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特輯｜中國共產黨的發展與歷史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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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國共合作中的孫中山與李大釗

按：此文是老正在研究寫作#機遇之門過程中的副產品。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歷史的必然，但也有歷史機遇的催化。今天，是中國共產黨誕生105周年。人百歲老矣，但政黨百歲或許還正青春。這取決于這個政黨的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在這個過程中，機遇，或說歷史機遇仍將會起到一種獨特的歷史作用。所以，研究機遇，研究歷史機遇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而在這個過程中，回看我們曾經遇到過的歷史機遇，對于我們在現實與未來把尋找握利用歷史機遇也具有重要意義。

內容提要：

中國共產黨的發展與歷史機遇密切相關，這是一個很能引發人們思考的現象。

歷史機遇對中共的發展具有重要作用：歷史機遇對中共誕生發揮了催化作用；歷史機遇是中共挽救危機，實現歷史轉折的重要因素；歷史機遇為中共的發展壯大，加快中國革命進程開辟了道路。

中共發展過程中歷史機遇的特點：普遍性與客觀性；既確定又不確定的特性；突發性、稍縱即逝也是特點之一。

歷史機遇作用于中共發展的關鍵在于對其正確的識別、把握、利用：遠景目標與不同歷史階段具體革命任務相結合是識別歷史機遇的首要前提與客觀標準；符合中國實際的正確理論指導是把握歷史機遇的關節點；靈活機動的戰略方針是充分利用歷史機遇的重要方面；堅韌不拔、百折不撓的奮斗精神，是尋求歷史機遇，促進發展的主要因素。

今天，中國共產黨又走到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十字路口，把握住，我們仍然會贏得和平與發展的歷史機遇，發展前景將更加輝煌。

關 鍵 詞：中國共產黨的發展 歷史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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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的發展與歷史機遇密切相關。機遇，即機會和境遇。它是一種客觀存在，是事物變化發展過程中，客觀世界為其提供的有利于其發展變化必然趨勢的某種現象（機遇最新定義參見：《我對機遇的定義：機遇是一種勢場》）。歷史機遇則是機遇在人類社會發展變化中的具體表現。縱觀中國共產黨產生發展的歷史，只要我們稍加留意，便不難發現一個很能引發人們思考的現象，那就是每當中國共產黨的發展面臨危機或歷史轉折關頭，總是有一些歷史機遇相伴而生，對中共挽救危機，實現歷史轉折發揮著影響，對中共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促進作用，甚至在發展的方向變化上也打上了歷史機遇的印跡。這一現象，是事物發展的必然性和偶然性辯證統一關系在社會歷史發展中的具體表現。用列寧的話來說就是“革命是從客觀上（即不以政黨的階級的意志為轉移）已經成熟了的危機和歷史轉折中發展起來的。”[1] 因而，我們承認這一現象的存在，承認歷史機遇的作用。但是，這并不是說，中共的產生與發展全是歷史機遇的功勞。事實上，每當面臨危機或歷史轉折的關頭，都是由于中共自身能夠審時度勢，敏銳地識別那些有利于自身發展的歷史機遇，及時抓住并加以利用，才使得歷史機遇融入中共發展的歷史進程中并發揮其作用的。我們研究中共發展與歷史機遇的關系，除了說明歷史機遇的重大作用之外，更應注重探討中共在識別、把握、利用歷史機遇過程中的經驗、教訓以及某些帶有規律性的東西。這在振興中華的今天，對于啟迪人們對現實與未來的思考是很有意義的。

一、歷史機遇對中共發展的作用

在中共產生發展的過程中，歷史機遇作用是多方面的。

（一）歷史機遇對中共誕生發揮了催化作用。

中共的孕育與誕生是中國近代歷史發展的必然與歷史機遇相互作用的結果，是歷史所提供的恰到好處的機遇對于中國革命進程的催化作用使其在發展趨勢上發生了質的變化的結果。近代中國面臨著嚴重的民族危機時，中國革命成為歷史發展的必然。但是，過去的中國革命無論是太平天國、義和團還是戊戌變法、辛亥革命，由于缺乏正確理論的指導，再加之本身階級局限性，都沒有取得突破性進展。無數仁人志士仍在苦悶中探求、黑暗中苦斗。1917年“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2] 革命重新燃起希望之火，也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1919年“五四運動”不僅使中國工人階級完成了質的突變，正式在政治舞臺上亮相，而且還為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結合提供了契機。中國共產黨就在這難得的歷史機遇的催化作用下呱呱落地了，中國革命的發展趨勢悄然發生了變化，“自從有了共產黨，中國革命的面貌就煥然一新了。”[3]

