薦讀 | 紡績經世：中國近代紡織史研究

《紡績經世：

中國近代紡織史研究》

充分體現中國近代

紡織業“紡績經世”之宏旨

內容簡介

01

工業革命以紡織機械化為肇端，推動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全球化擴散。隨后紡織生產機械化的模式也傳入中國，紡織業一舉成為中國近代民族工業化的先驅。近代紡織史研究不僅可以還原產業變遷的歷程，還能揭示社會結構與文化觀念的演變，為理解近代中國歷史提供別樣的視角。

本書在延續中國近代紡織史資料整理與研究叢書第一輯《織造救時：中國近代紡織史研究》原有主題的基礎上，于研究視角、史料爬梳和方法創新上皆有所進展：“眼光向下”等微觀視角的使用、地方及海外珍藏史料的發掘和利用、跨學科方法的引入等。這不僅豐富了中國近代紡織史的研究內容，也體現了中國近代紡織業“紡績經世”之宏旨，為理解其發展與轉型提供了新視野。

作者簡介

02

廖大偉

上海大學偉長學者、文學院歷史學系教授兼近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館員，中國孫中山研究會副會長，中國太平天國史研究會副會長，中國近現代史史料學學會副會長，上海中山學社副社長兼秘書長，《近代中國》（CSSCI集刊）主編。主要研究中國近現代史，出版著作多部，發表論文百余篇。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近代紡織史資料整理與研究”、上海市黨史專項課題“‘一大’前上海與各地建黨活動的關聯研究”。

馮小紅

邯鄲學院地方文化研究院院長、太行山文書研究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合作導師。主要研究中國近代社會經濟史和太行山文書，出版著作多部（如《高陽紡織業發展百年歷程與鄉村社會變遷》），發表論文五十余篇。在近代紡織史領域，主要致力于高陽紡織業研究，提出中國近代鄉村工業化模式之“高陽模式”。

目錄

03

第一部分 紡織經濟與政治

民初進口稅則修訂與中日棉紡織業的貿易戰 3

湖南省第一紡織廠超額獎金案中省府與省參會關系管窺 21

抗日戰爭時期陜甘寧邊區紡織業的生產經營與動員模式 38

晉綏抗日根據地植棉問題研究（1940—1945） 54

第二部分 紡織人物與行業

高陽紡織業著名家族安新南邊吳村楊氏家族研究 81

近代中國紡織企業人才培養模式探究——以誠孚公司為中心 90

科學與改革：穆藕初的實業思想與實踐探析 101

近代中國引進美國紡紗機械過程中的本土知識生產（1882—1924） 117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城市工業移民及其社會生活研究（1958—1985）——以國營邯鄲第三棉紡織廠為例 137

第三部分 紡織生產與區域社會

舉步維艱：抗戰后期廣告中的三友實業社 159

新中國紡織工業基地的創建——以鄭州為中心的考察 168

近代樂山地區蠶絲產銷研究 181

20世紀60年代初的精簡職工——以石家莊棉紡織業為中心 202

第四部分 史料與價值

臺灣地區典藏中國近代紡織史檔案現況及其史料價值（1840—1949） 219

壬子年大生號信分析 235

日本大阪大學藏未刊戰時在華棉紡織業同業會檔案概述 247

謠史互證：南通紡織工人歌謠與近現代紡織史的重構 260

附錄

“第二屆中國近代紡織史學術研討會”綜述 283

精彩書摘

04

“第二屆中國近代紡織史學術研討會”

綜述

閆瑞

為深入挖掘和利用紡織史資料，拓展中國近代紡織史研究的維度和視角，由邯鄲學院、上海大學文學院、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近代紡織史資料整理與研究”項目組聯合主辦的“第二屆中國近代紡織史學術研討會”于2024年9月6日至8日在河北邯鄲學院舉行。會議開幕式由邯鄲學院副校長張英良主持，邯鄲學院校長王憲明、上海大學教授廖大偉、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汪朝光分別致辭，三位專家皆強調紡織業是民族工業的搖籃和先驅，紡織史研究是亟待開墾的學術陣地。

