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食言，中國48名開發者出手

三個月前，蘋果在中國市場下調應用內購買（IAP）費率時，鄭重許下“始終提供不高于其他市場整體費率水平”的“最惠國承諾”。

三個月后，隨著巴西市場蘋果稅新政正式落地，這份承諾直接成為了一紙空言。

就在巴西新政公布后不久，48名中國開發者聯合向有關部門提交舉報信，直指蘋果濫用市場壟斷地位、違背最惠國待遇承諾。

一場圍繞中國市場和蘋果稅的博弈又掀開了帷幕。

蘋果稅“開放陣營”再擴容

蘋果稅的開放陣營又擴容了，這一次是巴西。

6月19日，在巴西反壟斷局（CADE）多年合規施壓下，蘋果在巴西市場同步落地了三項核心調整：下調IAP費率、開放應用內第三方支付、放開外鏈支付與第三方應用商店分發。

根據蘋果開發者官網公布的規則，巴西市場形成了四檔差異化的費率體系：

標準企業：IAP支付費率26%（21%商店傭金+5%支付處理費），應用內第三方支付21%，外鏈替代支付15%，第三方應用商店/網頁下載僅收取5%核心技術傭金（CTC）；

小型企業：對應費率分別為15%、10%、10%、5%。

比費率下調更關鍵的是，渠道開放與費率調整同步落地——開發者不僅能享受更低的抽成，更可以自主選擇支付方式與分發渠道，徹底擺脫對蘋果IAP體系的強制綁定。

這一模式并非巴西獨有。2024年3月歐盟《數字市場法》（DMA）生效后，蘋果已在歐盟開放第三方分發與替代支付；2025年12月日本《特定大型軟件市場競爭促進法》施行，蘋果同樣同步落地了渠道開放與費率下調。

時至今日，“歐盟-日本-巴西”已形成一套完整的蘋果稅開放體系：第三方分發費率普遍收斂至5%，支付渠道多元可選，開發者擁有充分的自主選擇權。

這套體系正在成為全球蘋果稅調整的參照樣本，卻也成了照見我國市場和全球差異的一面鏡子。

承諾三個月就作廢

如果承諾沒份量，那不如一開始就不承諾。

今年3月13日，蘋果宣布下調中國市場AppStore傭金率：標準企業IAP費率從30%降至25%，小型企業從15%降至12%，同時公開承諾“始終為在中國分發App的開發者們提供不高于其他市場整體費率水平的具有競爭力的AppStore費率”。

彼時這一調整被普遍解讀為我國反壟斷監管取得了階段性成果，“全球最低IAP費率”的說法也此起彼伏。但僅僅三個月后，巴西新政就讓這份承諾變成了一紙空言。

我們可以從兩個核心維度做直接對比：

一個是費率水平：單項看似優惠，整體差距懸殊。

巴西市場開發者最低僅需承擔5%的核心技術傭金，即便是IAP渠道，小型企業費率也僅為15%；而中國市場小型企業12%的“最低費率”僅限IAP單一渠道，標準企業IAP費率更是高達25%。

若以全渠道最低費率計算，中國市場開發者的最低負擔是巴西的2.4倍。蘋果所謂的“不高于其他市場整體費率”，本質是只拿IAP單一渠道做對標，刻意回避了海外市場更低費率的替代渠道。

二個是渠道選擇：海外四路徑可選，中國僅一條獨木橋。

歐盟、日本、巴西的開發者均擁有IAP、應用內第三方支付、外鏈支付、第三方分發至少4種路徑可選，不同路徑對應不同費率，開發者可根據自身業務模式靈活選擇；而我國市場至今沒有開放任何替代支付與分發渠道，iOS上的數字內容交易都得走蘋果IAP通道，開發者沒有其他的選擇權。

換言之，蘋果給中國的“最惠國待遇”，本質是“單項惠、整體差”——只在IAP這一條封閉賽道上降了5個百分點，卻把第三方支付、第三方分發這些真正能打破壟斷的渠道牢牢封死。

這也恰恰印證了三個月前一些評論的預判。

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國務院反壟斷反不正當競爭委員會專家咨詢組副組長時建中教授在人民日報撰文時就曾直指：“蘋果應該向中國用戶開放第三方支付和外鏈支付，不再將用戶強制綁定在蘋果的IAP系統上。”

《人民日報》經濟評論也明確表示，“市場高度期待在監管持續施壓之下，蘋果在中國也能盡快拆掉籬笆墻”。

如今籬笆墻不僅沒拆，反而因為海外市場的進一步開放，顯得更加高聳。

48名開發者的反抗

面對蘋果的雙重標準，我國的開發者選擇了主動出擊。

6月22日，48家我國開發者聯合向有關部門提交了《關于蘋果公司濫用中國市場壟斷地位的開發者舉報信》，提出四項核心訴求：

一是依法立案查處蘋果限定交易、差別待遇、搭售、不公平高價等涉嫌違法行為；

二是責令蘋果及時履行其向中國市場作出的“全球最低費率”承諾，開放第三方應用分發、應用內第三方支付、外鏈支付渠道；

三是建立“自動對齊監督機制”，蘋果在海外出現新的費率下調或渠道開放時，應當于同日在中國市場同步落地；

四是書面反饋處理結果。

這一幕并不陌生。因為巴西的蘋果稅開放，也始于本土開發者的一紙舉報。

2022年12月，拉美最大電商平臺MercadoLivre向巴西有關部門提交申訴，指控蘋果濫用AppStore支配地位。

此后歷經立案調查、初步裁決、司法復核，在2025年12月，蘋果與CADE簽署和解協議，同意開放第三方分發與支付渠道，整個過程歷時3年。

而中國48名開發者的行動，正是這條路徑在我國的復刻——當企業主動違背承諾，市場主體便拿起法律武器，推動監管介入。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在已經開放的巴西市場，蘋果的政策依然飽受爭議。應用公平聯盟指出，蘋果的條款“并沒有建立起開放、有競爭的應用生態”，替代渠道的高額費用與過度追蹤要求，本質是在阻撓競爭。Epic更是直言，這是和日本如出一轍的“反競爭政策”，目的就是勸阻開發者脫離AppStore體系。

但即便如此，有選擇總比沒有選擇好。至少巴西的開發者擁有了脫離蘋果體系的選項，擁有了用腳投票的權利，而中國開發者連這個選項都沒有。

蘋果的全球雙重標準，本質上是一場關于監管強度的試探。它在每一個市場讓步的尺度，都精準對應著當地監管的硬度。但作為蘋果前三的市場和零部件供應地，中國從一開始就不應該低其他國家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