非沒有效用，因為哈吉·丁要收回托·艾哈邁德和沙姆蘇爾先前耕種的10里郎土地中的4里郎。面對這種警告，佃農們不久就只能不情愿地接受地主的條件。

諸如此類的補充記錄可能會不斷地增加。蘇庫爾指出，當地主要求更多的租金時，他們不得不說自己沒什么錢，日子不好過。他確信，這類表演是必要的常規，并補充說，這也是哈吉·卡迪爾用來拒絕借貸或增加工資的“腔調”。由于佃農總是擔心失去土地，結果當然很少存在疑問?！澳悴坏貌唤邮?，否則他就會更換（佃農）?！薄叭绻闶チ送恋兀蔷屯炅耍愕没氐侥弥z頭掙工資的地步。”華喜德說，他的地主要提高租金時總是聲稱他“沒有足夠的錢”，雖然地主和他的妻子都是領工資的學校教師，而且還用他們的積蓄買了很多橡膠樹和稻田。加尼·勒拜·瑪從他的表親那里租了土地，他的表親想加租時總是說，他日子過得緊巴巴的，盡管實際上他過得很舒服。拉齊姆從他兄弟那里租地種，后者收入不菲但是用同樣的伎倆聲稱自己的生存壓力很大，以此證明提高租金是正當的。在他和其他人的案例中，這種說法通常有一些細節的支持，而設計這些細節的目的就是證明更高征收額的正當性。

除了個人的厄運——債務、疾病、兒子不務正業、歉收——以外，地主還可能提出各種其收益減少的因素，諸如土地稅和通貨膨脹，他們也會提及由于稻谷漲價或新的肥料補貼而帶來的佃農收益的增長。這里的邏輯訴諸于土地所有者和佃農相對利潤的變化。如果當前租金明顯低于該地區的平均租金，地主就會指出這一點。在此情境中，地主可以聲稱他過去過于慷慨了。在其后相當長的時間里，雙方通常會致力于爭執平均租金到底是多少、被談論的土地的好壞程度、收成怎樣以及佃農在交租和消費開支后還能得到多少利潤。關于收入的問題，地主會夸大土地的肥力和佃農的利潤，與此同時，耕作者也不失時機地貶低土地品質和少說其收成和利潤。總而言之，這些細節都在為努力確定雙方的相對需求的話語做注腳，而這樣的談話反過來也是確定相互義務的共同觀念的支撐點。

這些沖突的標準情境或許突出地表現為其對前資本主義的友善的敬意，即使這種敬意扭曲而可疑。地主極少放棄特定的儀式而不加修飾地對佃農提出要么接受要么就滾開的提議。哈吉·納揚指出，這種粗魯的做法只有在主人說“今年我要提高地租到175馬元；如果你不要這塊地，我就把它租給別人”的時候才會出現。當然，考慮到土地和工作的短缺，這一強制性的選擇恰恰是佃農通常要面對的；如果不屈服于壓力，就會失去土地。然而，由于規范性氛圍的需要，象征性的禮節幾乎總是可以觀察到的。正如瑪·薩里夫所說，“地主不得不說他日子不好過。否則他怎么加租？”他還說，即使“他真的要買更多土地”，事情也是如此。當然，關于地主表演的真誠性，我并沒有太多值得說的話。事實上其真誠性受到了大多數有意識的觀眾的質疑，這是一個重要的社會事實。此外，非常清楚的一點是，地主只有很少的素材和道具——價值觀、習俗或意識形態——可以利用，使他能夠采取令人信服的姿態。

當地主希望造成不利于佃農的租佃條件的其他改變時，邏輯也是同樣的。因而，當哈吉·查希爾（一個村外的地主）宣布他要尼扎姆及其父親預先支付兩個季度8里郎土地的地租時，他講述了一個自己好運結束后陷入經濟困境的故事。但尼扎姆和父親有充足的理由確信，哈吉·查希爾只是想將一次性付清的租金借給別人，以獲得債務人土地的使用權。當薩馬特的雇主決定在季節開始前而不是收獲后收取地租時，他以自己的貧困作為借口。薩馬特評論說，地主“像往常一樣念誦這些（套話）”，這意味著這是在此情境下可以預料的常規表演。

