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皆知我砸缸，誰又懂我后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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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元豐七年（1084），洛陽城一處簡陋宅院里，一位年過六旬的老人完成了一件震爍古今的大事——耗時19年、多達294卷、約300多萬字的《資治通鑒》橫空出世。

彼時，這位老人已“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為了這部巨著，他專門制作圓形木枕，睡覺時只要稍微一動，光滑的木頭就會滾動，人便會驚醒，隨即起身繼續挑燈夜戰。

這位對自己“苛刻”到極點的老人，就是司馬光。

▲司馬光“警枕”雕塑。（圖片來源：“中共中央西北局岷州會議紀念館”微信公眾號）

當時的洛陽百姓流傳這樣一句戲言：“王家鉆天，司馬入地。”“王家”指的是權貴王拱辰的“豪宅”，其中亭臺樓閣之多、奇花異草之盛引人驚嘆。相比之下，同朝為官的司馬光卻住著一處簡陋低矮的宅院，為了躲避夏日酷暑專門挖了一間“地下室”，在里面著書，被世人譏為“穴處者”。

這一“天”一“地”的對比，彰顯了司馬光不為外物所動、堅定信念操守的人格風范。他就像一位苦行僧，一輩子克勤克儉、誠實守信，哪怕過了近千年，依然因“勤”“廉”“正”的高尚品質被視為道德楷模。

▲電視劇《清平樂》中的司馬光。（圖片來源：影視劇照）

（一）躬身入局，在務實中顯擔當

司馬光最廣為人知的軼事，莫過于七歲“砸缸救友”的故事。當別的孩子嚇得四散奔逃時，年幼的司馬光卻能保持冷靜，抄起石頭砸破水甕救人。

這一“砸”，不僅砸出了一個流傳千古的機智佳話，更砸出了他日后不隨波逐流、清醒獨立的個性。

▲河南省洛陽市應天門博物館里的司馬光砸缸場景。（圖片來源：“河南衛視”微信公眾號）

至和二年(1055)，對司馬光有知遇之恩的龐籍出知并州，為河東路（今以山西為主的行政區域）經略安撫使，負責統籌整個河東路的邊防，司馬光也隨龐籍來到并州（今山西太原）出任通判。

彼時，北宋雖與西夏處于休戰之時，但邊境并不太平。

麟州（今陜西榆林）與西夏接壤，其中屈野河（今陜西窟野河）西的大片肥沃土地，正在被西夏人一點點蠶食。但麟州守臣卻一直采取忍讓妥協的政策。

當時，北宋百姓在屈野河上捕魚，卻遭到西夏人的驅趕。到了夜晚，西夏人偷渡屈野河，繞過麟州城池，到達城東偷盜糧食、牲畜。而北宋巡邏隊怕惹禍生事，只追到屈野河邊就停下了。

▲北宋與西夏相接的屈野河西地。（圖片來源：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

司馬光奉龐籍之命巡視邊防，親自越過屈野河，深入邊防前線勘察，決心逆轉邊防岌岌可危之形勢。

司馬光看到了待墾的良田，也看到了西夏囂張的氣焰，回到并州后，立馬上報龐籍并提出建議：修筑堡壘，招募百姓耕種。此舉可緩解河東地區糧價高昂、轉運艱難的困境，并可通過屯田實邊，遏制西夏人的侵擾。

龐籍采納了司馬光的建議，下令修筑堡壘，加強巡邏，為邊境筑起一道堅固防線。

▲《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卷第十七：論屈野河西修堡狀。（圖片來源：識典古籍）

然而麟州將領郭恩急功近利，出擊西夏，結果大敗而歸。龐籍身為西北邊防的最高軍事長官，麾下將領兵敗，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司馬光則因為提出修堡之策并力主推行，同樣難辭其咎。

為保全司馬光官場的“清白之身”，龐籍引咎還鄉。司馬光深感痛心自責，接連三次向朝廷上書，請求治罪，以換取龐籍的赦免。

屈野河西地的收復計劃雖未取得預期成功，但司馬光躬身入局、務實擔當的品質，在這場未竟的事業中得到了淬煉。

（二）窮究治道，于汗青間寄丹心

世人皆知司馬光以《資治通鑒》彪炳史冊，殊不知司馬光為編纂這部史學巨著，付出了多少精力和汗水。

司馬光推崇“文以載道”，務求文章要有補于世、要有可用之實。他深知歷史鏡鑒關乎社稷安危，關乎黎民蒼生，因而不愿做粉飾太平的弄臣，只愿做秉筆直書的史官。

“日力不足，繼之以夜”，是司馬光與時間賽跑的真實寫照。《資治通鑒》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迄周世宗顯德六年，內容浩如煙海。司馬光不僅負責編纂的整體事宜，帶領劉恕、劉攽、范祖禹等學者，遍閱歷代史籍，考訂異同。他還獨自負責最后定稿的步驟，刪繁削冗、修辭潤色，故而《資治通鑒》全書文字風格一致，連貫嚴謹，一氣呵成。