（二）歷史機遇是中共挽救危機，實現歷史轉折的重要因素。

當中共的發展面臨危機，處在生死存亡的歷史關頭，一些突發的、出人意料的事件所創造的歷史機遇，為中共挽救革命于危難之中提供了客觀條件。例如，遵義會議的召開，清算了“左”傾機會主義軍事路線，在事實上確立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挽救了黨、紅軍和中國革命，成為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其中隱含著無可辯駁的必然性。然而，當時上海中央局電臺遭敵破壞，使蘇區臨時中央失去了與共產國際的聯系這件偶然事件，事實上也確為中央擺脫共產國際的不利影響和干涉，獲得了更大的行動自由，第一次獨立自主地依據實際情況決定自己的方針提供了絕好的歷史機遇。以至于李德在四十年后還特別提到，當時的那種狀況，對毛澤東是最有利不過了。

（三）歷史機遇為中共的發展壯大，加快中國革命進程開辟了道路。

馬克思主義認為，事物的發展變化總是由量的積累實現質的突變的。中國革命與中共的發展也是這樣。如果我們說，遵義會議，西安事變是經歷了失敗與挫折之后，利于革命的因素重新積累的起點，抗日戰爭是積累過程的話，那么，解放戰爭的勝利則可說是質的突變。這一突變是以抗戰勝利后東北根據地的建立為轉折點的，而這一轉折的實現，又是歷史機遇為其開辟了道路。抗戰勝利后，東北地區在經濟、軍事、政治諸方面，都具有異常重要的戰略地位，控制東北，對國共兩黨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此時，歷史機遇開始向中共傾斜。一是蘇軍出兵東北，日本宣告無條件投降；二是國民黨措手不及，在東北無一兵一卒，主力部隊遠在大西南；三是戰后世界格局使然，美國不敢插手東北。中共牢牢抓住這一“真千載一時之機”，[4] 迅速進軍東北，建立鞏固的根據地，獲得了一個重要的戰略支撐點。為中共僅三年時間就打垮了國民黨，奪取全國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中國革命斗爭史表明，歷史機遇對于中共的發展壯大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它提示我們在中國現實與未來的歷史進程中，把握好歷史機遇，將會產生事半功倍的效應。因而我們決不能忽略歷史機遇的作用。

二、中共發展過程中歷史機遇的特點

（一）歷史機遇在中共發展過程中所顯現的突出特點是它的普遍性與客觀性。

普遍性是說歷史機遇廣泛存在于中共發展所處的客觀環境之中。歷史告訴我們，中共發展的每一進程總伴隨著歷史機遇。諸如：中共誕生之初，便有了使其快速成長的第一次國共合作；紅色割據的興起又恰逢軍閥混戰；生死存亡之際有了遵義會議；抗日戰爭的爆發促進了中共的壯大；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又為中國革命的勝利提供了現實的可能性。至此有人也許要問，既然歷史機遇如此青睞中共，那么中共走過的路為什么那樣曲折，為什么還有失敗與挫折，甚至面對過生死存亡的時刻呢？這正好說明了歷史機遇的客觀屬性，它是否作用于某政黨的發展，并不取決于這個政黨的主觀意志，而取決于這個政黨能否敏銳地去發現、自覺的去把握、巧妙的去利用。例如，紅軍第五次反圍剿之際，發生了福建事變，這樣好的歷史機遇不去利用，以致于被迫進行戰略大轉移，連家底差點都陪進去。

（二）歷史機遇在中共的發展中還表現出一種既確定又不確定的特性。

確定的一面是說同一現象的出現符合事物發展的某一過程的必然性。同時對事物發展的另一過程來說則又可能是不確定的。這是事物范圍的極其廣大與發展的無限性所造成的。這一點上關鍵是要弄清事物間的聯系，透過“不確定”尋找“確定”，并將兩者統一起來，從而抓住歷史機遇。例如，西安事變的發生，如果單從對中共的發展來說缺少必然的聯系，顯然是不確定的，因為中共并沒有插手西安事變，而且事先沒有預料。但如果從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的宏觀背景去考察，明顯具有必然的、確定的因素。那么再從這種必然的、確定的因素看，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與中共的發展又是息息相關的，于是確定與不確定就得到了統一。基于這樣的認識，中共敏銳的發現并把握了隱藏在“不確定”后面的，關系到中華民族存亡和中共發展的歷史機遇，制定了正確的方針政策，促成了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使其成為時局轉換的樞鈕，拉開了全民抗戰的序幕。

