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宗智｜美國對中國近現代研究概況（1949-1977）

美國對中國近現代研究概況（1949-1977）

編者注：本文系作者1980年所作文章，原載香港《抖擻》1980年第11期，第8-19頁。亦載《中國史研究動態》1980年第9期，第 1-16頁。收入朱政惠編：《美國學者論中國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年，第163-182頁。

美國對中國歷史的研究，這三十年發展很快；五十年代時研究者寥寥無幾，現在已達千人以上。研究重點是中國的近現代史，其研究規模可于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輯的《國內外近現代史書目一覽（一九四九——一九七七）》中窺見一斑。截止一九七七年，英語世界，主要是美國，出版了有關中國近現代史的著作共九百八十六種。我這篇報告就以近現代史為重點，兼及明清史。

這三十年來的研究，大致可分作三代。我想從每一代挑出幾本比較優秀而又有代表性的著作，簡單做些介紹。

第一代的領導人是已退休的哈佛大學的費正清（John Fairbank）。這一代比較突出的著作有：已故的耶魯大學的瑪麗·賴特（Mary Wright，亦譯作芮瑪麗）的《中國保守主義的最后一戰：同治中興》（一九五七年版）、已故的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勒文森（Joseph Levenson，亦譯作列文森）教授的《儒教及其現代的命運》和即將退休的哈佛大學許華茨（Benjamin Schwartz，亦譯作史華慈）的《追求富強：嚴復與西方》（一九六四年版）。這一代的研究重點是政治史和人物思想傳記。

斯坦福大學的施堅雅（G.William Skinner）在一九六四——六五年發表的《中國鄉村的集市和社會結構》（連載于《亞洲研究學刊》），可以看作第一、二代的分界線：施堅雅這篇著作反映了西方歷史學的新潮流——歷史學和社會學、經濟學、人類學、政治學等各門社會科學的結合。第二代的其它兩本比較有份量的書是，現哈佛大學經濟系主任珀金斯（Dwight Perkins）的《中國農業的發展：一三六八至一九六八》（一九六九年版）和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庫恩（Philip kuhn，亦譯作孔飛力）的《中華帝國后期的叛亂及其敵人：軍事化與社會結構》（一九七○年版）。這幾本書都比較典型地借用了社會科學的一些理論和方法來研究歷史（“社會科學”這個名詞在美國指的主要是現代的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和人類學。一般的概念中，歷史學可算、也可以不算一門社會科學，它介于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之間。），它們為美國的中國史研究開辟了新的道路。

第三代現正在醞釀中。美國的中國史研究工作現已大致成熟。在語言工具方面，優秀的青年學者閱讀中文和日文的能力勝過他們的老師。在資料方面，收藏中文書籍在十萬冊以上的美國圖書館約有十五個；而復制條件的普遍化，使這一代學者能夠更簡便地使用美國、日本和西歐、英國各大圖書館的資料。在方法上，這一代的學者一般都具有一定的社會科學理論和方法的訓練。我相信他們會達到高出前兩代的學術水平。我想用比較多的篇幅來介紹第三代的研究工作（作為《近現代中國》季刊的總編輯，我對目前的研究工作接觸得比較多）。

第一代：官方史和人物思想傳記

頭一代美國的中國史研究的主要流派，是費正清領導的所謂“哈佛學派”。三年前我曾與費先生論到這一派的性質，可以用他本人的話來說明這一派的特點：它搞的主要是官方史（official history），用的是官方資料，研究的是統冶人物。我可以再加上一句：這一派的學術觀點也常常有意無意地附和官方的立場和觀點。

費先生本人寫的通俗性教科書《美國與中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本書中國已有譯本）。它基本上否認帝國主義這個事實，企圖為西方對中國的侵略辯護。它把帝國主義視為“現代文明”的使者，用“兩種文明的沖突”和“打開門戶”來解釋鴉片戰爭。在這本書中，帝國主義侵略成了“西方文明對中國的影響”，中國主權的喪失被稱為“中西共治”。費先生本人一直到前年出版《劍橋中國史》第十卷時才正式放棄了這些看法，并因此受到部分右派學者的攻擊。以費先生為首的這種為帝國主義辯護的學術，同中國的范文瀾先生所領導的反帝國主義的近代史研究，是一個鮮明的對照。

官方史系統中研究政治史比較有成就的，是賴特（芮瑪麗）的《中國保守主義的最后一戰：同治中興》，她把同治時期最高統治人物的觀點同帝國主義的觀點結合起來，稱同治時期為 “互助時期”，根據她的分析，在同治時期，恭親王奕?、曾國藩、李鴻章、胡林翼等人和西方各國的關系，是友好互助的關系。在這樣的比較穩定的國際局勢下，儒家的保守主義進行了它的最后一戰。但是，儒家的價值觀念不符合現代的需要，這最后一戰終于難免失敗。賴特教授特別強調儒家輕視商業和產業的價值觀這個因素。賴特教授用的資料限于中央政府和曾、李等人的資料，她的研究對象限于最高統治集團，她對這幾個人表示了極深的同情。費正清和賴特等人用的是一個二元的“西方的影響”和“中國的反應”，他們指的“中國”是官方的中國。中國學術界把統治階層和民眾運動劃開，用的是一個立體的三面的分析框架。

在第一代的著作中，傳記類著作特別多。語言條件的限制使很多研究生選擇題材較窄、易于完成的博士論文題目，人物傳記成了熱門。在五、六十年代的博士論文中，人物傳記占了很大的比例、有的論著寫得很玄，以豐富的想像力來彌補資料的不足。前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近代史教授勒文森（列文森）寫的《梁啟超和近代中國的頭腦》和《儒家思想及其現代的命運》便是例子。勒文森的著作在海外被譽為“輝煌的貢獻”，其價值不在于資料的搜集與鉆研，而在于勒文森的一些概念和觀察—被不少人譽為敏銳的觀察。勒文森認為，近世中國思想界的一個中心問題是如何解決既要否定傳繞又要保持民族自尊這個矛盾，以及如何解決在西方的侵略下所激起的反對西方的民族感情和為了現代化的需要而必須向西方學習的矛盾。他認為，“感情向著東方而理智向著西方”是梁啟超思想中一個主要矛盾，而馬克思主義之所以為近世中國思想界所接受，就是因為馬克思主義在肯定西方的現代化的同時否定了西方的帝國主義。