主旨報告環節，復旦大學吳景平教授通過大量實例和數據，分析了近代紡織業與金融業之間的緊密聯系。吳教授指出，從行業史與金融史的多重視角開展紡織史研究，不僅具有必要性，而且具備可行性。河北師范大學戴建兵教授則從農業經濟發展和經濟體制轉軌的角度出發，闡述了紡織品和紡織業的重要地位。戴教授認為，紡織業的興衰與世界經濟格局的變化有重要關系，因此開展紡織史研究是十分重要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汪朝光研究員從如何做好紡織史的系統性、關聯性研究談起，闡述了“為什么研究紡織業”“怎樣研究紡織業”“關注什么問題”等內容。上海大學廖大偉教授以上海紡織史研究為中心，介紹了近代上海主要的紡織單位，紡織業檔案的搜集、整理情況，檔案的內容、特色以及檔案數據化等相關內容。

研討會共收到論文40余篇，錄用26篇。來自復旦大學、南開大學、南京大學、上海大學、山西大學、華中師范大學和中國社會科學院、上海市檔案館、中國絲綢博物館等27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50余位專家學者參加本次研討會，就紡織經濟與政治、紡織人物與行業、紡織生產與區域社會、紡織技術與貿易、史料與價值等議題展開討論與交流。

一、 紡織經濟與政治

紡織事業關乎國計民生。從人民生活必需品的衣物，到政府財政重要來源的稅收，都與紡織業密切相關。植棉政策、海關稅收、紡織企業國有化等問題，一直是政府層面經濟制度、市場政策的重要內容。此次研討會有學者就這些問題發表了真知灼見。

紡織企業與府會關系。浙江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張熙講師以湖南省第一紡織廠超額獎金分配為例，深入剖析了這場糾紛中省政府與省參會之間的復雜關系。作者指出，作為抗戰勝利后湖南省唯一省營生產機關的湖南省第一紡織廠，其資本出自省建設廳，經營管理權相應歸于建設廳，但監督權則為民意機關的省參會，二者對紡織廠資金的運用有著根本性的歧義。超額獎金案直接引發了省府與省參會的分歧，繼而引發省府公務員與省參會的對抗。最終，省參會因議員在省府中兼職領薪一事而失去民意支持，故選擇與省府妥協。紡織廠的獎金分配問題不僅是經濟利益的博弈，更反映了地方政府與民意機關之間的權力制衡。這一事件體現了省營企業在地方政治中的重要作用，不僅豐富了對近代地方政治與經濟關系的理解，也為研究省營企業的經營管理提供了新的視角。

根據地政府植棉政策。電子科技大學副教授劉巖巖以“戰時半工業化”理論為視角，分析全面抗戰時期華北抗日根據地棉紡織業的“鄉村進口替代”實踐。他認為，在日軍經濟封鎖和軍事壓力下，華北各根據地通過整合公營、私營和集體經濟，融合傳統手工業與近代棉紡織技術，組織婦女開展紡織運動，探索出一條以手工業生產為主的“鄉村進口替代”道路。這一實踐不僅解決了根據地軍民的穿衣問題，還為根據地的發展壯大提供了物質基礎。華中師范大學碩士研究生溫宇軒則以晉綏抗日根據地為例，從根據地政府的視角出發，討論其植棉的必要性。他以棉花的自給程度為依據，將根據地的植棉歷程劃分為三個階段：一是1940年至1941年的初始階段，特點是初步重視與政策初創；二是1942年至1943年的發展階段，特點是重視提高與政策完善；三是1944年至1945年的完善階段，特點是全面推廣與自給實現。他認為，根據地政府在推廣植棉時采取了變工互助、獎勵植棉、植棉技術指導與發放植棉農貸四項措施，從而有效推動了棉田面積的擴大和棉花產量的提升，亦滿足了根據地軍民穿衣的需要，推動了根據地經濟的發展。兩位學者對根據地政府植棉政策的研究，為理解中共在農村經濟領域的實踐提供了重要案例。