▲孫志鈞、王海濱所作國畫：司馬光著《資治通鑒》。（圖片來源：中華書畫家雜志）

《資治通鑒》成書之后，滿屋皆是書稿。黃庭堅奉命參與校訂，并檢閱數百卷書稿，但書稿中沒有一處顛倒涂抹或潦草連筆之處。

為此，黃庭堅贊嘆道：“其行己之度蓋如此（司馬光立身行事的氣度品性，從這件事就能看出來）。”

司馬光編撰《資治通鑒》，既源于幼時對史書的癡迷，更與北宋的政治現實息息相關。面對王安石變法引起的政治爭議，司馬光退居洛陽，將滿腔政治抱負融入千年敘事之中。

《資治通鑒》成為后世為官者的“政治教科書”，其中蘊含的為官原則可總結為四點：以民為本的政績觀、德才兼備的用人觀、倡廉崇簡的廉政觀以及求實慎重的治理觀。

“為人君者，固不以無過為賢，而以改過為美也”。他以此著作警醒后世官員：真正的政績是不唯上，只求實，把穩慎、恤民、制衡、守正的治理理念落到實處。

▲中國國家圖書館“鎮館之寶”、北宋司馬光主持編纂的《資治通鑒》存世唯一手稿（局部）。（圖片來源：國家圖書館）

司馬光問道一生，不虛美，不隱惡，持史家的良知與擔當，于汗青之間寄托為國為民、滾燙赤誠的丹心，讓后人能夠“鑒于往事，有資于治道”，也為天下存留了一份公道與正義。

（三）守廉持正，于清貧中守本真

司馬光二十歲中進士，力輔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他最令人稱道的為官品質，當屬無論環境如何變化，始終能堅定守正，不隨波逐流，基于民生疾苦的深切憂慮，踐行自己的政治操守。

熙寧二年（1069年），王安石在宋神宗鼎力支持下全面推行新法，許多人為了迎合上意或謀求升遷，紛紛隨聲附和。

熙寧三年（1070年），司馬光以右諫議大夫身份先后寫下三封《與王介甫書》，細數新法中的弊端，勸其暫緩變革。面對王安石《答司馬諫議書》的強硬回擊，司馬光依然廷爭面折，堅持自己的政治立場。

當王安石拜相、新法全面推行時，宋神宗為安撫司馬光，特意任命他為樞密副使。此時司馬光深知已無力改變朝廷變法走向，遂辭官明志，自請退居洛陽。

晚年拜相后，司馬光廣開言路，緩解民困，改革選官以重視德才。在極短的時間內以病弱之軀全力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完成了“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的政治夙愿。盡管他全面廢除新法，引起爭議乃至詬病，但他勤政與擔當的精神，是無可否認的。

更難得的是，司馬光雖身居高位，但他深知“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的道理，入仕四十余載，物質享受極為淡泊，一生不置產業，不蓄聲伎，“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有純帛”。

宋仁宗體恤司馬光生活窮困，在臨終前留下遺詔，賞賜他一批金銀財寶。然而，司馬光卻屢次上書，陳述國家財政的困難，不愿受賞。幾番推辭未果，司馬光干脆將賞賜全部交給諫院充公，分文不取。

▲司馬光像。（圖片來源：“河南衛視”微信公眾號）

司馬光的清貧，不是“掙得少”，而是“花得少”且“散得多”，他拒絕賞賜，充公諫院，周濟他人，甚至因家貧無力安葬病逝的夫人，不得不典當僅有的田地。這種“儉”并非自我折磨，而是一種清醒的價值選擇：為官者若被物欲所困，便難以公正用權、為民謀利。

司馬光一生始終不為物質所惑，不為譏諷而易志，以“儉以養德，廉以立身”為畢生信條，完美詮釋了剛正不阿、堅守正道的千古風范。

▲著《資治通鑒》雕塑。（圖片來源：運城市人民政府門戶網）

從以身入局的擔當作為，到務實勤懇的問道之路，再到秉正守節的人生信條，無論是身處廟堂之高，還是退居江湖之遠，司馬光的人生價值理念始終清晰如一。

司馬光做到了“立言”與“立功”的千古絕唱：于史學，嘔心瀝血，借古喻今；于官場，直言敢諫，匡正朝綱。他的政績觀，是不追求表面顯赫與虛名的勤政之風，是不為物欲所困、不被權位所惑的剛正不阿，更是“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則修之”的穩慎務實與歷史擔當。

（作者簡介：師英杰，中央民族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書記、副院長、副教授，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劉夢嬌，中央民族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研究生。本文系2022年度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研究專項一般項目（22JDSZK124）、2024年度北京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課題一般項目“民族高校‘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教育途徑研究”（BJSZ2024YB34）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號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