許華茨（史華慈）教授的《追求富強：嚴復與西方》可算是一本比較杰出的人物思想傳記。勒文森的書中常常流露出一種輕視他所研究的人物的態度，有時侯他甚至譏笑這個人物對西方原著的誤解。許華茨的態度則相反，他問道：嚴復對西方的透視是否特別深刻？這位遠隔重洋的思想家對西方的內在性質是否看得比西方人更清楚？同時，許華茨把嚴復的翻譯同原著作了比較，他不是把不同之處看作嚴復的錯誤或水平不夠，而是把它看作一種思想上的選擇、過濾和重新理解。他認為嚴復深刻地看清了西方那種為了權力和財富而出賣靈魂的浮士德式的本質。同時，嚴復對西方的理解也正反映了他和近世中國思想界最關心的一個問題：國家的富強。

中國學術界寫傳記是為了對人物作出公正的評價。西方的傳記作品一般不以對人物的評價為重。美國學術界沒有儒家史學褒貶人物的傳統，也沒有為犧牲者寫史或鳴冤的動機，更沒有托古論今的習慣，故而并不重視歷史人物評價這個問題。寫人物思想傳記，是想通過寫一個思想家來分析當時思想界的一些中心概念和矛盾。

從中國移植的史學研究

以上四本書，足以代表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美國自己產生的第一代中國史研究。與之同時，還有一個比較成熟的、從中國移植美國的史學研究，它是由中國血統的學者組成的，主要有四位：

一、蕭公權（K.C.Hsiao）先生。蕭先生在研究了大量的方志、族譜和早期（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期）外國人對中國的報道的基礎上，對清代農村的社會結構——包括階級、氏族、區域性等——作出全面的敘述。蕭先生著《十九世紀的中國鄉村》（一九六○年版），探討的焦點是封建國家政權如何控制農村這個問題。它對里甲、保甲和鄉約制度的來源、演變和實行情況，都作了細致的敘述與分析。蕭先生認為舊中國政權深入農村基層，但這種控制在十九世紀已經普遍崩潰。在撰寫方式上，蕭先生采用的是中國國內流行的直接引述原始資料的方式（美國著作極少復述原始材料）。這是一本資料份量極重的基本參考書。

二、何炳棣（Ping-ti Ho）先生。何先生的《中國人口研究，一三六八年至一九五三年》（一九五九年版），為研究中國的人口歷史開辟了道路。這本書的中心問題是如何應用歷代賦役的數字。何先生對明清時期賦役中的“丁”這個單位作了有說服力的分析，他認為，明初以后“丁”逐漸脫離壯丁的原義而成為一種與實際人口沒有固定比例的稅收單位，故而明清賦役統計數字中只有明太祖時期的數字比較準確地反映當時的人口。直到乾隆后期，政府才在保甲結構的基礎上再次進行了比較系統的人口統計。一八五○年后的一百年是個空白，至一九五三年才搞了人口普查。何先生根據明初、一七七六——一八五○年和一九五三年的數字，結合其它文獻資料，對明清和近現代中國的人口作出初步估計。這本書也對明清時期中國各區域所見的人口遷移和農作物的變化作出初步的敘述和分析，它為下一代的經濟史研究，尤其是農業經濟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礎。

三、張仲禮（Chung-li Chang）先生。張先生的《十九世紀的中國士紳》（一九五五年版）和《中國士紳的收入》（一九六二年版），對清代的士紳階級作了基礎性的研究。他首先對清代的科舉制度和士紳階級中不同的等級作了很細的敘述。張先生依據文武生員的名額，用統計數學的方法估計出“正規”（即通過考試的）士紳的人數，又依據監生的名額，估計出“非正規”（即通過捐納途徑）的士紳的人數；估計太平天國以前士紳的總數約一百一十萬人，太平天國以后上升到一百四十萬。在十九世紀上半期，通過捐納途徑進入上層士紳階級（舉人以上）的約占上層總人數的三分之一（十二萬人中的四萬）；到十九世紀后半期占二分之一（二十萬中的十萬）。

在《中國士紳的收入》一書中，張先生進一步分析士紳收入的來源。他從幾百種方志中選用了八十多種（共五千四百個士紳的傳記），又在二百種宗譜中選用了五十八種。根據這些資料，他得出這樣的結論：士紳們的土地收入只占他們總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六四五萬兩中的二二○萬兩），而得自服務性工作（包括官職、公共事務——如水利管理、調解糾紛、團練組織等）的報酬則占一半（三一一萬兩），另商業所得一一三萬兩。這就表明士紳階級的物質基礎并不只是生產資料的所有權，也在于他們同國家政權的關系。

張先生在五十年代回國服務，現在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工作。寫上述兩本書時，他和蕭公權先生同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工作。在五十年代，華大和哈佛大學并稱兩大學派。華大當年有一個規模相當大的協作性研究，以太平天國為重點，張、蕭兩位先生的著作同出于那個研究中心。美國學術界一般是個人單干，像中國這樣的協作性研究是極其罕見的。

四、瞿同祖（T’ung tsu Ch'u）先生。瞿先生的《中國清代的地方政府》，對縣政府的組織作了全面的敘述。他把知縣以下的“正式”政府機構（六房書吏和各種衙役）同“非正式”的組成部分（知縣個人的長隨和幕友）區分開來。瞿先生的分析不限于縣政府的組織形式，在資料許可的范圍內，他敘述和分析了縣政府的實際執行情況。他把《大清會典》中記錄的組織形式同《大清會典事例》及一些知縣、幕友的著作（如汪輝祖的《汪龍莊先生遺書》）中反映的實際情況結合起來分析。瞿先生特別強調幕友所起的關鍵性作用：他們是縣政府中真正的司法和行政專家，他們所代表的“非正式”的一面是縣政府不可缺少的一面。

瞿先生對知縣和地方士紳也作出同樣的分析，他們同是地方政權的組成部分：知縣代表“正式”的政權；地方士紳是非正式的組成部分。知縣的權力一般通過地方士紳而下達于百姓。這是一個二元的體系。

以上四位先生都源出于解放前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的傳統，他們在美國經過多年的耕耘才獲得了那些研究成果。他們的著作引用了大量資料，并且結合了比較新的社會科學方法或概念，是今天的研究生必讀的基礎書。這些著作為第二代美國的中國史研究打下了基礎。