邊區政府紡織實踐。上海大學碩士研究生張天童通過對抗日戰爭時期陜甘寧邊區紡織業的考察，分析了中共在經濟封鎖下的自給自足發展模式。抗日戰爭時期，為打破國民黨和日偽的經濟封鎖，中共在陜甘寧邊區開啟了一系列建設工作，其中紡織業是邊區輕工業的代表。作者認為，邊區政府通過發展公營紡織廠、引導個體手工業者合作化、鼓勵私人投資等方式，實現了紡織業的快速發展。同時，通過獎勵勞模、調整干群關系、改進管理等措施，提高了工人的生產積極性，推動了邊區經濟的自給自足。

二、 紡織人物與行業

人是歷史的主體，是社會變革的決定性力量。在中國紡織業的近代歷程中，行業杰出人物、紡織家族、紡織人才與人才的培養、勞動模范以及廣大的紡織業勞動者，他們的智慧與實踐，共同推動了紡織業的發展與現代化轉型。與會學者對各階層紡織人物的關注，對于微觀視角下的紡織史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杰出人物。東華大學副教授劉盼紅系統梳理了孫中山對紡織工業現代化的思考。孫中山在《實業計劃》中將衣服工業列入民生計劃，地位僅次于糧食工業，位居第二。文章指出，孫中山將紡織工業視為解決民生問題的重要途徑，強調發展本國紡織工業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具體的實施路徑。他對中國紡織工業的思考是其探索中國現代化道路的重要組成部分，影響至深，明確了紡織工業在國家戰略中的重要位置，為中國現代紡織工業發展提供了清晰的方向。上海大學博士研究生郭知平深入剖析了穆藕初的實業思想及其在紡織業的實踐。她認為，穆藕初通過引入“科學管理”、推動植棉業改革和人才培養，為中國近代紡織業的現代化做出了重要貢獻。穆藕初不僅將西方先進的管理理念引入中國，還通過創辦德大、厚生等紗廠，提升了中國紡織業的生產效率和產品質量。穆藕初的實業救國思想和實踐，體現了近代中國企業家在國家現代化進程中的責任與擔當，為后世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啟示。濟南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王征研究員則聚焦于另一位杰出的紡織企業家苗海南。他認為，苗海南在英國曼徹斯特紡織學院和英國各紗廠學成歸來后大膽引進管理方法和技術，并積極研發紡織設備，是一位勇于創新的紡織技術人才。在抗戰期間，苗海南支援國家建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又支援抗美援朝，后參與公私合營，為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向社會主義過渡做出了貢獻。

紡織工人。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碩士研究生譚婧宜關注勞動模范及其推廣效應。她介紹了紡織工人郝建秀工作法的推廣過程：一是制定評選標準，二是發掘先進模范，三是表彰獎勵工作，四是推廣先進經驗，五是關心培養模范，六是跟進鞏固工作。她認為，郝建秀工作法的推廣不僅是一次技術革新，更是一場思想動員，既要消除工人的各種抵觸意識，又要在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中樹立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的觀念。郝建秀工作法的推廣激發了廣大紡織工人的主人翁意識，促進了工人階級與技術人員、管理人員之間的團結協作，為新中國的紡織業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南開大學碩士研究生王梓旸聚焦于國營邯鄲第三棉紡織廠，考察了1958—1985年間邯鄲城市工業移民的社會生活狀況。他認為，隨著工業建設的發展，大量工業移民涌入邯鄲，他們既為當地工業建設貢獻力量，但也面臨著工資收入、幼兒保育、子女教育和居住安置等方面的困難。為解決這些問題，省、市兩級政府和企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調整工資、建立托兒所和子弟學校、分配職工宿舍等，幫助工業移民融入當地生活。

