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加班、不回家、不社交：邊界感是救贖還是繭房？

從“愛你老己”到奧德賽時期，當代年輕人的世界似乎越來越圍繞自己展開。我們大大方方地談論如何寵愛自己、學習怒懟PUA和職場霸凌，自我的邊界越來越鮮明而重要——無理由加班絕不可能，戀愛前先明確個人空間，過年回家則是極致的“邊界保衛戰”……

尊重彼此邊界，似乎已經成為這個時代新的公共倫理。但這種個體本位的觀念與傳統人情秩序卻不免產生摩擦和碰撞，兩種價值體系的錯位擠壓讓年輕一代時常陷入曠日持久的內耗，我們對外界的侵犯氣勢洶洶，轉過身卻開始自我審判：“我會不會太自私了？”

從集體本位走向多元個體的價值轉型期，我們看見了舊秩序的局限，也品嘗了原子化生存帶來的孤獨。比起退回過去，我們或許更關心的是：如何在守護自我的同時與他人建立聯結？如何在確定邊界之后，依然能夠彼此支持、相互溫暖？

撰文｜克萊

傳統與現代社會的“邊界”交鋒

前幾年，有一則新聞引發熱議。重慶有位劉女士因拒絕周末加班被公司辭退，為此她將公司告上法庭。兩年后，法庭最終宣判公司屬違法解除勞動合同，并對劉女士進行賠償。劉女士兩年維權勝利讓不少打工人歡欣鼓舞，但也不乏冷嘲熱諷：“連加班都不能接受，還是永遠退出職場算了。”

如今，“加班文化”已成為一種職場默會，隱形加班、強制加班的服從性測試屢見不鮮，但對很多人來說，更為無奈的是“別人加班我也加班”的無效勞動，還有下班后硬湊的同事聚餐，私人時間的邊界若有若無。近幾年，“按時下班”成了職場人最熱切的吶喊，沖在行動前線的是00后這批最年輕的職人。“00后整頓職場還是被職場整頓”一直是人們熱議不衰的話題，這批敢于特立獨行的年輕人成了打工人的希望，卻也承受著最集中的攻擊和非議，就連與他們年齡不差幾歲的90后也不免猶豫：“會不會太自私了？”

自私，大概是這代年輕人最常聽到的“審判”。在傳統敘事里，合群是心照不宣的政治正確，個體行動永遠要讓位集體活動，別人做什么，你也應該做什么，哪怕這番附和于己、于人都沒有實際增益。但比起“無效社交”，年輕人更愿意把時間和精力花在自己身上，“無價值、不社交”儼然成了這代年輕人奉行的準則，個人生活的邊界變得神圣不可侵犯。

短短十幾年，兩代人的社交價值判斷已然天差地別。傳統觀念里，“界限”從來算不得褒義，界限越分明就越意味著生分疏遠，在我們的社交基因里幾乎是本能排斥的東西。但在當代年輕人這里，“沒有邊界感”卻無疑算得上最令人反感的一種社交性格。這種認知的代際裂隙每每在春節返鄉的時候暴露無遺。親戚鄰里見面都擺出一家人的熱絡，無論“你的事就是我的事”的妗子嬸嬸，還是“小時候抱過你”的王叔劉姨，都上來拉著手問：“現在在哪工作？工資多少？有對象了嗎？什么時候結婚？”年輕人表面勉強應承，心里只想翻白眼：“關你啥事？”但爸媽一句“都是好心，你也不要太敏感了”，就能堵得年輕人啞口無言。如何應對沒有邊界感的親戚，成了新的年關焦慮。

《獨立時代》劇照。

從對界限諱莫如深，到將其奉為交往底線，這場代際觀念反轉的背后究竟是什么？

老一輩常嘆息，這是從集體主義滑向了個人主義的“時代病”。這種先入為主的價值判斷是對傳統和現代社會的誤解。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就已經一針見血地指出，傳統社會的抱團并不是無私的“集體主義”，而是社會結構催生出的慣性。中國傳統社會結構是以每個個體為中心或起點向外擴散出去的。按費孝通的比喻，這種社會結構就像石頭投入水中，推出去一圈圈波紋，被圈?的波紋所推及的就發?聯系。“人情”和“圈子”就是在這個體系里運行的，它極富伸縮性，?在不同時間地點所承認和動用的圈子不一定相同，這就導致身邊每個人都成了可能的“關系對象”，經營圈子也成了日常。

