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社論｜最高法院的雙重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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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個世紀以來，美國最高法院一直讓總統很難公然違抗國會通過的法律明文。1935年，最高法院阻止富蘭克林·D·羅斯福解雇一名聯邦貿易委員會委員。1988年，它阻止里根政府無視一項污染調查。2016年，它又幫助阻止巴拉克·奧巴馬擴大移民保護范圍的嘗試。

最高法院周一作出的裁決允許特朗普總統解雇聯邦貿易委員會委員，這標志著它與這段歷史發生了決裂。該裁決否定了長期存在的先例，實際上也廢棄了一部已有112年歷史的法律。那部法律規定，總統只有在委員存在“效率低下、玩忽職守或任內瀆職”時，才能將其免職。現在，特朗普只要愿意，就可以解雇監管機構的委員。

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John Roberts）代表多數派撰寫的意見書稱，要求總統在解雇機構負責人時必須有正當理由，與憲法中的三權分立原則相沖突。羅伯茨寫道，由于聯邦貿易委員會行使行政權，因此它“必須由最高行政長官控制”。多數派認定，國會當初試圖通過規定這些機構負責人保持半獨立地位，從而讓聯邦貿易委員會以及另外二十多個機構免受黨派政治影響，這是國會犯下的錯誤。這個裁決恰好完美契合特朗普總統的看法。他曾說，憲法第二條賦予他“作為總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權利”。

或許，這項裁決最清楚的軟肋在于，多數派六名大法官——也就是六名由共和黨總統任命的大法官——甚至沒有勇氣把他們那套錯誤信念貫徹到底。最高法院周一在另一項裁決中駁回了特朗普總統解雇聯邦儲備委員會理事麗莎·庫克（Lisa Cook）的請求。在這起案件中，羅伯茨首席大法官否決了特朗普解雇庫克的要求，理由是特朗普所謂的免職理由只是一個薄弱借口，而且既沒有提前通知，也沒有舉行聽證。羅伯茨寫道，若允許這次解雇，就需要作出一次“解釋上的跳躍”，而這種跳躍“既不符合國會制定的法律，也不符合我國中央銀行免受政治干預的傳統”。這次表決結果為5比4。羅伯茨首席大法官與最高法院三名自由派大法官以及布雷特·卡瓦諾（Brett Kavanaugh）大法官站在同一邊。裁決將案件發回下級法院。最高法院裁定，庫克必須獲得正當程序，以便對針對她的指控提出異議；隨后，下級法院將評估特朗普所稱的免職理由是否成立。

這是一個值得肯定的結果。盡管案件仍將繼續，最高法院實際上已經擋下了特朗普先生試圖終結美聯儲獨立性的努力。但問題在于，國會為保護美聯儲免受政治干預而制定的法律，為什么就值得維持，而設立聯邦貿易委員會的法律卻不值得維持？艾米·科尼·巴雷特大法官在庫克案的異議意見中指出，這兩項判決結論彼此之間存在“嚴重張力”。她問道：“歷史怎么可能既支持一項不容例外的規則，又支持一個特設例外？”這個問題沒有答案。

事實上，二者之間真正的區別在于，許多共和黨人更在意美聯儲能否穩定運行，而不是其他機構能否保持獨立。其他機構往往會以自由市場保守派反對的方式，對企業和個人實施監管。美聯儲同樣擁有監管權，這使最高法院為它劃出的例外更顯可疑；但美聯儲還負責制定貨幣政策，因而直接關系到金融市場的穩定與健康。最高法院這項裁決的實際效果是：它限制了總統擾亂金融市場的能力，卻給了總統很大余地，讓他可以解雇那些負責監督企業濫權行為的監管者。

這兩項意見中的邏輯缺陷，延續了當前最高法院一種令人憂慮的模式。六名由共和黨總統任命的大法官確實偶爾會抵制特朗普先生濫用權力，包括他試圖單方面加征關稅的做法。值得注意的是，這項政策同樣不受美國企業界歡迎。但他們在捍衛憲法時并不始終如一。他們給予特朗普先生的行動空間，明顯大于他們曾給予喬·拜登總統或奧巴馬先生的空間。

最令人擔憂的是，最高法院正在把新的權力賦予一位總統，而這位總統常常表現得像一個有志于成為專制者的人。他為了追求個人權威，藐視兩黨共同遵守的傳統，甚至藐視法律。

聯邦貿易委員會案的裁決，源自一種被稱為“單一行政權理論”的保守派觀念。該理論認為，行政部門內幾乎所有權力最終都來自總統。選民只選擇了總統以及副總統來領導行政部門。按照這一觀點，憲法劃定了三個彼此分立的政府部門，這意味著國會不應當能夠通過法律限制總統解雇或任命在聯邦貿易委員會這類監管機構任職的官員。

單一行政權理論的支持者認為，行政部門已經膨脹成一個龐大且不負責任的官僚體系，以至于即便是總統也可能難以推行政策。這種擔憂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兩黨總統都曾以各自方式表達過類似擔憂。打造一個更靈活、更能回應民意的行政部門，確實是一項值得做的事業。

然而，單一行政權理論最終比其倡導者通常承認的更激進，也更嚴重地擾亂了以往對三權分立的理解。毫無疑問，國會對監管機構擁有某些權力。例如，憲法賦予參議院對高級職位的確認權。羅伯茨首席大法官說，這只是賦予參議院確認或否決總統所中意被提名人的權力。但這種看法拋棄了近一個世紀的實踐，而國會之所以建立這種實踐，正是因為它認為，兩黨共同組成領導層是這些機構的一種優勢。

例如，1914年設立聯邦貿易委員會的法律規定，該機構五名委員中，來自同一政黨的委員不得超過三人，并且總統只能基于特定理由解雇委員。1935年，當最高法院一致阻止羅斯福解雇一名保守派聯邦貿易委員會委員時，它引用的正是這段法律文字。自那以后，這一先例一直約束著每一位總統。

相比之下，如今的最高法院看著同一部法律，卻認定它不可接受地侵犯了總統權力。這項裁決尤其令人震驚，因為作出這項裁決的保守派大法官一向堅稱，他們尊重成文法文本，也尊重國會的憲法權力。但在這個案件中，大法官們裁定，這兩者都無關緊要。

索尼婭·索托馬約爾大法官（Justice Sonia Sotomayor）在異議意見中寫道：“本院很少，甚至從未，對同為平等分支的國會作出過如此重大的先認可、后推翻。90多年來，在本院明確認可之下，國會一直相信自己有權建立一個能夠有效運轉的政府體系，包括賦予某些承擔特定職責的機構一定獨立性，使其在一定程度上不受總統控制。”

通過這項新裁決，最高法院正在塑造一個權力大幅擴張的總統職位。當然，美聯儲不在此列。總統現在將能夠解雇一系列機構中的官員，而這些機構此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保護，可以免受黨派政治干預。這些官員中，許多人都擁有各自領域的專業知識。此類機構包括全國勞工關系委員會、證券交易委員會和聯邦通信委員會。

在近250年的時間里，美國實驗之所以能夠成功，核心在于三大政府部門之間的權力平衡。特朗普先生和這屆最高法院正在共同打破這種平衡。他們正在偏離一種延續了一個多世紀的傳統。在這種傳統中，政府的某些部分按照國會的本意，由脫離日常黨派政治的兩黨領導層運作。其效果是把國會邊緣化，而憲法制定者曾把國會視為平等分支中最主要的一個。周一，最高法院創造出了一種由極少數人運行的政府，而這些人要么在最高法院工作，要么在白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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