紡織家族與人才群體。邯鄲學院地方文化研究院院長馮小紅教授長期關注高陽紡織業著名家族，此次他對安新南邊吳村楊氏家族進行研究。楊氏家族企業的締造者楊木森，以經營蚨豐號布線莊起家，在其帶領下，該家族數代人從商，以經營布線生意為主，兼營銀錢業和面粉業。文章指出，楊氏家族是一個因商起家、因商發展的，以經商為主、兼及金融業和工業的近代民族資產階級家族，對高陽紡織業的興起和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在全國商界也產生了一定影響。湖南師范大學講師吳鵬程通過對近代紡織科技人才群體的分析，揭示了這一群體在推動紡織業現代化進程中的重要作用。他認為，近代紡織科技人才是受到西方紡織教育產生的新式人才，20世紀20年代前后，隨著華商紗廠管理制度的改革，紡織科技人才逐漸嶄露頭角，并通過《華商紗廠聯合會季刊》和《紡織時報》等平臺交流技術經驗，形成了集群意識。在錢貫一的呼吁下，中國紡織學會成立，其以學會力量推介紡織技術，既推動了這一群體的壯大，也提升了其群體的政治地位。這體現了科技人才在近代中國紡織業工業化道路上的關鍵作用，凸顯了學會組織在整合行業資源、推動技術進步方面的積極意義。南通大學張謇研究院講師王仰旭則關注近代紡織企業在紡織人才培養方面的實踐與貢獻。誠孚紡織企業的人才培養實踐始于1937年全面抗戰后，戰爭的爆發使正常的生產經營被迫停止，該公司遂轉向教育實踐。作者認為，誠孚公司在創辦誠孚紡織專科學校和新裕紡織實驗所、編寫專門的紡織教材的過程中，構建了一套完整的紡織人才培養體系。通過研析誠孚紡織專科學校的招考簡章、培養方案、師資組成、授課內容與課程安排，繼而對學生畢業的去向及學成后的職業發展進行摸查與追蹤，他認為誠孚紡織專科學校是近代企業辦學的成功案例，有利于改變近代中國紡織高等教育落后的局面。

三、 紡織生產與區域社會

近代中國紡織業經歷了由手工業到機械工業的現代化過程，行業的轉型升級既受特定區域因素和社會環境的影響，也推動了地區社會生活和產業結構的變遷。此次研討會上，來自不同地區的學者圍繞區域性紡織工業與社會生活的議題展開了深入的交流。

區位因素與行業變遷。蘇州科技大學講師李輝從發展經濟學的角度看待內陸地區的工業化進程，他通過分析沙市棉業自1896年開埠到1936年的現代化轉型歷程，指出沙市憑借其優越的地理位置、豐富的農業資源及便利的交通條件，成為長江流域重要的棉花集散地；沙市依靠棉花出口獲得資本積累后，上海地區的制度優勢和經濟外溢效應通過貿易和市場整合，又促進了沙市棉業發展，特別是資金與技術的內陸轉移。沙市棉業的發展不僅體現了內陸地區在沿海工業擴散效應中的受益過程，也反映了近代中國工業化進程中區域間分工與合作的重要性。西南財經大學天府學院講師夏宇春探討了近代樂山地區的蠶絲產銷情況，他在分析時不僅關注國際市場的變化，更充分考慮了樂山地區的地理區位優勢，包括悠久的蠶桑生產歷史和便利的水路交通。他指出，隨著抗戰的爆發，東部產絲區相繼淪陷，長江下游的交通亦被阻斷，加之淪陷區人口大量遷入四川，樂山地區的蠶絲業得到了一定的發展；與此同時，滇緬公路的中斷使陜幫和云幫商人在樂山的蠶絲業發展受阻，而本幫商人則借機改良本土蠶絲并積極推動了蠶絲業的現代化轉型。

戰時企業的產銷調整。山西師范大學副教授曹春婷依據報刊所見三友實業社的營銷廣告，梳理了該紡織企業的銷售商品從國藥到紡織品到食品再到紡織品的變化歷程。她認為，這一案例表面上是紡織企業在特殊歷史背景下靈活性營銷策略的體現，實則揭示了抗戰后期上海市民眾生活水平每況愈下的客觀現實。