（三）歷史機遇在中共發展過程中有時還具有突發性、稍縱即逝的特點。

由于歷史機遇的出現不以主觀意志為轉移，同時又具有某種不確定，無法預料的特點，決定了它有時又是突發性的、稍縱即逝的。所以對于機遇的把握必須及時迅速，否則就會錯過大好時機，甚至會由此招致失敗。抗戰勝利后，在與國民黨爭奪東北的斗爭中，奪取進入東北的先機是最關鍵的，任何決策上的猶豫不決和行動上的片刻遲疑，都將犯極大錯誤，都“將逃不了歷史的懲罰”。[5] 中共根據蘇軍出兵后形勢的急劇變化，及時迅速地于1945年8月11日下達了進軍東北的命令，搶先進入東北，贏得了難得的歷史機遇，贏得了勝利。

三、歷史機遇作用于中共發展的關鍵在于對其正確識別、把握、利用

歷史是公平的，機遇也從不厚此薄彼。中共的發展壯大之所以得益于歷史機遇，一是中共產生與發展乃近代中國歷史發展之必然；二是中共能夠正確處理發展與機遇的關系，善于識別、準確把握、巧妙利用歷史機遇。中共發展壯大的歷史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識別、把握、利用歷史機遇的歷史。在這樣一個過程中，幾個重要環節是需要我們牢牢記取的。

（一）遠景目標與歷史階段具體革命任務相結合是識別歷史機遇的首要前提與客觀標準。

黨的發展歷史表明，明確不同革命歷史階段的具體任務是一個很難把握、易出偏差、而又必須解決好的問題。解決得好，我們就能正確識別歷史機遇，促進黨的發展。解決的不好，我們就會在對待歷史機遇上犯錯誤，或麻木不仁，視而不見，或對機遇不加分析地片面利用，延緩革命進程。對此黨的發展歷史中有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中共“二大”最低綱領的制定，使黨抓住了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歷史機遇，在大革命中迅速發展壯大，并推動了反帝反封建革命的進程。自遵義會議開始，至中共“七大”進一步明確與完善的中國革命根本戰略的大調整，使中共牢牢地把握住歷史機遇，在抗戰中實現了大發展之后，以令人瞠目結舌的速度建立了新中國。建國后，在一段時間里，由于在確定新的歷史時期革命的具體任務過程中受到“左”的干擾，以至于片面利用歷史機遇，使革命受到了嚴重損失。

（二）符合中國實際的正確理論指導是把握機遇的關節點。

中共能否牢牢把握發展壯大的歷史機遇，與中共走什么樣的道路，用什么理論指導密不可分。中共在建黨初期，雖然也利用了某些機遇，取得了一定發展，但是由于缺乏正確的理論指導，對中國革命應該走什么樣的道路不明確，以至于革命的進程總伴隨著挫折與失敗。如大革命失敗之后，不從國情出發，照搬別人的經驗，一味地到城市里尋找機遇， 以至于連連受挫。可當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革命相結合，制定符合中國實際的理論，并走上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之路之后，才明確了歷史機遇真正所在。中國革命大為改觀。抗日戰爭，深入敵后，創建農村根據地，壯大人民武裝，中共有了長足發展。解放戰爭中，爭奪東北，在敵強我弱的態勢下，我們“讓開大路，占領兩廂”[6]到農村尋求發展，很快就打出了一片新天地。

（三）靈活機動的策略方針是充分利用歷史機遇的重要方面。

由于歷史機遇的客觀性、不確定性以及突發性、稍縱即逝的特點，使得我們把握利用起來難度很大。因此，必須堅持靈活機動的策略方針，審時度勢，不教條、不僵死，根據具體情況適時調整。抗戰初期，中共在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正確地處理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的關系，根據具體的形勢變化，先后三次調整對蔣介石的策略。由“反蔣抗日”到“逼蔣抗日”又到“聯蔣抗日”，最后使抗日統一戰線得以形成，為抗戰勝利奠定了基礎。

（四）堅韌不拔、百折不撓的奮斗精神，是尋求歷史機遇，促進發展的主要因素。

中共發展的歷史告訴我們，歷史機遇不是“天上掉餡餅”，對待歷史機遇不能消極被動的等待，而應積極主動的去尋找發現，甚至還可以有目的的去創造。這對中共的發展是至關重要的。特別是當革命處于低潮，面對逆境的時候，堅韌不拔、百折不撓的奮斗精神極其可貴。長征可說是中共充分發揮自身主觀能動性，在挫折和失敗中尋求發展的歷史機遇的最好范例。由于“左”傾路線的錯誤，紅軍被迫大轉移。在遭受了令人痛心的流血犧牲之后，沒有被暫時的失敗所嚇倒。遵義會議之后，在毛澤東的英明指導下，經歷了常人難以想象的困難，終于站穩了腳跟，迎來了歷史的大機遇、大發展。

中國共產黨在過去的斗爭中把握住了歷史機遇。取得了革命的勝利，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今天，中國共產黨正處在世紀之交的和平與發展的歷史性大機遇之中。把握住，發展前景就將更加輝煌。

（注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