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和平”倡議第二次峰會在華盛頓召開，吸納歐盟、荷蘭、德國、希臘等新成員｜全球地緣政經動態（2026年第12期）

2026.06.30

第12期（總第35期）

全球地緣政經動態

本 期 要 點 速 覽

01

全球重點事件與對華影響分析

1. G7與歐盟峰會接連召開，聚焦關鍵礦產協同與AI共治（含APEC成員）

2. “硅和平”倡議第二次峰會在華盛頓召開，吸納歐盟、荷蘭、德國、希臘等新成員（含APEC成員）

02

其他重要涉華動向與簡析

1. 美伊停火框架再受沖擊，霍爾木茲海峽航運恢復進程再現波折（含APEC成員）

2. 日本央行加息至31年來新高，仍難挽日元頹勢（含APEC成員）

3. 英、德政壇接連震蕩，歐洲主流政治加速失勢

4. 數字歐元在歐洲議會掃清關鍵障礙

5. 秘魯、哥倫比亞相繼公布大選結果，加劇南美政治右轉浪潮（含APEC成員）

03

近期國際大事預告

1. 北約峰會將于7月7日至8日在土耳其安卡拉舉行

PART 1

精選簡析

“硅和平”倡議第二次峰會在華盛頓召開，吸納歐盟、荷蘭、德國、希臘等新成員

作者：李征

6月25日至26日，“硅和平”倡議（Pax Silica）第二次峰會在美國華盛頓特區召開，共有35個經濟體參加，探討人工智能競爭力及其對全球經濟增長的影響。歐盟、荷蘭、德國、希臘在峰會前宣布加入該倡議，阿根廷、智利、哥斯達黎加、哈薩克斯坦、巴拿馬也相繼簽署協議加入，美國將在哈薩克斯坦建立一個旨在確保關鍵礦產供應鏈的“經濟安全區”。至此，該倡議簽署國已增至24個，橫跨歐亞、南美洲及北美洲。

峰會上，包括“硅和平”倡議新老成員國和觀察員在內的35個經濟體共同簽署了《人工智能機遇宣言》（Declaration on AI opportunity），以促進與人工智能增長和有限度監管相關的政策協調、公共與私營部門協調，以及與人工智能相關的供應鏈系統、技術生態系統和基礎設施的投資。值得關注的是，美國負責經濟增長、能源和環境事務的副國務卿雅各布·赫爾伯格（Jacob Helberg）宣布成立“和平通行證”（PaxPass）平臺，旨在通過簡化貨物運輸和驗證程序，加速與人工智能相關的關鍵礦產、半導體、服務器和算力設備等產品的“可信賴交易”，確保核心硬件能在簽署國之間實現快速流通。據悉，巴拿馬將成為其中重要的運輸樞紐，美國也將為該平臺投入5000萬美元的支持資金。赫爾伯格表示，“硅和平”倡議將形成對聯合國“數字主權”倡議的替代方案，他認為聯合國的倡議將導致重復投資，七國集團（G7）及二十國集團（G20）等平臺并不適合構建人工智能創新網絡，需要在傳統多邊框架外實現能夠突破新技術的“創新主權”。

2025年12月，以美國為首的7個創始國首次發起“硅和平”倡議。作為一個國家間的戰略產業投資協調平臺，該倡議旨在通過保障人工智能相關產業的供應鏈安全，在半導體、關鍵礦產、能源安全等領域降低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并培養盟友間的長期商業伙伴關系。

6月25日至26日，“硅和平”倡議（Pax Silica）第二次峰會在美國華盛頓特區召開（圖源：美國駐華大使館和領事館官網）

IIA簡評

本次美國通過“硅和平”倡議進一步加深與歐洲、南美和中亞國家的合作，表明其正在對華去依賴議程上形成系統性布局：美國主導頂層議程設計并負責資本調度；巴拿馬被賦予關鍵貨物中轉核心角色；南美提供豐富的礦產原材料；澳大利亞、東南亞及東亞則分別扮演關鍵礦產開采和精煉、區域物流和金融中心，以及芯片制造技術提供者等職能；歐洲則提供關鍵技術能力和對華限制閘口；哈薩克斯坦除坐擁豐富關鍵礦產儲量外，更有可能成為美國將供應鏈去中國化布局延伸至歐亞大陸腹地、以彌補美國過往在中亞經濟安全關系中缺位的關鍵節點。