紡織工業基地與當地社會。鄭州輕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李貴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紡織工業基地——鄭州為例，詳細論述了鄭州紡織工業基地的創建過程、建設成就及其對新中國紡織工業發展的貢獻。他認為，該基地順利建成的原因在于：一是“全國一盤棋”，集中領導、統一規劃、綜合平衡的建設方針，既提高了效率，又節省了資源；二是各級領導的重視和深入細致的工作方法，如在征地拆遷工作中，征地工作組的每個組員及時掌握群眾的思想動態，盡力保證每個農民都能住上同等質量的房子，對軍烈屬、孤寡者、生活困難戶給予一定補助等；三是廣大工人高昂的工作熱情，他們以工人階級的主人翁精神主動學習、無私奉獻、辛勤勞動，在紡織工業基地建設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鄭州紡織工業基地的建設，也為當地人民衣著、就業及工業化和外貿創收做出了貢獻。河北師范大學碩士研究生韋智恒以石家莊棉紡織業為中心，通過豐富的檔案史料，詳細論述了石家莊棉紡織業在精簡職工過程中的社會動員、安置措施及精簡后的產業變化。通過對職工數量、工資水平等具體數據的分析，他認為，精簡職工促進了工人工資水平的提高，通過優化勞動力結構提高了勞動生產率，推動了棉紡織業的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效益提升，對石家莊棉紡織業的長期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四、 紡織技術與貿易

技術革新是行業發展的關鍵因素。植棉技術的改良和推廣為紡織業提供了穩定的原料基礎，紡紗技術的機械化轉型是近代紡織業崛起的核心動力，印染技術的進步直接提升了紡織品的附加值與市場適應性，包裝技術的規范化則保證了商品長途販運與遠洋運輸中的品質。關于紡織技術與貿易的思考亦是本次研討會的一個主要話題。

植棉與紡紗技術。東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張華明通過對歷史檔案的系統梳理，詳細考察了華商紗廠聯合會在植棉改良方面的早期實踐。他認為，華商紗廠聯合會自成立后即重視棉花問題，一直致力于棉業的推廣和改良活動，該會通過考察各地植棉情況、建立植棉試驗場、培育優質中棉、推廣美棉種植等措施改進植棉技術。不僅如此，華商紗廠聯合會更與農商部、金陵大學、南通農校等機關、科研機構就植棉試驗場建設、棉種問題等進行合作。其植棉活動遵循了當時先進的植棉理論，奠定了我國植棉改良和推廣的基礎，并為之后政府主導的植棉改良工作建立了良好范式。武漢輕工大學湖北省糧食安全戰略研究院研究員許天成，基于大量的中外文檔案和公司檔案，借助“靈活專業化”理論，對美國紡紗機械在中國的引進與適應性改造進行了深入研究，揭示了中國紗廠在技術引進過程中所展現出的本土知識生產能力及其對全球技術傳播的反向影響。他認為，近代中國在引進西式紡紗機械的過程中，中國紗廠并非單純的技術接受者，中國本土棉花在纖維和韌性上不同于美國棉花，故棉花類型不適于紡織機械的設計思路和參數設置。中國紗廠在改造外國機器以適應當地條件、通過修理延長老化機器的壽命、仿制并改造超過原版的機器和零件的實踐中，形成了獨特的本土知識體系，并將這些知識反饋到美國，促進了全球紡織技術的交流與發展。

印染與商品包裝。山西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魏曉鍇教授關注山西商人在長途販運貿易中的商品包裝問題。基于對商人規程的詳細研讀，他分析了包裝商品的保護、宣傳和市場分級等功能，包裝方式與販運成本管理之間的關系。他認為，包裝在長途販運中具有關鍵性地位，隨著山西商人等大型商幫的興起，長途販運貿易臻于成熟和完善。中南民族大學本科生丁昌碩聚焦于紡織品染料——陰丹士林，深入分析了這種合成染料在近代中國的引入、流行及其對中國傳統染色工藝的沖擊與融合。他認為，陰丹士林能夠在當時中國流行，一方面在于用陰丹士林印染棉布，雖操作步驟較多，但易于掌握，其成本低廉且結實耐用，能夠滿足當時中國廣大低收入人群的美觀需要與使用習慣；另一方面，陰丹士林印染的棉布固色效果好且顏色鮮麗，與社會中上階層高消費人群的服裝需求相符合。作為一種印染技術，陰丹士林布要求工業化生產，部分大中型染坊為順應市場進行技術升級和規模擴張，發展成了近代化的印染工廠。此外，作者還對曹任遠發明陰丹士林的傳說進行了考證，探討了這一傳說背后所反映的中國近現代社會的民族精神與對科技進步的追求。