楊德昌的電影《獨立時代》里，油滑玲瓏的Larry說：“我們中國人最講究的一個‘情’字，它可以增加人與人之間的協調性，可伸可縮……我們中國人做生意，老外永遠比不上，因為他們永遠只曉得講法律，一點人情味都沒有。他們搞不清楚錢是投資，情也是投資。”在他看來，經營人情圈子——職業的圈子，甚至親友的圈子，都是在打理一種價值網絡，人在這個網絡里得以游動，這個網絡也因此活絡。他故作慈憫地看著不慣做作的Molly：“很少有中國人不懂這個道理的。”

這套價值，我們是熟悉的。不僅熟悉，可以說已經在幾百年的沿襲中成了自然。無疑，在浩蕩歷史長河之中，家族、群體依靠這種人情活絡緊緊相聚，于是生人之間有了情脈，熟人之間愈發骨血相連。

然而，環境也在發生變化。近現代、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大批青年異地求學或追求機會，與原本緊密綁定的族群拉開距離，高頻的人口流動也讓那種穩固結構再難復現。與此同時，我們的生產方式也從人力協作向自動化迭代，商業供給和消費模式的升級更推波助瀾，這些都使得個體不再依賴人際關系網便可維系日常。人際聯結失去了深度協作的土壤，便愈發流于表面，可以說，現代的生活方式已經潛移默化地塑造了一種原子化的人際形式。在這種情境下，年輕一代強調邊界，維護自己的權利，也尊重他人的權利，就遠不是老輩人眼里的“自私”或“叛逆”，而是一種凝聚在現代生活方方面面的新的精神。

尊重邊界：

多元社會的第一功德

兩代人對于“邊界”的觀念分歧映射出社會結構的轉型，更進一步而言，它背后是單一的傳統秩序與多元的現代價值之間的沖撞，這正是吉登斯筆下高度現代性社會與前現代社會的分野所在。吉登斯在《現代性與自我認同》中指出，前現代場景中，人的活動很大程度上受到時空范圍局限，一生的軌跡被世代習俗劃定，婚姻、勞作乃至生死都有對應的傳統儀式或集體規范作為指引，個體沒有多少自主選擇余地。但在高度現代化的今天，我們的時空活動范圍已極大脫離了地域束縛，全球資訊、遠方事件不斷侵入本地生活，這個世界的多元性也畢露無遺地呈現在我們面前。傳統曾是唯一的權威，而如今各種“專家”聲音競逐人們心中的權威之位，“傳統”即使未被擊潰，也退居為競技臺上沉默的一個。

這種多元性也帶了前所未有的開放性，人們不再需要采用同一套社會時鐘。父母輩的27歲是組建家庭、生兒育女，而如今的27歲，有人母胎單身、有人已經離了婚，有人在體制內穩步晉升、有人辭掉工作重返校園。人生路徑千差萬別，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標準，于是理解多元、尊重邊界就成了這個時代必需的美德。甚至可以說，在價值分化的當下，這是為數不多能夠達成共識的底線公德。

《現代性與自我認同》

作者: 安東尼·吉登斯
譯者 : 夏璐
版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6年4月

這也是為何對年輕人而言，親戚對私人領域的探問讓人不適的原因。這種窺視中自帶一套僵硬的傳統價值標尺，人生就此被簡化成婚育、薪資、職級幾項指標，挨個稱量、逐項沽價。可在年輕人的坐標系里，生活從來不是單行道：沒結婚，卻在異鄉站穩了腳跟；沒有高薪，卻擁有可供支配的閑暇與熱愛；沒進入親密關系，但把一個人的日子打理得豐盈妥帖……哪怕外人看來再是乏善可陳，單單是撐過了兵荒馬亂的一整年，我們就足夠為自己鼓掌。

然而，這些秩序本已在我們的內心建立起來，可當那些打量的目光掃過來，那些熟稔的評判聲響起，心里的天平還是會驟然傾斜，好不容易穩住的內心秩序瞬間就晃了晃。難怪年輕人會心生抵觸：職場上要應付KPI考核，回了家又被傳統標準審判，到頭來連喘口氣的自留地都沒有。于是越來越多人選擇留在出租屋過年，明知會被長輩扣上“大逆不道”“白眼狼”的帽子，可比起要花一整年去消化的春節內耗，這份獨處的安寧反倒成了更劃算的選擇。

不難發現，對邊界的尊重遠不只是政治正確，它對個體心理健康的維系同樣有著切實的意義。在精神分析中，“自我邊界”（Self boundary）是人格的核心組成部分，它劃分開自我與他人的范疇，“你的事歸你，我的事歸我”，人們在邊界之內踐行自身的價值觀、信念、思想與情感，自我認同由此誕生。相反，自我邊界模糊、破損或被逾越，則會引發自我認知混亂、社交障礙、情緒失調等各類心理問題。

