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會見過白求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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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幾代中國人的集體記憶中，白求恩作為一個國際共產主義戰士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尤其是毛澤東的《紀念白求恩》一文，更是讓這位加拿大醫生的故事家喻戶曉。

然而，關于白求恩與中國共產黨領袖人物之間的具體交往細節，仍存在不少值得考證之處。其中，朱德是否會見過白求恩是一個尚未引起廣泛關注但頗具歷史價值的問題。本文將通過多角度史料進行梳理和辨析。

經典畫作、紅色文物

有兩幅非常著名的人物繪畫，呈現的是1938年3月，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總指揮朱德，在八路軍西安辦事處與剛剛抵達的白求恩大夫親切會見的場景。

畫作1的作者周思聰（1939—1996），曾師從李可染、蔣兆和等名家，中國20世紀美術史上杰出的女畫家，中國美術家協會原副主席、北京畫院一級美術師，一生留下了不少極具影響力的佳作。1975年，周思聰女士應白求恩紀念館之邀（坐落于中國人民解放軍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院內，1975年11月開館），創作了這幅著名的國畫作品。

畫作2的作者劉勃舒（1935-2022），歷任中央美術學院副院長，中國畫研究院（后更名為中國國家畫院）院長，中國美術家協會副主席等職務，其作品被中國美術館、國賓館和多家博物館收藏，并曾作為國禮贈送給多國的國家元首。1979年，劉勃舒先生創作了這幅名為《朱德總司令會見白求恩》的國畫作品，其幅面達159cm×190cm，極具藝術感染力。

從20世紀80年代起，這兩幅畫作的復制件在全國各地的多家相關紀念館、陳列館中，與毛主席會見白求恩、周恩來會見白求恩等畫作一道，成為重要展品。其原件已成紅色文物。

雖然藝術創作不能等同于歷史記錄，但如此具體的革命歷史題材人物繪畫，必須有過硬的歷史考證為基礎，否則難以通過審查。這兩幅畫作至少反映了從20世紀80年代起，“朱德會見白求恩”這一事件是被歷史學界和藝術界共同認可的事實。

貌似扎實的文獻依據

從目前掌握的資料來看，“1938年3月，朱德同志與白求恩大夫在西安親切會見”，已被多種文獻明確記載。而在國內外已出版發行的眾多白求恩人物傳略中，也都記載了這次會見，其中不乏活靈活現的細節描寫。

加拿大歷史學家羅德里克·斯圖爾特和莎朗·斯圖爾特夫婦合作的《不死鳥：諾爾曼·白求恩的一生》中（中國青年出版社2013年版中譯本第294—295頁），這樣寫道：

返回軍營的路上，他們遇到了林伯渠和一個沒有掛軍銜的男人。此人名叫朱德，時任八路軍總司令，剛從延安回來，正等著見見白求恩。林為雙方作了介紹后，朱德握著白求恩的手并且和他親切擁抱。兩人都笑容滿面地用自己的語言說：“讓我仔細看看你!”朱德邊說邊來回踱步，打量著白求恩。白求恩也是一臉興奮，這位讓他仰慕已久的中國革命的英雄人物如今就在眼前。

毫無疑問，這位卓越的軍事領導人把白求恩當作知己，三人一直聊到凌晨。朱德和林伯渠認為，應該把醫院建在延安，但最終必須經由毛澤東和其他中央領導同意。

張業勝和冀國鈞合作的《諾爾曼·白求恩在中國》一書中（中國協和醫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1—12頁），也有這樣的段落：

在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出乎意料地八路軍總司令朱德接見了他，兩人一見面就熱烈擁抱，互致問候，原來是朱德總司令開會路過西安。朱老總詳細地介紹了山西前線的情況，日軍雖然占領了太原，但廣大農村還在我們手里。朱老總對白求恩說：“到五臺山去的路線最好是先到延安，然后經晉西北解放區，過同蒲路到晉察冀，那里地近平津，是我們建立的第一個敵后抗日根據地，醫藥相當缺乏?！卑浊蠖魇仲澩偹玖顚︶t療隊的考慮和關心。