五、 史料與價值

史料是史學研究的依據與基礎，新史料的發掘對推進史學研究的開拓和進步具有重要意義。在充分掌握史料的基礎上加以辨析和利用，有助于研究者做出更接近事理真相的研究成果。近年來，尋找新史料一直是學界同仁努力的方向，本次研討會中，既有臺灣和南通地方檔案館珍藏史料的研析，亦有日本大阪大學未刊檔案的詳細介紹。這些史料涉及紡織企業、紡織行業組織以及紡織工人和重要紡織人物等方面。

中國臺灣地區和日本紡織史料。上海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林威杰從分布、數量、類別、形成年代等方面，系統梳理了藏于臺北“國史館”、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新北“檔案管理局”的紡織史檔案，并進一步分析這些檔案的史料價值。他指出，臺灣地區檔案館關于近代紡織史檔案文獻，多半系1949年前后跟隨國民黨遷往臺灣，主要為國民政府時期所產生的文件、往來公文電報、信件、人事任免等，在研究上有極大的挖掘空間。武漢大學博士研究生宋成一，概述了日本大阪大學藏未刊在華棉紡織業同業會的檔案收藏情況及價值。該同業會系簡稱，全稱為“在華日本紡織聯合同業會”，總部設于大阪，是日商紗廠聯合成立的壟斷性行業協會。大阪所藏未刊戰時在華同業會檔案，主要為同業會各重要支部的會議錄、報告，時間跨度約為1936年至1945年，共有約200卷（件），文獻總量近2萬頁。這批檔案詳細記錄了日本在華棉紡織業的經營活動、與日本軍政當局的關系及與中方的互動，對近代中日關系史、近代中國社會經濟史、近代中國棉紡織業發展史等方面有諸多展現。

南通地區和其他紡織史料。南通市檔案館朱江研究館員在多年從事檔案工作的基礎上，對館藏大生紗廠號信進行詳細解讀。他認為，壬子年的大生號信由于內容完整而具有典型意義。現存壬子年大生號信，包括大生紗廠致滬所的第元號至第241號、滬所致大生紗廠的第元號至第246號、滬所致大生分廠的第元號至第205號、滬所致營業所的第元號至第96號。壬子年的大生號信具有三個特征：一是內部機構間的往來業務函件，二是擬制有既定的流程，三是一般由信局傳遞。大生號信有交流經濟信息的作用，也是資金調撥的依據，其作為一種獨特的通信形式，不僅記錄了企業內部的經濟活動，還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經濟環境，為研究近代民族工業的發展提供了珍貴的第一手資料。北京師范大學博士研究生蔡曉偉以跨學科視角和“謠史互證”的方法，對南通紡織工人的生活情狀與情感體驗進行考察。他的主體史料《南通紡織工人歌謠選》雖早在1982年就已經出版，但就民間文學領域而言，則在40多年間未曾有過相應的研究。他認為，歌謠中對紡織女工群體的日常敘事，對工人貧苦生活、惡劣工作環境的集中書寫，對工人們通過建立工會與工廠剝削階層斗爭的描述，皆與民國經濟史、工廠抗日史、工人情感史等有內在聯系。中國絲綢博物館徐錚研究員借助相關報刊資料，對館藏民國時期一把折扇扇面的題詞進行了解讀。他認為，該扇面雙面均由浙江蠶學館畢業生題寫，由于蠶學館早期史料除少量報紙、校友錄外缺乏實物留存，因此該折扇是珍稀的蠶學館早期史料。

綜上，第二屆中國近代紡織史學術研討會為推動中國近代紡織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學術平臺。在延續第一屆原有議題的基礎上，此次研討會在研究視角、史料爬梳和方法創新上皆有所進階：“眼光向下”等微觀視角的使用、地方及海外珍藏史料的發掘和利用、跨學科方法的引入等。這不僅豐富了中國近代紡織史的研究內容，也為理解中國近代紡織業的發展與轉型提供了新的觀察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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