從另一個角度來著，蕭、何、張、瞿幾位先生的著作也可以說是繼承了五十年代以前美國的太平洋研究所的中國研究。大家知道，在三、四十年代，太平洋研究所曾出過相當多的研究成果，像陳翰笙、王毓銓這樣一些優秀的中國研究人員曾參與該所的工作，寫出了高水平的著作。到五十年代初期，太平洋研究所受到約瑟夫·麥卡錫等一些政客（包括美國前任總統尼克松在內）的摧殘、蹂躪。在彌漫美國的反共風潮下，對中國社會經濟的研究幾乎完全中斷。那時候許多研究著作中都或多或少帶一些反共或反馬克思主義的色采與字句，有些是迫不得已的。我本人常有這樣的想法：當年的一些研究著作當然有立場、觀點方面的問題，但它們的學術貢獻是無可否認的。遺憾的是這些著作沒有能夠成為中國國內史學財產的一部分。如果它們當年可以同時用中文在中國出版，就可以為中國的史學作出貢獻。我個人希望今后大洋兩邊可以造成這樣的條件。

第二代：結合社會科學的歷史研究

何炳棣對中國人口的分析和統計，為今日哈佛經濟系主任珀金斯的著作打下了基礎。珀金斯在幾位得力的華裔助手（尤其是王業鍵）的協助下，對六百年來中國的人口、耕地、農業產量和畝產率都作出了估計。《中國的農業發展，一三六八至一九六八年》是一本相當有分量的書。它利用的資料很廣泛，有大量方志，一部分抗戰期間日本滿鐵調查資料，晚清的厘金和海關統計數字等等。珀金斯得出的結論之一是：由明至今六百年間，中國人口增加了十倍，自六千萬到達六億，耕地面積擴大約四五倍，生產率提高約一倍。這些數字一半出于零星的證據，一半出于推想。他根據的是艾斯特爾·鮑斯羅普（Ester Boserup）的理論（《農業發展的條件》，一九六五》）。鮑斯羅普認為，人口的增加是農業生產率提高的主要動力之一。人類的農業史是一個從粗放走向集約的發展過程，從多年一收的刀耕火種農業，發展到一年三收的水稻經濟，便是一個因人口增加而集約化的例子。

珀金斯的另一個結論是生產關系并沒有妨礙農業生產力的發展：租佃關系下的畝產率并不比自耕地的畝產率低，租佃關系高度發展的江南的生產率比以自耕為主的華北高，土地改革沒有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他認為，二十世紀的中國農業達到了一個停滯的平衡，惟有技術上的突破（即農業機械化和使用化肥）才能改變生產力的停滯狀態。這個結論是根據去年獲得諾貝爾獎金的芝加哥大學農業經濟理論學家狄奧多·舒爾茨（Theodore Schultz）的理論（《傳統農業的改革》，一九六四）。

舒爾茨認為一般的“傳統農業”（即前資本主義農業）都達到一種合理的、在現有技術下的極高水平的“平衡”。舒爾茨心目中的農戶是一個精明的資本家，他按照市場的情況為糧食和經濟作物的分配比例作出精密的計算。舒爾茨的“傳統”農戶是一個追求最高利潤率的資本家，因而“傳統農業經濟”是一個在現有技術條件下的合理的、趨于高水平平衡的體系。舒爾茨否認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影響，他是芝加哥大學的保守的經濟學派的代表之一。

珀金斯的書特別強調人口和生產力在經濟史上所起的作用，這和中國原來的唯生產關系的分析當然有很大區別。在美國，珀金斯之后的第三代經濟史學者比較注重生產關系，正在彌補珀金斯在這方面的不足。在中國，珀金斯的分析或許會矯正以往只談生產關系的偏向，也會反襯出以往對農業史缺少研究這個事實（復旦大學經濟系的伍丹戈教授已把珀金斯這本書全部譯出，不久應會出版）。

在工業史研究中，沒有出現像珀金斯這樣的著作。但我想略為提一下第二代的學者對帝國主義與近現代中國經濟史的關系的一些看法。

一種看法可以用侯濟明（Chi-ming Hou）的《外國投資和中國的經濟發展，一八四○——一九三七》（一九六五年版）作為代表。這本書對外國在中國的投資作了一些統計。它的主要的結論是：如果沒有外國投資，中國的工業化會更加薄弱；也就是說，帝國主義沒有妨礙中國的現代化，相反地它起了促進作用。侯先生提出所謂近現代中國兩個不同的，獨立的經濟系統，其一是現代的工業，其二是傳統的農業和手工業。這兩個系統各有自己的市場：一在通商口岸，二在內地和農村集市。第一個系統對第二個影響不大。傳統手工業在近現代不但沒有崩潰，甚至還得到局部的發展。

珀金斯（《經濟史學刊》第二十七卷第七期，一九六九年）和羅伯特·德恩貝格爾（Robert Dernberger：《從歷史眼光透視中國的現代經濟》，一九六五）特別強調國家這個因素。他們認為，帝國主義對整個中國經濟體系起了促進作用，但很微小，不超過整個體系的十分之一，而且只限于通商口岸。因此，中國經濟的落后不能歸罪于帝國主義，落后的原因主要是中國經濟體系的內在因素。他們特別強調，晚清和民國時期的中國政府沒有能夠起日本明治時期政府所起的積極領導作用，近現代中國經濟的落后主要應歸罪于政府。

在瞿同祖的地方政府研究和蕭公權的鄉村研究的基礎上，現哈佛大學近代史教授菲利浦·庫恩（孔飛力）對近代地方政權的武力化作了系統的分析（《中華帝國后期的叛亂及其敵人：軍事化與社會結構》）。他把湘軍、淮軍等地方軍事組織追溯到鄉村級的團練。他對近代的地方武力結構作出如下的分析：“正統”的鄉村級的團練、脫離鄉村的鄉勇和區域性的湘軍、淮軍為一方，這是正統的一方，即“叛亂的敵人”，另一方是叛亂的一方，自農村級的秘密會社的基層組織（如天地會的“堂”）以至脫離農村的“匪”，上達于規模宏大的太平天國，這是反面的系統。這兩個系統相反相成，關系常常混淆。但是近現代地方政權的普遍武力化、軍事化，從白蓮教起義到民國的軍閥，都是無可懷疑的事實。庫恩的貢獻是把這一個總的歷史趨勢的來源和系統作了合理的分析。

