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城鄉醫療資源分配失衡的問題，在建國后很長一段時期里都是突出的民生痛點。一份常規的工作匯報，直接點破了深藏的矛盾，隨之而來的調整，徹底改變了億萬農民的看病處境，這段往事直到今天仍有現實意義。
1965年6月26日，時任衛生部部長錢信忠向毛澤東匯報全國衛生事業的整體情況。匯報里列出了當時全國衛生資源的真實分配數據：全國一百四十多萬衛生技術人員里，高級醫務人員七成集中在大城市，兩成分布在縣城，僅有一成扎根廣大農村；全國醫療經費的使用上，城市占用七成五，農村僅分到兩成五。當時全國農村人口占絕大多數，大量農民常年面臨缺醫少藥的困境，小病硬扛、重病沒條件進城醫治是普遍狀態。
毛澤東聽完這組數據，當場情緒激動，語氣十分嚴厲，直接批評衛生部的工作方向出現了根本性偏差。他原話點明，衛生部的工作只為全國百分之十五的人口服務，這部分人里大多是城市的干部群體，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卻得不到基礎醫療保障，一無醫生二無藥品，這樣的部門不配叫人民的衛生部，不如直接改名叫城市衛生部、老爺衛生部，或是城市老爺衛生部。批評過后，他明確提出核心要求：醫療衛生工作的重心必須轉移到農村，還要大批量培養農村用得起、留得住的基層醫護人員，專門服務農民群體。這次談話，就是后來影響深遠的“六二六指示”。
錢信忠早年長期從事衛生防疫工作，建國初期也參與過多地烈性傳染病、血吸蟲病的防控治理，清楚農村醫療落后的現狀。只是在過往的衛生工作規劃里，資源長期向城市醫療機構傾斜，優先完善城市醫院建設、發展高端醫療、保障干部保健，農村的公社衛生院、大隊衛生室建設速度慢，人員補給長期跟不上。此前衛生部也組織過城市醫療隊下鄉巡回義診，但規模有限，停留時間短，只能臨時解決少量病患的問題，沒法從根源補上農村長期缺醫少藥的缺口，城鄉醫療差距一直沒有實質縮小。
大批赤腳醫生扎根各個生產大隊，隨身帶著簡易藥箱，日常一邊參與農業生產，一邊為村民處理常見病、簡單外傷，承擔接生、防疫的工作，還推廣本地中草藥來降低看病成本。各地依托縣醫院、公社衛生院、大隊衛生室，搭起了三級農村醫療網絡，不少農村陸續試點合作醫療制度，靠集體互助分攤看病費用，減輕農民單獨就醫的經濟壓力。到七十年代中后期，全國絕大多數生產大隊都建起了衛生室，鼎盛時期赤腳醫生隊伍超過一百五十萬，再加上基層衛生員、接生員，總計數百萬人；到七十年代末，全國八成以上的生產大隊都推行了合作醫療制度，基層傳染病防控、常見病診療的覆蓋范圍大幅提升，農民看病難的局面得到了極大緩解。
錢信忠之后全程推動各項農村醫療改革落地，持續組織城市醫療力量下沉，完善農村基層衛生機構的配套。這套依托低成本基層醫護、集體互助的醫療模式，后來還得到世界衛生組織的認可，被當作發展中國家普及基礎醫療的參考范本。
時至今日，回看六二六指示出臺的全過程，不同的人依舊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為當年的批評直指資源分配的偏差，把醫療重心轉向農村，真正站在了絕大多數普通群眾的立場上；也有人提出，當時過度壓縮城市高端醫療資源、簡化醫學培養流程，也造成了一段時期城市專科醫療發展放緩、部分基層醫護專業水平有限的問題；還有觀點認為，這段歷史最核心的啟示，是醫療資源均衡分配、兼顧城鄉群眾的基本健康需求，始終是衛生工作不能偏離的根本方向。不同角度的討論直到今天也沒有統一的結論，也讓這段往事一直被人反復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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