目前來看，隨著“硅和平”倡議的持續推進，將會在多方面產生影響。其一，“硅和平”倡議已包含從能源供應、礦產開采和精煉，到芯片制造、算力基礎設施建設，再到關鍵貨物運輸、金融服務等AI供應鏈各環節的完整布局，將可能在未來形成美中兩國分別主導的兩套平行技術和供應鏈體系，加劇目前美中之間陣營化的技術對抗趨勢。其二，哈薩克斯坦的加入將顯著增加中亞方向的戰略壓力，一旦美國與其合作的“經濟安全區”落地并向其他中亞國家擴散，將與上合組織和“一帶一路”倡議等在中亞構建的合作網絡形成競爭。結合已加入該倡議的日韓、菲律賓、新加坡、澳大利亞、印度等印太國家力量，逐漸對中國形成地緣合圍之勢。其三，荷蘭等歐洲國家的加入，短期影響最為直接。尤其是在美國施壓下，荷蘭已逐漸收緊阿斯麥對華出口管制，并將限制范圍由EUV光刻機逐步拓展至DUV光刻機及其他設備的銷售和售后服務之際，這將為美國推動更廣泛的對華半導體設備出口限制提供制度框架。

英、德政壇接連震蕩，

歐洲主流政治加速失勢

作者：曾譯瑤

英國方面，執政工黨正面臨領導層更替。在5月9日陸續公布的英國地方選舉結果中，工黨僅獲1063席，且多個傳統票倉失守，失去約40個地方議會的絕對多數地位。極右翼的英國改革黨則贏得1453個席位，全國得票率達到27%-30%，躍居第一。6月19日，斯塔默的黨內競爭對手、大曼徹斯特市長安迪·伯納姆（Andrew Murray Burnham）贏得議會補選、重返下議院，獲得參與工黨黨首競爭、角逐首相職位的資格。在支持率持續下滑以及地方選舉表現不佳的背景下，斯塔默在工黨議會黨團內承受的壓力上升，部分內閣成員甚至公開要求啟動領導層更替。6月22日，基爾·斯塔默（Keir Starmer）在唐寧街10號首相府前發表講話，宣布辭去工黨黨首職務，但將在繼任者產生前繼續擔任首相。斯塔默的辭職，意味著英國將在不到十年的時間里迎來第七位首相。

5月，英國工黨最受歡迎的政治人物安迪·伯納姆在馬克菲爾德選區補選的競選啟動儀式上（圖源：路透社）

目前，伯納姆已宣布參選，且獲超201名工黨下議院議員支持。原本被視為主要競爭者的韋斯·斯特里廷（Wes Streeting）也公開表態支持伯納姆，不再參與競選。此后，包括首相首席秘書達倫·瓊斯（Darren Jones）在內的多名潛在競爭者也相繼退選并轉向支持伯納姆，使其成為工黨黨首的最熱門人選。根據工黨安排，黨首提名程序將于7月9日啟動。若僅有伯納姆一人達到參選門檻，其有望于7月中旬直接當選黨首并獲國王任命為首相；若出現其他合格競爭者，則將進入黨內選舉程序，新黨首預計于9月議會復會前產生，并接替斯塔默出任首相。

德國方面，默茨政府的執政基礎正在持續承壓。在民眾對默茨政府不滿度創下其執政以來新高的同時，6月初的相關民調顯示，極右翼政黨德國選擇黨（AfD）的全國支持率升至29%，反超默茨所屬聯盟黨（CDU/CSU）的21%，兩黨差距擴大至8個百分點，創下該民調啟動75年來的最高水平。默茨甚至警告稱，選擇黨可能在9月薩克森－安哈爾特州（以下簡稱“薩安州”，支持率高達38%-40%）和梅克倫堡－前波美拉尼亞州（以下簡稱“梅前州”，支持率約34%-37%）兩場東部州選舉中取得“大爆炸”式突破。