第二代中第三個作了突破性研究的是斯坦福大學人類學系的一位怪杰施堅雅先生。他本來是人類學家，研究東南亞的華僑，后來脫離人類學的正統（對小團體、小村落用所謂“參與者的觀察”的方法作調查研究），致力于明清和近現代史的研究。施堅雅采用了地理學中的中心地處論——分別中心地區（core）和邊區（periphery），把兩者的關系視為附屬性的關系——來分析中國的商業系統。他把集市分為三級，用數學中的空間理論來說明在理想的、抽象的情況之下，十八個自然村以六角形圍繞著一個集市是比較最合理的空間分布形勢。這是基層集市，約相當于今日的人民公社的空間范圍。中層集市是基層集市成為六角形所圍繞的中心地區。而高層集市則是六角形的中層集市所圍繞的系統的中心。士紳階級和中大型商人的活動范圍一般是在中層和上層集市以上。而基層集市（施堅雅估計一個成年人一生之中會趕集約千次）則是中國社會構成的一個最基本的單位。它是婚姻媒介人活動的范圍，小買賣甚至于方言的活動空間范圍。

施堅雅把這個模型套在他四十年代在四川做的一些實地調查上，當然不無牽強之處。實際情況當然不會如此整齊、漂亮。

施堅雅的貢獻是把中國的基層社會作出一個極清楚的模型，使下一代的學者清楚地分別自然村、集市、鎮、縣城等中國基礎社會結構的不同部分。其后，施堅雅更進一步把中心地處論上推到縣城和大都市，他把全中國分作九個獨特的區域，提倡進行不同區域的研究，批評過去把中國當作單一體系的研究，他把每個區域作為一個圍繞著幾個中心大都市的經濟和行政體系。這些研究初步發表于《中華帝國后期的都市》（一九七七年版）。

最近，施堅雅先生更企圖把中心地處的空間分析應用于民眾運動和政治經濟結構分析。中心地區也是國家政權比較強有力的地方，民眾運動一般源于邊緣地區。中心地區一般是商品化程度比較高的地方，而邊緣地區的商品化程度比較低。階級分化一般在落后的邊緣和高度商品化的中心地區比較顯著，而在半商品化的近邊和近中心地區則自耕農比例較大。諸如此類的分析將來大概還會有許多。施堅雅在這方面的貢獻是提高了我們所有研究社會經濟史的同行的空間感，使我們注意到地理條件和空間關系。

施堅雅先生三十年來都沒有放松他的研究（在這一點上他是比較突出的，很多的美國學者在成名之后便不再進行第一手的研究），說不定會例外地作出第二次突破。此人對第三代的研究影響深遠。

除了上列的三位學者之外，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的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也對下一代的研究起了相當大的影響。他比較早提倡用先進的西歐史中流行的社會史觀點和方法來研究中國史，又是今日跨明清和近現代史的新傾向的先驅者。他對第三代的影響尤其可見于伯克利培養出來的幾位優秀的第三代青年學者。他在中美學術交流的初期亦起過相當大的作用，使學術界得以控制交流，不受外來政權的操縱。

毋庸多言，第二代的學者多數走的不是上述幾位走的新路，而是第一代所走的舊路。傳記式的研究堆積如山，比較出名的是莫利斯·梅斯納爾（Maurice Meisner）的李大釗，費維愷（Albert Feuerwerker）的盛宣懷，杰羅姆·格里德爾（Jerome Grieder）的胡適等。梁啟超的傳記共有三本（我自己寫了其中一本）。傳記之中用資料份量最大的，首推蕭公權先生最近完成的康有為。

此外，在政治史的研究上，一般都沒有超越舊官方史的范圍。對中國革命史的研究尤其如此，一般都限于敘述路線或政策或高層領導權力的斗爭，沒有能把黨和基層社會連系起來作二元的、多面性的探討，沒有能夠對黨和鄉村人民如何相互作用、如何結合起來這個過程作出分析。

第三代：醞釀中的反帝史、經濟史、民眾運動史和地方史研究

第三代的青年學者（即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畢業的研究生）當然不乏走前人道路的人：傳記、官方史、外交研究、專鉆統計數字的研究，甚或在全世界各處尋找六角形的集市系統等等都有人在進行。許多方面的研究都有了一些發展。但我想多談的是一些新的學術傾向，一些在醞釀之中而可能會有突破的研究。

首先我談談第三代對第一代學術所作的一些批評。第一是對哈佛學派的為帝國主義辯護的學術的批評。帶頭的是第二代的部分學者，主要是哈佛學派本身培養出來的部分研究生。在美國國內的反越南戰爭運動的大潮流之中成立了所謂“關心亞洲問題委員會”。在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初期的反戰運動高潮上，許多第二代學者和第三代的幾乎全體研究生都參加了這個會。大家的共同出發點是對以往的學術的反省：認為五六十年代的學術都在有意無意之中為舊帝國主義作了辯護并為新興的帝國主義文過飾非。

有部分人趨于極端，否定學術本身，認為學術既然不能超越政治立場和觀點，它的本質就是一種宣傳。有的甚至拋棄學術而從事純政治性的活動和宣傳。有的提倡搞反帝學術，在學術上證明帝國主義只給受害國家帶來了破壞和附屬性，沒有促進它們的現代化。這個潮流當時從中國的近代史研究得到許多啟發和資料。它本身尚未寫出一本有分量的學術著作。“關心亞洲問題委員會”的會刊長期停留在一個既非政治性又非學術性的研究生刊物的階段上。但七十年代的研究生已逐漸成熟，于八十年代可能會提出有分量的反帝研究成果。

在概念上，最近這幾年對帝國主義的研究框架也有了一些變化。新的傾向是把整個近世世界視為一個有機的體系。伊曼努爾·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近世的世界系統：資本主義農業和十六世紀歐洲世界經濟系統的來源》（一九七四）是一本代表性的著作，它著重研究世界市場的形成，超國經濟體系的建立，強調這個體系的內部的、超國的聯系。這種框架的優點是它把帝國主義和它的影響這個問題客觀化，使人們可以脫離對個別人和國家的行動和動機的評價，脫離反帝的感情，來分析一個客觀存在的體系。它使人們可以看到帝國主義的影響的兩面性。它的弱點是缺乏明確的反帝立場和觀點。這是一個比較新的傾向，八十年代會有不少出于這種分析系統的研究，但現在尚未看到有分量的著作。