因為張業勝在晉察冀軍區曾任白求恩大夫的司藥，是白求恩的學生、助手和戰友，所以他的這一記述更具權威性。

近年來，中國白求恩精神研究會馬國慶名譽會長撰寫的《白求恩援華抗戰的674個日夜》中（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8月版第75—76頁），也沿用了這一說法：

在返回軍營的路上,白求恩遇到了林伯渠和另一位身材魁梧軍人模樣的人。林介紹說：“這位是朱德同志，八路軍總司令，剛從延安過來，正等著要見見你們?！卑浊蠖饕荒樑d奮，這就是史沫特萊描寫過的朱德將軍嗎？……

中國白求恩精神研究會編著的《諾爾曼·白求恩》畫冊，也收錄了劉勃舒先生的畫作。（人民美術出版社2015年8月版第159頁）同時，在其官方網站上發布的《諾爾曼·白求恩年表》中，也有如下記載：

1938年3月中旬抵西安，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同志在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會見白求恩。

其他相關出版物以及電視紀錄片、專題片、新聞報道中，也常見這兩幅畫作并提到兩人的親切會見，不一一列舉。

這一說法的源頭在哪里？

以上著作中關于“朱白會”的說法，多參考一本回憶錄——《CANADIAN NURSE IN CHINA》（1984年由時事出版社出版中譯本，書名為《在中國當護士的歲月》）。

回憶錄的作者Jean Ewen（珍妮·尤恩，中文名為于青蓮。國內多翻譯為瓊·尤恩）是加美援華醫療隊中的護士。1938年2月22日，尤恩隨同白求恩從漢口出發，在戰火中歷經九死一生，與3月下旬抵達西安。

1981年，年近七旬的尤恩完成了這本回憶錄。其中有相當的篇幅記錄了1938年1月至4月，白求恩與她從加拿大溫哥華出發，經香港、漢口、西安多地，輾轉抵達延安的歷程，現已成為白求恩生平研究的重要史料來源。在第七章中（見1984年時事出版社《在中國當護士的歲月》第76—77頁），尤恩這樣寫道：

那天，朱德剛從延安過來，參加西安的一個會議。趁他還沒有被戰士們圍住不放，林伯渠提議我們先見見他……他不佩戴軍階徽章，任何一個“小鬼”都可以隨便跟他打招呼而不會受到申斥。他是一個傳奇人物，個子不高，身材粗壯。他的名字都足以讓日本人和國民黨政府的那些奴才們嚇得心驚膽戰。

朱德大概50歲出頭的年紀，卻已滿臉風霜。他咧開大嘴，笑著迎接白求恩大夫。他們擁抱了一下，并各自用自己的語言說：“讓我好好看看你！”說著兩人都開懷大笑，互表欽佩之情。只有男人互相認可對方時才會這樣做。朱德、林伯渠和白求恩大夫一直暢談到第二天清晨。

對照文字，會發現斯圖爾特夫婦等多人的相關敘述，為對尤恩文字的改寫，只不過增加了些作者想象中的細節。

但在更早的、也更具影響力的白求恩傳記，也就是由白求恩的戰友泰德·阿蘭和悉德尼·戈登在1952年創作的《手術刀就是武器》中，并沒有提到這次會見。

回憶錄作為一種重要的歷史文獻，具有獨特的史料價值。因為回憶錄一般由親身經歷事件的人撰寫，所以能夠提供關于特定事件的直接見證，這是其他類型的資料難以替代的。但回憶錄也存在明顯的局限性。特別是因作者記憶的偏差、主觀色彩的影響以及可能的政治考量，回憶錄中的信息往往會出現失真。孤證不立，在使用回憶錄作為史料時，研究者需要結合其他資料進行交叉驗證，并謹慎評估其可靠性。

那么，我們能否從其他角度來查證這次會見的真實性呢？

當事人白求恩的記錄

白求恩是聲譽卓著的外科醫生，同時也是一位給北美多家報刊提供稿件的勤奮作者。此外，他還有寫日記和頻繁給朋友們寫信的習慣。1938年3月26日，已經抵達西安四天的白求恩給美國共產黨和加拿大共產黨寫過一封長信。信中，白求恩回顧了自2月22日離開漢口后，一個多月時間里驚心動魄的經歷，但并未提及在西安會見朱德一事。