IIA簡評

從目前公開表態來看，伯納姆的執政思路主要圍繞三個方向展開。一是強調推動英國經濟“區域再平衡”。作為長期擔任大曼徹斯特市長的地方政治人物，伯納姆希望改變過度依賴倫敦和東南部的發展模式，通過加大基礎設施投資、推動產業和就業回流英格蘭北部、擴大地方政府自主權等方式，縮小英國長期存在的“南北鴻溝”。二是傾向于擴大公共投資，但回避大規模財政改革。伯納姆主張增加基礎設施、國防和公共服務投入，同時承諾不提高主要稅種，資金更多來自壓縮福利體系低效支出以及擴大政府借貸空間。盡管上述主張具有較強的政治吸引力，但目前尚未提出一套能夠兼顧財政可持續性與經濟增長的完整方案，“錢從哪里來”仍是外界質疑的焦點。三是更加注重回應基層訴求，而非推動具有爭議性的結構性改革。其競選過程中頻繁圍繞降低生活成本、改善公共服務和支持地方發展等議題爭取不同利益群體支持，但整體政策更偏向“協調”，缺乏一套清晰、可落地的改革框架。總體來看，伯納姆更關注如何重振國內經濟，公開涉及中國問題的表態并不多。若其最終執政，對華政策大概率仍將延續工黨“安全與經濟分離”的基本思路，在國家安全、關鍵技術等領域繼續保持審慎立場，同時出于推動地方經濟復蘇、擴大產業投資和促進就業的現實需要，在綠色產業、高端制造、地方合作等領域保持務實合作空間。

當前，歐洲核心大國領導人的支持率普遍跌破30%，主流政黨執政基礎明顯承壓。目前來看，歐洲各國政府越來越難在有限任期內兌現選民期待，而就業、收入、住房等長期的民生壓力又直接決定執政命運。結果是，領導人更替加快，但新政府面對的仍是同一批結構性難題，歐洲政治正由“輪流執政”演變為“輪流失望”。以英國為例，其結構性問題正在當前地緣周期下被進一步放大，使領導人執政難度明顯上升。主要體現在：一是區域發展長期失衡。英國國家統計局（ONS）數據顯示，倫敦人均GDP約為英國平均水平的170%以上，而東北英格蘭僅為全國平均水平的75%左右。這也成為近年右翼民粹力量擴張的重要社會基礎。二是長期投資不足與生產率停滯。2010-2019年間，英國固定資本形成的年均增速僅約1.8%，明顯低于同期G7國家約3.2%的平均水平，導致同期的年均生產率增速降至0.6%（金融危機前十年為2.1%）。投資長期偏低，導致生產能力和創新受限，進而嚴重削弱了居民實際收入和經濟增長潛力。三是能源自給優勢顯著削弱。英國曾依托北海油氣資源獲得較強能源緩沖能力，但隨著北海油氣產量繼續衰退，英國對國際能源價格波動的敏感性明顯上升。俄烏沖突推高歐洲能源價格后，英國通脹率一度突破11%，能源沖擊迅速傳導至居民生活成本和企業生產成本，進一步放大了英國經濟的脆弱性。

面對歐洲各國政黨更迭加快的局面，需確立一個基本判斷：歐洲正在進入一個政治穩定性下降、政策連續性減弱、對外關系更受國內選民壓力牽引的新階段。對歐洲領導人而言，政治生存往往優先于長期戰略規劃。因此，面對一個“變化中的歐洲”，最重要的是判斷哪些合作不會因領導人更替而消失。一是要降低對單一政府承諾的依賴。目前來看，歐洲政府越來越難在一個任期內解決增長、就業、住房、移民和財政壓力等結構性問題，領導人更替將更頻繁，政策調整也會更突然。對此，既不應因某位領導人釋放友好信號而過度樂觀，也不應因競選期間的強硬表態而過度悲觀，關鍵是看其上臺后面臨哪些國內壓力、在哪些領域仍需要中國。二是要依照歐洲各國的政治結構分別應對。如德國的關鍵在于聯合政府和產業聯盟。其安全部門更加強調“去風險”，但在實體利益層面仍重視中國市場。因此，對德工作應重點穩住產業鏈合作、綠色技術合作和地方州層面的經貿聯系，避免中德關系完全被安全議題綁架。英國的關鍵則在于政府部門政治和議會壓力。財政部、商業與貿易部門、教育部門通常更重視增長、投資、市場和跨國學術交流；外交、國防和內政部門則更容易從安全、技術和聯盟政治角度看待中國。三是要抓住歐洲右翼崛起背后的“選民利益”邏輯。右翼力量崛起勢必會帶來保護主義、移民議題激化和對華強硬表態增多，但其社會基礎往往來自產業衰退地區與中低收入群體的選民。應避免簡單將歐洲政治右轉等同于對華全面惡化，而應分析其背后的具體產業訴求和選區壓力。通過地方投資、產業合作、綠色轉型、職業培訓、基礎設施等項目，增強合作對當地就業和經濟的顯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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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對｜羅行健

排版｜詹蘊第

初審｜覃筱靖

終審｜馮簫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