第三代中有部分學者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較深，他們在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的基礎上對過去的學術作出了批評。比較突出的一個例子是對以往的經濟史的批評。珀金斯和他所培養的研究生的論點主要是否認舊生產關系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他們認為：舊中國的停滯的高水平平衡經濟只能以技術的突破來促進它的進一步發展。我們《近現代中國》的一位編委針對這套看法作出了批評。維克托·利比特（Victor Lippit）的《中國的土地改革和經濟發展》采用了前斯坦福大學經濟理論家保爾·巴朗（Paul Baran）的分析模型。巴朗教授區別他所謂“可能的剩余”（potential surplus）和“實際的剩余”（actual surplus）。在統治階級的奢侈生活下，實際剩余也許會接近于零。但這不表明這個經濟體系無力進行資本積累，因為它的可能剩余，可能投于生產的積累，實際上應包括統治階層浪費了的剩余。也就是說，在不同的生產關系之下，統治階級剝削勞動人民而得的剩余價值可以投于生產，促進經濟發展。利比特先生用了這個概念來分析中國的土地改革。他把土地改革前的“可能剩余”量化，估計地租、高利貸、農村雇農的剩余價值和田賦的總值相當于農業生產總值的百分之十九。土改在經濟史上的意義是把這百分之十九的剩余從地主富農手中挖出來，把其中的一半投于生產積累，把另一半用于提高貧農的生活水平。這是針對整個舒爾茨學派而作出的土改研究。它也批評了那些只談人口不談生產關系的新馬爾薩斯學術。

一九七八年我們《近現代中國》季刊曾就生產關系在經濟史上所起的作用這個問題發表過一期討論集。參與討論的有一些是今日世界上研究經濟理論的主要學者。

我自己的想法是中國的經濟史必須結合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來研究，我們也需要考慮到人口對生產方式所起的作用。現在還沒有看到這樣的綜合性的經濟史研究。

“關心亞洲問題委員會”和利比特等人對第一代學術的批評起了一定的作用。最近費正清在《劍橋中國史》的序中接納了自己的學生們對帝國主義的看法，也引用了利比特對舊中國經濟系統中的剩余的分析。費正清因此受到了右派的一些次擊。

第三代中影響更為深遠的一個新傾向是把研究的主題自統治人物轉移到社會基層的廣大人民。這種新傾向一方面反映了現代西方史學的一個普遍的潮流，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六七十年代美國青年人對侵略越南的戰爭的普遍批評和抗議。在反越戰的大潮流中，許多青年接觸到比較進步的思想，對民眾運動表示同情，因此把研究主題轉到民眾的歷史。帶頭的是一些研究美國社會本身的民眾運動的社會科學家，從而影響到美國對西歐和第三世界歷史的研究。

第二代的珀金斯和施堅雅所強調的是長期的、結構上的演變。第三代研究農民運動的青年學者們要求把社會經濟結構的演變和歷史事件給合起來探討。他們要求在農民運動的歷史事件中去探討社會結構的變化，在結構的變動之中去尋找民眾運動的來源和推動力。

一本比較有代表性的新著作是我們《近現代中國》季刊的另一位編委、華盛頓大學的青年女教授裴宜理（Elizabeth Perry）的《從造反到革命：淮北地區，一八五○至一九四九》。這本書集中探討淮北地區在近世紀的三次民眾運動：捻軍、紅槍會和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運動。她研究的主要是兩個問題：一、淮北地區何以長期有大規模的動亂？二、中國革命運動和舊式的造反在性質上有什么分別？

對第一個問題，裴宜理認為淮北的自然和經濟地理條件是主要的因素。資源的貧缺造成用暴力爭奪資源的狀態。在她的分析中，捻軍和紅槍會的基本動機是經濟——一為奪取、一為保護現有資源。淮北民眾運動的動機是為了生存，是經濟，不是脫離現實的宗教。

對第二個問題，裴宜理認為紅槍會的基本性質是排外的自然村的自衛，它的社會基礎是自然村的集合性，尤其是中農對現有資源的自衛性。共產黨雖曾一度想利用自然村的這種自衛性組織，但最后跟這個保守性很重的民眾組織格格不入。在農村的橫的階級分歧和縱的鄉村集合性之中，裴宜理是比較注重后者的。

裴宜理這種結合社會經濟結構和民眾運動事件的分析，和利用大量的中、日文研究成果，亦可以見于其它一些研究領域。

六七十年代，美國出了十幾本辛亥革命的專題研究著作。舊的研究一般都以個別人物如黃興、孫中山、康有為、梁啟超、宋教仁等為主題，或以同盟會或保皇會、維新會為主題。新的一些研究采取了結合事件和社會結構的演變的分析，結合領導人物和基層民眾的探討而對他們互相作用的過程作出分析。周錫瑞教（Joseph Esherick，《近現代中國》編委之一）一九七六年出版的《維新與革命：辛亥革命在湖南湖北》是比較優秀的一本。周錫瑞批評以往以個別英雄人物或黨派為主題的狹窄的傳記和政治史，他認為一個革命必須從社會史的觀點去了解：我們要分析的是各個不同社會集團、階級和階層在革命過程之中的相互作用。在他的分析中，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過程是由鄉村和城市的民眾運動、分化了的士紳階級和新興的社會勢力團體之間的相互作用、相互沖擊的一個過程。他特別強調所謂“都市化”了的改良派的士紳階層所起的作用，認為他們是湖南湖北辛亥革命的主要社會基礎，是一個脫離了鄉村民眾和都市貧民的社會基礎。辛亥革命本身也表現出同樣的性質。在概念上，他受了新興左派思想潮流和中國、日本對這方面的研究的影響。周錫瑞曾撰寫一篇文章專論美國對辛亥革命研究的發展過程，載于我們《近現代中國》第二卷第二期。這篇史學論文是一般研究生必讀的著作。他今年在山東大學，計劃用同樣的作法來研究山東的義和拳運動。

以民眾為主題的研究潮流亦影響到對中國革命的研究。第一、第二代對中國革命史的研究限于人物傳記和對路線斗爭和政策的分析。它們把革命史寫成是少數最高領導人的歷史，而沒有通過社會史的觀點去研究領導和基層民眾之間相互作用，相互結合的過程，沒有辯證地、多方面地去探討共產黨和廣大人民是如何結合起來的歷史過程。

第三代對革命史的研究采取了和周錫瑞對辛亥革命同樣的方法。剛才提到的裴宜理對淮北地區的革命史分析就是一個同樣性質的研究。我自己亦和兩個研究生（Lynda 和 Kathy Walkor，今年都在南京大學進行博士論文的研究）寫了一本比較短的專著，題名：《中國共產黨和農村社會：中央蘇區時期》（一九七八年版）。我自己對中央蘇區時期的興國縣作了一些分析——主要用了陳誠（“石叟”）資料室當年“圍剿”時搜集的一些資料（多年前印成二十二卷顯微膠卷，美國各大學都有。據說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最近也買了一套），與毛澤東的“興國調查”結合起來考察土地革命時期黨和區、鄉、村三級基層社會之間的相互作用。