“3月19日，我們向200英里以外的西安進發，我們兩天就趕到了，現在已經在西安了。我們等待四天后，啟程去延安?！?/p>

同一天，白求恩給在漢口的史沫特萊也寫了一封信，信中提到了加美醫療隊的很多具體工作設想以及西安準備醫療物資的情況，同樣沒有提到會見朱德總指揮的事。

這是相當反常的，因為白求恩對朱德的敬仰非同一般。從溫哥華出發前，白求恩曾深入閱讀了很多關于中國的書籍。他在給朋友Marian Scott（瑪麗安·斯科特）的一封信中談道：

“你要明白我為什么要到中國去，請讀一讀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艾格尼斯·史沫特萊的《中國紅軍在前進》。”

如果1938年3月下旬在西安期間，白求恩真的會見過朱德，那他不可能不在書信或日記里留下記錄。何況，這類與中國共產黨領袖級別人物的會見，是需要向加共、美共，以及發起組建加美醫療隊的美國援華委員會作書面匯報的。

朱德在哪里？

那么“會見”的另一方，也就是關于朱德的相關史料，有沒有相關記錄呢？

其實，1938年3月朱德率八路軍總部一直轉戰于山西前線。

據中央文獻出版社《朱德年譜》（新編本，2006年出版）所載：3月9日，朱德、彭德懷率部抵長子縣上寨村，11日抵屯留縣中村，13日抵沁縣郭村，15日抵沁縣小東嶺。（《朱德年譜》第769—774頁）

當時，因日軍進犯臨汾，閻錫山所部望風潰散，第二戰區東路軍中部分國民黨軍官也對抗戰失去了信心。時任第二戰區東路軍總指揮的朱德，為穩定這些部隊的情緒，于3月24日至28日，在沁縣小東嶺召開了東路軍將領會議，此即抗戰史上著名的“小東嶺高級將領會議”。

◆1938年8月，朱德從華北敵后回延安參加中共六屆六中全會，途經西安八路軍辦事處。期間，西安救亡團體代表制作“為國干城”錦旗，獻給朱總指揮。

參加會議的國民黨將領，有第3軍軍長曾萬鐘、第94師師長朱懷冰等30余人。八路軍有彭德懷、左權、劉伯承、徐海東、朱瑞、薄一波、李達等參加。朱德在會上講話，分析敵我形勢，介紹八路軍粉碎日軍進攻和堅持敵后戰爭的戰略戰術，鼓勵國民黨軍隊將領為抗日作出貢獻。

此后，從3月底到7月中旬，朱德一直在山西前線。直到1938年8月，才經西安回延安參加中共六屆六中全會。

從《朱德年譜》的記載里可以看到，戎馬倥傯的朱德在1938年3月間，每一天的工作日程都是清晰明確的。在當時的交通與戰爭條件下，絕無中途抽身前往千里之遙的西安開會、并會見白求恩這位外國醫生的可能。

金沖及主編、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朱德傳》也有相同記載。

來自西安八路軍辦事處的原始記錄

2023年3月，筆者為考證“會見說”，曾專程前往西安八路軍辦事處紀念館調研，與研究館員李一紅同志查閱相關檔案后，明確了從1937年到1940年間，朱德曾三次途經西安并入駐八路軍辦事處。時間分別為：1937年9月下旬、1938年8月中旬、1940年5月17日—23日。這三個時間段，與白求恩的行程均無重合之處。

◆朱德、葉劍英、博古在辦事處。

◆1937年9月下旬，云陽紅軍改編誓師大會后，朱德在奔赴華北抗戰前線途中，來到辦事處。圖為朱德、林伯渠、伍云甫、葉季壯、徐海東。

否定“會見說”

那么，除了在西安之外，朱德與白求恩有沒有見過面呢？

白求恩一行是1938年2月22日晨7點，從漢口乘火車出發的，目的地就是此時轉戰于山西臨汾一帶的八路軍總部。就在這天，日軍從山西潞安出發，向臨汾進犯。

此前一天，也就是2月21日，朱德、左權率八路軍總部到達安澤縣縣城所在地岳陽鎮。26日，在戰斗中向東轉移，于3月2日到達祁縣古縣鎮。（《朱德年譜》第750—761頁）