《獨立時代》里，琪琪面對的便是自我失守的問題。她性格溫柔，永遠春風和煦，美好到讓人感覺不真實，于是所有人都認為她是裝出來的，是一種“成功的產品”。她知道自己不是他人理解的樣子，但當眾人都以一種“我懂”的眼光戲謔地回應她時，她也開始迷茫自己究竟是什么，又該以怎樣的面目和這個世界相處。故事結尾，經歷了一系列事件后的琪琪終于在頓悟中大方釋懷：“我知道我真的很好。只要我不去懷疑別人，就算別人誤會了我，至少我還有自己可以相信。”至此，琪琪完成了她的“奧德賽巡游”。

《獨立時代》劇照。

最初的琪琪并未在他人意見與自我認知之間確立界限，因而在眾人的聲音中迷失了自我。直到她發現，外界的聲音如此參差而苛刻，只有對自己誠實才是唯一的出路。這種自我和外界聲音之間的沖突，對當代年輕人而言毫不陌生。年初大火的短劇《愛我萬歲》里，女主角江閱和母親就上演了一段經典對手戲。江閱決定結束一段消耗的婚姻，母親大為不解和光火。在說了一通“婚姻至上論”后，母親最后用一句江閱聽了無數次的話來收尾：“你有沒有想過，別人在背后怎么說你！”聽到這句，江閱突然覺得有些好笑：“我很好奇，這個別人到底是誰啊？到底是誰總是在定義我的幸福？”她對母親說：“別人根本不在乎我，也不在乎我的幸福。我36歲了，不想管別人怎么看，只想管我怎么看自己。”

正如吉登斯所觀察的那樣，在如今的后傳統社會，從前社會所依賴的外部參照系已盡數失效，自我的發展線路成為“內在參照性的，唯一顯著關聯的線索就是生命軌道自身”。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命軌道，不必強行與刻板的社會時鐘嚴絲合縫。我們需要的是尊重自己生命的內在節律，也尊重他人的自我敘事。當每個人都愈發坦誠地面對自己、堅定自我的選擇，而不再被眾聲喧嘩所裹挾，這本身不就是一種更深層的成熟嗎？

邊界之上，

如何再次成為“我們”？

如果說邊界感是現代社會的一個產物，那么與它同時到來的是人與人之間連接的減少。誠然，二者并非因果關系，但不得不承認的是，邊界感也加劇了后者，驅使著我們義無反顧地走向獨立和區隔。我們嚴格地篩選社交關系和精力分配，同時也把許多建立聯系的契機拒之門外；我們越是專注自我發展和成長，也就愈加不情愿為自身之外的事情而犧牲。

當下，我們可以維持禮貌人際環境，卻似乎愈加難以建立深刻聯系，首當其沖的便是愛情關系。在這個自由與壓力兼具的時代里，愛情越來越難發生。現代人似乎陷入一種愛情懷疑主義，智者不入愛河，愛情成了這個時代最不理智的風險投資，為愛付出便是戀愛腦，投注真心便是涉世未深。

然而對現代的成年人來說，建立長期關系時常讓人欲言又止，不單因為羞于表露依賴，更出于對承諾的猶疑。在《好東西》里，胡醫生對小葉“坦白”說：“我好像無法確立一段關系，我好像沒那么需要戀愛，但當然我是喜歡你的。”他想要的是不需要承諾的關系，當下的多巴胺和荷爾蒙就是全部，而若情況發生變化，隨時可以放手和撤退。最近上映的《今晚正好》甚至更進一步，徐秋和陳宇宙直接約定將愛情限定在“今晚”，過了今晚，你我無關。

《今晚正好》劇照。

給予彼此自由，似乎是現代愛情引以為傲的法則。可這份看似清醒灑脫的自由主義愛情背后，遮掩了太多無從訴說的無奈：對他人的信任消解，對未來的普遍惶惑，對責任的本能退避，對生活本身的失控感……我們很難用單一的道德標尺去評判這種狀態，這不是某一個，甚至某一代人的自私或懦弱，而是現代性進程在個體命運上的一個投影。伊娃·易洛思在《愛的終結》中指出，這種新型的性關系以及其中的個體自我，都被一種現代模式下的資本主義經濟所塑造，因而也常表現出與之同構的特點：“靈活性（有能力在多個伴侶之間游走、有能力積累經驗與多重任務）；適應風險、失敗和遭拒的能力；不忠誠的本質（就像股東一樣，戀人可能會選擇投資于利潤更高的‘企業’）。”

在這個每個人都為自己負責的時代里，每個人都成為一個獨立的城邦。17世紀時霍布斯提出，人類最初就是個體性的，在這種自然狀態下，人為了生存始終與他人敵對或戒備。我們今天似乎又重返了這樣一種原子化的狀態，流動的關系讓我們始終獨自一人。然而，這真的是我們想要的嗎？年輕時或許尚可歡呼自由，但我們無法忽視身為人本身的脆弱性。病了怎么辦？老了怎么辦？臨死前，有誰在我身邊？