一九七七年夏天，美國研究革命史的一些同行曾一起開了一個為期一周的學術討論會。根據那次會議上提出的研究論文（約二十篇），目前正在進行的分量比較重的兩本著作是羅伯特·馬克斯（Robert Marks）對海陸豐地區的歷史和農運的研究，和一位來自臺灣的斯坦福大學研究生陳永發對華中地區革命根據地的研究。陳永發用了比較多的臺灣調查局的資料，他的博士論文已寫到將近千頁，是這方面研究中分量最重的著作。這兩位青年學者都曾在《近現代中國》發表過他們研究的初步成果。

這兩年中另有兩本相當規模但反對上述民眾運動史的觀點的著作：一是羅伊·霍芬茨（Roy·Hofeinz Jr.，繼費正清之后任哈佛東亞研究中心主任的一位中年政治學教授）關于海陸豐的《折斷了的海浪》和安格斯·麥克唐納（Angus McDonald）的《鄉村革命的都市來源：湖南農民運動》。這兩本書都比較強調農村的被動性。羅伊·霍芬茨的結論比較極端：他認為中國革命的動力絕不是社會內在的斗爭或經濟的因素，而主要是共產黨的組織。這本書受到了一些批評。

都市的民眾運動也是新的研究主題之一。大衛·斯特蘭德（David Strand）是一位最近畢業的青年學者，他從老舍對北京黃包車夫的生動的描寫出發，寫出了一本既是北京都市史也是民眾運動史的著作，我只看過這篇博士論文中的兩章，但相信它足以代表民眾運動史和都市史研究這個新方向。今年在南開大學的一位斯坦福大學研究生賀蕭（Gail Hershatter）正在寫作關于天津的一篇類似的博士論文。

上述這些關于民眾運動史的研究，都比較注重歷史上社會經濟的因素，但第三代學術中亦有人走相反的方向：他們也搞民眾的研究，但比較強調意識形態所起的作用。有比較有分量的兩本著作：一本是奧弗邁耶（亦譯作歐大年）（Daniel Overmeyer）的《民間的佛教》（一九七八），它用寶卷為原始資料，對白蓮教的信仰系統作出新鮮的研究；另一本是韓書瑞（Susan Naguin）的《中國追求太平世的叛亂：一八一三年的八卦教起義》（一九七六年版）。韓書瑞教授在臺灣故宮找到林清等幾百人的供詞，她在那個基礎上對這次起義的過程作出較細的敘述，最后套上了西方史中有相當影響的一套理論：認為農民的集體行動的主要推動力來自農民所特有的一種追求太平世明日來臨的意識。韓書瑞這個論點和上述注重經濟因素的分析針鋒相對，是今日研究農民戰爭的一個主要論爭點。

第三代的許多不同研究之中有一個比較普遍的傾向。五六十年代的美國各門社會科學多趨于專門化：搞經濟學的只搞生產力和統計的研究，搞政治學的只顧及政權的構造，搞人類學的只顧到小社團去蹲點，而敘述范圍限于觀察的小村社。但在六十年代后（部分原因是受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影響）跨專業和超專業的理論和研究很多：搞政治學的要到經濟中去探討政治的解釋，搞經濟學的要研究政治的因素，“政治經濟學”（結合政治學和經濟學的就稱政治經濟學）被許多人認為是一種邊緣社會科學。另外，有不少的社會學學者去鉆歷史資料，作出一些突破性的研究，而人類學的學者們今日特別注重國家體系和自然村之間的關系的研究。史學界普遍地采用了各門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

在歷史研究題目的選擇中，一個主要的傾向是以空間而不以專業來限制研究對象的范圍。理想的成果是對一個地方作出綜合性的研究，把自然、地理、經濟、社會、政治、文化作為一個體系來分析。這種研究在先進的法國史研究中比較突出，它可以說是史學和社會科學綜合起來的產品，也是美國第三代的中國史研究的一個比較主要的共同方向。

一個方向是施堅雅的那種以人口、商業化和都市化為中心的空間系統分析。按這個方向正在進行中的著作比較突出的大概是一位華裔學者謝文遜（Winston Hsieh）對廣東省順德縣的研究。他以順德經濟的商品化為樞紐來分析它在近世紀的社會經濟變化。謝文遜比較細致地利用了順德縣志和廣東省的豐富的外貿資料。

另一個方向（也是我自己比較熟悉的方向）出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系統。這個研究方向以舊中國后期的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為主題，探討半封建社會到底是怎祥的一個結構，有些什么規律，這問題牽涉到帝國主義侵入之前的明清時期發展的基線，也牽涉到帝國主義對舊社會經濟所起的影響問題。這可以說是海外（尤其是日本）對中國近現代史比較最關心的一個問題。

《近現代中國》的一位編委顧琳（Linda Grove）先生用的是出于解放前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和日本的中國史學研究傳統的對生產方式演變的分析法。她著重研究華北地區的手工業，想在這原始工業的體系中找出中國過渡時期生產方式的結構的特點。這是方顯廷和嚴中平先生們開創的研究方向。顧琳先生對高陽地區的研究己經進行多年，現逐漸成熟。她今年在南開大學進一步搜集資料。

最近有人在英國村史的基礎上結合原始工業的生產結構和人口問題進行研究（David Levine）《原始資本主義中的家庭構造》，一九七七）。他們提出這樣一個概念：從手工業興起到大工業開始以前，是人口增加最激烈的時期。在封建制度下，由于土地的局限，家長們一般都有意無意地限制了他們的生育。但從這個制度轉變到以勞力為主的手工業生產方式時，就使人口大量增加。有人把這個概念用于東歐史和日本史。現在尚未有人拿這個假設到舊中國和新中國的過渡時期中去檢驗。

另一個研究方向主要出自上述的政治經濟學和新興的邊緣社會科學——“農民學”（也就是對前資本主義農業社會的研究）。它的實際的根據主要是人類學學者對世界各地農村作的實地的“參與者（即在同吃同住的二同之下）的觀察”。在理論上，“農民學”受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影響很深，它用政治經濟學的分析體系去研究自然村的結構，系統地分析村莊的生產關系結構，并在這個基礎上分析村莊內部的政治結構、文化、思想、習俗。“農民學”，當然也受到正統人類學的影響，也注意到氏族關系。階級關系與氏族關系，一縱一橫，錯綜復雜，既交搭，又矛盾，要了解自然村的社會經濟結構，兩者缺一不可。此外，我們亦要注意到自然村內的街坊關系，日本學術界稱之為“共同體”，中國有人用“鄉族”這個名詞，在華南的部分同姓鄉村之中，村莊可能相當于一族，但在華北的多姓村之中，一族和一村的集合性有交搭之處，但不能混為一談。