白求恩一行在2月26日下午抵達臨汾火車站時，一股日軍正在逼近臨汾，離車站只有十幾公里了。在八路軍安排下，白求恩一行只得匆匆登上來時的火車，掉頭南返。隨后的20多天里，他們在戰火中不斷向西轉移，直到3月22日抵達西安。

可以看出，1938年2月26日下午，是白求恩與朱德在地理距離上最近的一次，相距不過100多里。但緊迫的軍事形勢，使得計劃中的會合無法實現。

在西安停留幾天后，白求恩一行于1938年3月31日抵達延安。經一個月的準備后，于5月2日出發，并于6月17日抵達晉察冀軍區司令部所在地山西五臺縣金剛庫村。其后，白求恩始終奮戰在晉察冀敵后戰場，直到1939年11月12日殉職，始終沒有會見朱德的機會。

至此，所有相關的人物線索已經非常清晰：從最根本的時空邏輯上，朱德和白求恩是沒有見面機會的，而“1938年3月朱德在西安會見白求恩”這一說法更是不能成立的。

令人不解的是，這樣一個涉及抗戰史、八路軍軍史及朱德生平研究的常識性問題，為什么長期存在且被視而不見？在尤恩出版回憶錄之前，“朱德會見白求恩”的說法又是從何而來的？

在一些非第一手的、綜合性的歷史敘述中，常有一種籠統的記載：稱“白求恩在西安受到八路軍領導人接見”或“在西安八路軍辦事處會見了中共領導人”。由于朱德是八路軍總指揮，后世編撰者很容易想當然地將“八路軍領導人”等同于朱德，從而在轉述中形成了具體的錯誤。而時任陜甘寧邊區政府主席、八路軍駐陜辦事處黨代表林伯渠，也的確在西安八路軍辦事處熱情接待過白求恩一行。

作為關鍵證人，尤恩的回憶錄是重要的第一手資料。但《CANADIAN NURSE IN CHINA》在完成時，尤恩已年近七旬，此時距1938年的中國之行已過去了40多年，記憶難免出現偏差。實際上，在《CANADIAN NURSE IN CHINA》中，類似的記憶錯誤和一些人物、事件的混淆性描述也還存在，在此不作詳述。

早已神交的戰友

朱德與白求恩，一位是統帥千軍萬馬的八路軍總指揮，一位是在前線創造著戰地救護奇跡的國際主義戰士。同在八路軍中，他們雖無緣相會，但在精神上早已是親密的戰友，擁有共同為之奮斗的偉大事業。

1940年2月1日，朱德在《前線》復刊第十二期上發表了《追悼白求恩大夫同志》一文，文章高度評價了白求恩在晉察冀邊區的工作和為人：

他以勇敢積極艱苦負責的工作與模范，來領導了全邊區的衛生、醫生工作。他親手培養和訓練了大批外科醫生，使我們戰士折骨殘廢的比率大大減少。他創造了八路軍衛生工作的新紀錄，能在戰斗的最前線，施行手術救護，使傷者速愈，減輕醫院的擔負。他提高了醫院工作全部同志在技術上理論上的水平，他臨死之前，還完成了一部游擊戰爭醫務治療的名著。

他的確表現了美洲民族偉大的實際工作精神，他的確執行了兄弟黨幫助中國革命忠誠的責任。白求恩同志為世界人類解放而奮斗的事業，為中華民族解放而犧牲的事業是永遠不會磨滅的！

1942年11月13日，白求恩殉職三周年之際，朱德在《解放日報》上撰文《紀念白求恩同志》，再次深切緬懷了這位素未謀面卻早已神交的戰友：

白求恩同志離開我們已經三年了，然而我們將永遠記得白求恩這個偉大的國際主義戰士。也誠如加拿大民主書報俱樂部古柏先生來函所說：“加拿大的人民，因為有如此偉大光榮的子孫而感覺驕傲。”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號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