年初，一款名為“死了么”（現已更名“在么在么”）的手機應用意外爆火，它的功能極其簡單，設置打卡，漏打卡一定時間就會發郵件給緊急聯系人，讓對方確認你的安全。這款應用原本瞄準的是獨居孤寡老人的安全需求，卻戳中了這一代年輕人對“孤獨死”的焦慮，因而在年輕群體中激起了強烈回響。可以想象，在這個不返鄉、不社交、長期關系又愈發失去市場的一代人中，幾十年后，許多人將獨自一人面對死亡。

這個灰暗的未來景象讓人痛心和恐懼，沒有人想等尸體腐臭的時候才被發現，但我們或許要問，邊界感與親密性，真的水火不容嗎？事實上，在精神分析學家海因茨·科胡特（Heinz Kohut）看來，在人生的各個階段，個體對外界的需求一直都存在。為此他提出“自體客體”（selfobject）的概念，表征他人或外物對個體所提供的心理支持功能。在他看來，自體（self）與客體（object）的邊界是滲透性的，自體允許甚至渴望外界的支持以維系自身的完整、穩定與活力。

人們在強調獨立的時候，似乎無意間在獨立與孤立之間畫了等號，這或許造成了不必要的兩難，好像一定要在個人獨立和親密關系之間二選一。科胡特的理論不僅提醒我們正視內心中與他人結成深刻關系的沖動，也同時暗示，邊界與親密并不一定矛盾。那么究竟如何在承認邊界的基礎上，再次成為“我們”？對此，吉登斯的洞見或許能再次給我們啟發。

談及現代親密關系，吉登斯提出一種“純粹關系”（pure relationship）的圖譜，即“一種外在標準已被消解的關系”。消解外在標準，就是不拿世俗物質性的量尺來衡量彼此，這似乎是易洛思口中被資本經濟所異化的愛情的解藥。而要抵達和維系這種“純粹關系”，吉登斯認為，答案恰在于“承諾”：“純粹關系預設著‘承諾’(commitments)的存在，而承諾又是一種特定的信任。”所謂“承諾”，也就是承擔起對關系對象和關系本身的責任，這不是口頭的空頭支票，而是內心的真實決心。所以，主體性非但不會在關系中消解，反而需要充分調動。

《獨立時代》劇照。

但這就意味著，維持親密關系本身需要成為目標。對于現代人而言，這似乎是一個不怎么理想的方案，因為它與人們所習慣的自由傾向背道而馳。但吉登斯似乎告訴我們，現代社會中長期關系的存續不再是自然而然的，而恰有賴于個體的有意識努力，是每一次遇到阻礙后嘗試協商和解決問題，而不是立刻決定放棄。確實，愛似乎是一種反現代性的行為，它時常帶來麻煩，如果出于私利計算，或許少有人會選擇愛情，但經營好健康的親密關系并非毫無回饋，對此，吉登斯十分有信心：“可以肯定的是，專注于純粹關系經常能夠作為防御性方式來對抗外在世界的包圍。”

在我們高度現代化的社會，邊界感昭示了個體自我的成熟，卻也預告了一種孤獨癥候。邊界似乎讓深度親密變得愈發困難，可事實上，二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矛盾命題。對此，《獨立時代》就像一則現代寓言。故事結尾，琪琪與男友小明終于各自尋得了自我的內核與邊界，不再依賴他人確認價值，但他們最終決定分開。兩人和氣地笑著道別：“以后沒事還是可以聯絡啊。出來到Friday喝個咖啡什么的。”隨后，琪琪轉身離開，小明也慢慢上了電梯。電梯門在他身后關上，他抬起手指，卻在按鍵時猶豫了。終于，他重新按下了開門鍵，門外卻站著折返回來的琪琪。她笑了：“要不要到Friday喝杯咖啡？”兩人再次緊緊相擁。

或許，我們也終會在確立邊界之后，重新學習相愛。

【參考文獻】

王昕迪, 胡鵬輝. 邊界感: 現代社會青年社交需求及其建構[J].《中國青年研究》, 2022(10):72-79.

Moiseeva, Natalia, Eugenia Gantseva, and Lyudmila Lyamina. "The Phenomenon of Psychological Boundaries." Humanistic Practice in Education in a Postmodern Age 2019(HPEPA 2019), European Proceedings of Social and Behavioural Sciences (EpSBS), European Publisher, 2020, pp. 716–725.

本文系獨家原創內容。作者：克萊；編輯：走走；校對：楊許麗。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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