每當地主想解雇佃農時，人們可以在此過程中看到同樣的社會邏輯。當然，這種可能比增加租金或改變租佃期更具威脅性，因為它經常意味著一個小耕種者的破產。根據共同的價值觀，一個富裕的地主幾乎沒有任何方式能夠將奪走一個貧窮佃農的生存手段的行為合理化。限定詞“幾乎沒有”用在這里，是因為地主的立場在倫理上并非全無實現的可能性。其中的一個可能就是，地主宣稱他需要把土地給兒子或女婿。所有人都意識到并且接受一個人對子女的義務理應優先于對更窮的遠親的義務，更不必說沒有親屬關系的人了。許多口頭租佃合同事實上就包括如下條款：地主同意出租土地時包含這樣的諒解，即在其子女結婚或開始種地時，他有權收回部分或全部土地。因此，當哈吉·丁1975年從托·艾哈邁德和沙姆蘇爾那收回4里郎土地時，他給出了唯一可以被接受的借口。他說他的一個兒子失去了租佃權，因而需要種這些地。托·艾哈邁德和沙姆蘇爾熟知他的名聲，兩人表面上都沒有接受他的借口。因為他們有難得的書面租佃合同，他們去地區辦公室提出控訴。地區辦公室負責土地事務的官員做了一個折衷，哈吉·丁只能收回他要求的10里郎土地中的4里郎。而在下一季，哈吉·丁的兒子根本沒有出現，土地由一個雇來的勞動者耕種，前佃農的懷疑被證實了。隨后一個季，土地被賣給一個富有的馬來稻谷商。

在被剝奪成為一個無地勞動者之后，塔伊布的遭遇與上述事例如出一轍。地主宣布他兒子將在收獲季結束時結婚，因此需要塔伊布租種的土地來養活他的新家庭。因為地主本人至少擁有15里郎稻田，其中大部分靠近他自己的村子，塔伊布認為他在撒謊。失去土地意味著一場災難，這一通常的說法在此案例中表現得很清楚，它使塔伊布驚惶失措。在隨后的一季中，地主的兒子真的在耕種這塊土地，偶爾雇用塔伊布撒一下肥料以及耙一耙地。但千真萬確的是，在被解雇后的第二個季，塔伊布發現土地被以10個季的租期出租給一個華裔店主，一個擁有拖拉機的人。他猜想這才是地主自始至終的謀劃，但他當時過于不知所措，以致沒有立即揭露地主的騙局。其他地主更少費心偽裝；無論如何，如果沒有涉及地主對他的孩子的義務，租佃權在塞達卡幾乎不會喪失。[321]

當然，在一些情況下，地主的辯解并不僅僅是花言巧語。有些地主沒有其他供給子女的方式；有些地主的確陷入了困境而且除了重新種地別無他法。然而，通常地主的目標都是進一步積累土地或其他生產資料，或者是蓋新房子、或舉辦一次奢侈的婚宴。由于土地歸他所有并且他隨心所欲地處理土地的權利幾乎完全受到了法律保護，他根本無需為自己的行動提供任何合理化解釋。盡管如此，他通常會通過渲染他的艱難處境或者子女的需要來訴諸共同的價值觀，這些價值觀可以在受害者眼中展示其行為的合理性。不管是否基于事實，他的訴求有助于證實或強化現存的象征秩序。地主的表演，如同狄更斯筆下的威格（Wegg）先生一樣，將自己安全地置于“那些冒名頂替者的諸多行列中，他們決意對自己和鄰居裝點門面” [322]。在佃農這一邊，盡管表象的欺騙性相對少得多，他們同樣通過其破產或不幸的故事來構建同樣的符號大廈。

地主較大的經濟權力通常確保了戲劇的結果預先可知。但事情并非總是如此；它并不是單純的戲劇。偶爾，地主至少要做出一些讓步。也許他只能收回部分最初堅持要求的土地；或許如同洛斯妮的事例一樣，他可能在接受更高地租的同時在預先支付的問題上做出讓步；亦或許他決定收取比最初要求的略微低一點的地租。當然，我無法斷定是否最初的要求就是虛張聲勢以產生最后的解決結果，這些結果現在可以表現為他出于慷慨所做的讓步。比如，卡米勒說他的地主哈吉·阿扎丁想出賣他租種的5里郎土地，但是當他（卡米勒）無法籌集18000馬元購買土地時，地主就改變了主意。他轉而選擇出賣另一小塊出租的土地，那塊地上的佃農有現金購買土地。由于這個原因，卡米勒稱他為好地主。佃農們一般都憤世嫉俗，因此不會被輕易打動，但是有少數地主對其佃農一貫很溫和——收取低于平均水平的地租、在收獲之后收租、并且在收成欠佳時適當減租。這些地主因他們的慷慨行為而使我所描述的符號大廈保持完整；他們有助于鼓舞業余的戲劇演出，甚至那些吝嗇的地主在壓榨其佃農時也感到有義務在此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