中國對農民戰爭和農村社會經濟的研究，一般不重視自然村這個單位。我覺得這是我們需要討論的問題之一。自然村是人類學的重要研究對象之一，也是日本的中國史學研究焦點之一。在中國今日的實際情況中，我們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它的重要性。如果自然村這個單位不值得我們注意研究，那中國今日何以仍舊以自然村——生產大隊——為農村的基礎單位？如果我們拋棄自然村集合性的這個概念，我們又該如何理解農村集體所有制的部分歷史條件？如何理解紅槍會那樣的民眾組織的基礎？

最近中國成立社會學學會，并選早年作了創造性的人類學研究的費孝通教授為會長，不知這是不是歷史學界今后比較注意農村內部組織和結構的先兆？

通過自然村的基層資料來分析中國社會經濟的結構和演變，是今天的研究方向之一。剛才提到的裴宜理教授對淮北地區的研究就有農民學的影響。我自己這幾年來搜集了相當大量的華北地區農村的實地調查資料（尤其是滿鐵作的一些比較細的調查），對華北農村在解放前五十年中社會經濟的結構和演變作了一些初步的分析。這次到中國作一年的研究，主要是在明清檔案部的清代刑科題本和地方檔案中找尋有關清代華北鄉村的資料。

“農民學”之注重自然村內部的研究，并非把村莊看成是一個孤立的體系。施堅難的集市研究清楚地指明商業對舊中國自然村所起的影響。一個農戶是自然村的一個細胞，他也屬于一個商業體系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階級關系一般超越一個村莊的范圍。明清之際以后的地主多半在城市居住，租佃關系常與城鄉關系交搭。中國對這方面的研究比較多。第一、第二代美國的中國研究對階級分析曾一度有過敏癥，第三代比較能夠綜合階級分析與其他的分析。新興“農民學”受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影響很深，今日聲譽最高的英國的《農民研究學刊》（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便是一個旗幟鮮明的馬克思主義學派的刊物。今后美國對中國農村的研究會有比較多的階級分析。

有關農村研究的另一個邊緣題目是國家和自然村之間的關系的演變。法國史在這方面的研究比較先進，注意的焦點之一是賦稅的變化。田賦的數量、形式、征收方法是國家和農村的關系的具體表現。田賦的變化反映國家政權和農村關系的變化，正如地租的變化反映了地主和佃農之間的生產關系的演變，近世國家在稅收方面的要求遠過于封建政權。在近世國家政權的建立中，國家和農村之間引起了怎樣的新的矛盾？這個問題的研究在美國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中剛剛開始。有一位青年研究生Roxann Prazniak最近提供了一些對清末新政之下的賦稅的初步研究成果。民眾的抗稅集體行動是她研究的焦點。哈佛的庫恩（孔飛力）最近也對民國時期的賦稅提出了一些看法。我自己搜集了華北兩個縣的這方面的資料，寫出部分初稿。相信今后會有更多人從事這一類的研究。

另一個比較新的研究領域是到社會史中去探討國家政體形式的來源。這是一個源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法。哈佛的巴林頓·摩爾（Barrington Moore，許多人認為他是馬克思主義的，因為他治史以階級關系為主）提倡把革命看成是多種階級的重新組合過程。革命不止是單一被剝削階級之戰勝單一剝削階級，而是一個多元的，多面的新階級聯盟結構的組成過程。摩爾自己企圖用比較史的方法，在不同的階級聯盟結構之中探討國家政體形式的來源。譬如說，薄弱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知識分子與農民的聯盟產生了他所謂的中國的“專制的”社會主義革命。摩爾的書概念多于實證，但它對美國社會科學影響深遠，從社會史和比較史中去探討中國國家政體的性質，當會見于八十年代的研究。

第一代和第三代的區別

讓我總結一下第一代和第三代的分別。中國也許有人以為新近出版的費正清編的《劍橋中國史》是美國研究中國史的最新的綜合性通史。其實我們第二、第三代的中年和青年學者之中，有許多人認為它只能算是第一代的官方史的結晶品。它沒有能夠容納第二代中的珀金斯的經濟史和施堅雅的集市、都市系統研究。它更沒能容納第三代的民眾運動史和地方史研究。而且它對大學本科生來言，分量太重，過分瑣碎，而且因為出于許多人的手，文字和內容上都不能前后連貫。對專業的同事來說，它又不能深入，未達到專著的水平。因此影響不見得很大。

至于我們《近現代中國》季刊，有的人批評我們過“左”，刊登馬克思主義的著作過多。其實我們主要代表第三代學術中的一些新的趨勢。自七五年創刊以來，《近現代中國》所發表的文章中，一直都以民眾運動史和社會經濟史為主。今后會有不少民眾意識形態的研究和綜合性的地方史。

在立場和觀點上，第三代中比較少見到第一代那種與官方一致的學術。這個區別亦表現于主題的選擇：對官方大人物的研究比較少，對社會基層的研究比較多。在方法上，第三代中不常見到舊式的敘述性的官方政治史和人物傳記，專史（尤其是社會史和經濟史）比較多，而更新的傾向是綜合性的歷史，即綜合自然社會、經濟、文化、思想、政治等等的地方史。

從第一代的官方史，到第二代的結合社會科學的經濟史、社會史，到第三代的綜合性的地方史，這個過程的主要學術內容是史學和各門社會科學的結合。因現代的社會科學而對歷史提出了一些新的問題，用了一些新的方法，也使歷史的研究更加多元化、多面化。這是美國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現代化的主要過程。

在這個過程中，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起過相當大的作用，它促進了各門社會科學的綜合。新興的邊緣社會科學“農民學”便是一個好例子。綜合性的地方史也是一個例子。同時，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也使美國第三代的部分學者更注意民眾運動的研究、階級分析和生產方式結構與演變的研究。

在同各門現代社會科學的相互作用之下，政治經濟學在中國史研究的運用上也起了一些變化：有人把現代的統計方法溶合于生產關系的分析中而量化舊社會經濟體系中產生的剩余價值；有人專心研究近現代過渡時期中生產方式的結構的演變；有人對過渡性的原始工業的生產結構作出了系統的分析；有人把人類學對自然村的研究成果和理論溶合于政冶經濟學體系中而建立了新的“農民學”，有人嘗試在各個階級重新組合的錯綜復雜的過程中探討國家政體的性質。今后肯定會有其他方向的研究，如階級意識形成的過程、綜合生產方式和人口問題的研究等。

從第一代到第三代：研究組織的演變

從研究的組織來看，這三十年來也起了很大的變化。五六十年代是一個人力比較集中的局面，主要的研究都出于幾個重點研究中心。這個現象有它的歷史背景。大家都知道，美國的高等院校一般都幾乎相當于一個個的獨立王國，有相當的自主權，不受政府機關的管理。教員們的科研更是取決于個人的志趣，有極大的自主權。這是它自由、個人主義的一面。但我們不能把這個概念絕對化：校外的機構對校內的科研工作有一定的影響，這個影響主要通過投資的方式。美國的中國研究本身便是一個好例子。五六十年代應國際形勢的需要，美國政府和各大基金會都曾大量投資于中國研究和培養研究人員。到一九七○年為止，政府和基金會對這方面的投資約四千萬美元〔參看John Lindbeck 的《了解中國》，一本為基金會寫的總結報告〕。各個主要的大學也相應地向這方面投入二千萬美元。在這樣的投資之下，一些主要的大學都建立了跨系的研究中心。五十年代規模最大的兩個中心是哈佛大學和華盛頓大學。剛才提到的第一、二代的主要的著作，多出于這兩個系統。

七十年代，也就是說第三代的情形卻很不一樣。自一九六六年起，福特基金會便已帶頭把投資目標自外國區域研究轉移到美國國內都市和少數民族問題上。一方面，他們認為外國區域研究已經成熟，在五六十年代的投資下，各大學都紛紛設立中國研究方面的固定的職位。到六十年代，中國歷史在各大學的位置已相當于西歐各國的歷史而成為大學固定工作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投資目標的轉移也反映了六十年代暴露出來的一些美國國內的嚴重矛盾。

在外來投資的普遍收縮下，像五十年代華盛頓大學的那種大規模的研究協作已經不復存在，龐大的研究中心從十幾個收縮為寥寥幾個，而維持下來的中心都沒有昔日那樣的規模、聲勢。這是一個力量分散的局面。今日美國的中國史研究的人力分布跟其他成熟的專業相差不多：如西歐史的研究，它的人力重心分布于各大學各系的固定職位，而不在于跨系的研究中心。

從好的一面來看，額外投資的收縮也是外來影響的收縮。美國的中國史研究這個專業現在已從外來勢力中獨立出來。在科研工作上，大學的教員們都有絕對的自由和自主權。當然，大家都要考慮到本行的人對他的研究成果的評價。但在力量分散，專業人數多和學派眾多的形勢下，第三代的研究遠比以往多元化。我們編的《近現代中國》的出版公司是一個私人資本主義小企業，它專出社會科學的學術刊物（已出到五十多種），靠專產多量的單一特殊產物來節約生產費用而獲取利潤。它受公開市場的影響，而不受任何政府機關的控制。這也是第三代的中國史研究的高度獨立性的一面。

在職位市場（大家都知道，美國教學工作不是分配的，而是在公開市場上競爭得來的。一個學者好比一個商品，他會被出價最高的大學買去）的情況上，第一代和第二代也有很大的差別。五十年代是一個求過于供的局面，比較優秀的研究人員一般都可以得到科研條件比較理想的大學的職位（這也是五十年代主要專著都出于幾個名大學的原因之一）。但是七十年代后期卻已變為一個供過于求的局面。六十年代是各大中心的極盛時期，到一九七○年截止，各大中心培養出了約四百多名有博士學位的近現代中國研究人員。到七十年代后期，幾乎所有的大學職位都已被中年和青年的第二代和部分第三代學者占據。七十年代出來的優秀學者，一般都只能得到二、三流大學的職位（這也是七十年代的主要著作多出于不大知名的大學的教授的原因之一），而八十年代出來的最優秀的青年學者，很就可能會失業。我剛才提到的周錫瑞教授任職于比較不知名的奧雷貢大學，顧琳在日本的Sophia大學教書，而研究北京市民的斯特蘭德則在畢業兩年后尚是一位待業“游民”。今日一個三、四流大學的空位都會有數百人競爭。我看到的一些數字是三個到八個學位才有一個職位。美國二次大戰后出現的“人口出生高峰”為期很短，七十年代已是一個學生人數遞減的局面，因此也產生了高等教育的一個普遍的危機。這一切當然只是整個國民經濟所面臨的危機的一個方面。

八十年代近現代史研究的前景

從一方面來看，八十年代的前景不很樂觀。美國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極盛時期已經過去，在今日的供過于求的職位市場情況下，各大學的文科都很難吸引到一流的研究生。許多優秀的青年學者得不到好的工作。而同時，許多中年學者已不復致力于研究。這是美國學術界一個比較普遍的現象。突破性的研究多出自青年或中年學者的早期，一個學者的第一或第二本書。成名以后，很多中年學者都會被誘引到行政工作上去弄權，或為賺錢而放棄專題研究來寫教科書。近年來物質上的壓力也比較大：五、六十年代的教員的工資可以說是社會中上層水平，但在近年通貨膨脹的壓力下，教員們的生活水平一般降低到中層，甚至中下層。在青年學者難產而中年學者不多產的雙重趨勢下，八十年代科研成果會比七十年代顯得少。

但是，在另一方面，八十年代的中國歷史研究會得助于一個新的動力：美中雙方的學術交流。美國的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優點是它在概念上、理論上的多元性，借用多種多面的社會科學的理論模型和方法，并借用一些西歐和美國歷史研究中的新的想法。它的弱點是資料不足。青年人多急于成名，不肯下多年的耕耘功夫。加上整個社會的重概念和空想過于實際和資料的學術風氣，真正有分量的著作實在不多。

國內今日的學術有相反的傾向。以往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過分框框化、僵硬化造成今日一種輕視理論而只重史料的風氣。這將會對美國的中國史研究起良好的矯正作用。但是，科學研究需要理論和實際并進，相互作用，相互促進。歷史的研究大概也不例外。概念的系統化和經常改進與史料的搜集大概是不可分的兩條腿。在這一點上美國的一些史學和社會科學理論和概念也許能夠促進國內自己的政治經濟學的進一步發展。在兩種學術的交流和相互作用下，中國史研究這個國際性的專業也許會產生出一些以往沒有的突破。這是我個人的一些想法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