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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專題
美國當代青少年常被貼上“垮掉一代”的標簽,脆弱、嬌氣、沒耐心、不懂共情、抗壓差。但多項權威研究顯示,如今的年輕人在同理心、自控力、包容性、公共參與等方面正在超越前幾代人。近日,科普作家梅琳達·溫納·莫耶(Melinda Wenner Moyer)在《科學美國人》刊文《孩子們都很好:年輕人比你想象中更優秀》(the kids are all right:Young people are doing better than you think),分析了關于當代青少年消極敘事的認知根源,以及推動青少年積極變化的關鍵因素。
原文 :《當代青少年比我們想象中更優秀》
編譯 |鐘麗麗
圖片 |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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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誤解的當代青少年
與前幾代兒童相比,如今的孩子常被描繪為心理脆弱、抗壓能力差、缺乏共情的“垮掉一代”。去年11月,《紐約時報》刊發《美國兒童健康狀況堪憂》的頭條新聞;近日,育兒雜志《父母》也推出了《如何識別孩子是否患有自戀傾向及應對策略》專題報道。2025年,美國常識媒體(Common Sense Media)對全國1300名家長開展調查,結果顯示61%的受訪者認為當代兒童道德水準落后于前人,超半數覺得如今青少年抗壓能力與獨立性明顯下降。
然而,研究數據卻展現出完全不同的面貌。多項研究證實,當代青少年在諸多方面都比前幾代人表現出色:青少年吸毒率持續下降,校園欺凌與嚴重暴力犯罪減少,少女懷孕率降低,智商水平普遍提升,自制力與耐心也比50年前顯著增強。正如專注兒童與家庭福祉的非營利研究機構兒童趨勢(Child Trends)高級學者克里斯汀·摩爾(Kristin Moore)所言:青少年多項發展趨勢正朝著積極方向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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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第安納大學社會心理學家薩拉·康拉特(Sara Konrath)的研究頗具代表性。2011年,她分析過去30年間近1.4萬名大學生的共情能力數據,發現整體呈下降趨勢,引發廣泛擔憂。但2025年更新至2018年的數據顯示,2007年是共情能力低谷,此后十年年輕人共情水平快速回升,已超過此前39年中的任何時期。自戀傾向研究呈現類似軌跡:美國大學生自戀水平1982—2009年持續上升,之后穩步下降。
當代青少年對樂于助人表現出濃厚興趣。在2023年歐洲慈善研究網絡會議上發表的研究報告中,康拉特團隊對近700名青少年進行的調查顯示,73%的受訪者曾參與志愿服務或向慈善機構捐款。他們的包容性也顯著增強。2019年一項覆蓋400余萬次測試數據的研究發現,反同性戀和種族偏見在年輕群體中下降尤為明顯。土耳其學者研究表明,與X世代相比,Y世代和Z世代對性別平等持更開放態度,更反對針對女性的暴力。
在自我控制方面,年輕人同樣超越前人。2020年,心理學家約翰·普羅茨科(John Protzko)對過去50年間30項“棉花糖實驗”進行元分析發現,10歲以下兒童的延遲滿足能力持續提升,從過去平均等待約3分鐘換取第二份獎勵,延長至2018年的超過8分鐘。這一發現直接挑戰了“當代兒童耐心更差、注意力更短”的流行觀點。普羅茨科指出,我們過去的認知“與現實不符”。
不良行為數據也印證著積極趨勢。如今,青少年欺凌事件減少,嚴重暴力犯罪率下降,吸毒現象穩步降低。1997年,美國半數12年級學生曾吸食大麻,82%有飲酒記錄,30%使用過非法藥物;到2022年,吸食大麻比例降至38%,非法藥物使用率降至13%。當兒童能夠以健康方式管理自身情緒時,其沖動行為就會減少,更少通過藥物濫用或暴力進行宣泄。
兒童的智商水平也在持續提升,情緒調節能力顯著改善。盡管種族主義和恐同現象仍是長期存在的社會問題,但2019年研究分析2007—2016年美國400余萬次態度測試數據,發現反同性戀及種族偏見顯著下降,尤其在年輕群體中表現突出。2024年研究顯示,加拿大青少年男性的恐同觀念持續減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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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敘事的認知偏見
既然關于兒童的積極信息不少,主流敘事為什么如此消極?
恐怕核心原因在于認知偏見,讓人們誤以為當代兒童狀況比過去更糟。普羅茨科與喬納森·斯庫勒(Jonathan Schooler)2019年的系列實驗發現,高智商人群認為如今年輕人智力水平低于往昔,而閱讀量大的人群則覺得當代兒童閱讀興趣下降,而數據并不支持這些判斷。研究表明,這類認知偏差源于兩點:人們傾向于注意到他人在自身擅長領域的不足,同時存在記憶偏差,導致他們將自身能力投射到整個歷史時期。
普羅茨科的研究還顯示,人們對社交媒體的認知同樣受記憶與偏見影響。代代成年人都會擔憂新技術危害社會,從印刷術、廣播到電視皆是如此。人們對未伴隨自身成長的社會變革或新技術陌生感越強,恐懼感越強。
康拉特補充道,人類在生物學上也天生傾向于關注負面因素。那些更關注潛在危害的進化祖先,可能比缺乏警覺的祖先更具生存優勢,從而將這種傾向代代相傳。他強調:“在極端惡劣環境中,識別危險對我們的生存至關重要。但在現代社會,過度聚焦負面信息已不再具有生存功能。”
克里斯汀·摩爾指出,研究人員和政府機構有時也會過度關注負面因素。“美國歷史上一直側重于測量所有不良指標,而對這些積極指標的數據收集則存在不一致性,”摩爾表示。科學家和官員往往更關注暴力行為而非同理心等積極特質。她解釋稱,由于難以促使受訪者完成冗長的問卷調查,那些用于篩選次要信息的問題常被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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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這些原因,我們亟須開展更多高質量研究,探究青少年能力與特質的演變規律,以及學校教育、文化變遷、育兒方式等環境因素如何影響兒童成長。當下許多家長仍在摸索,決策多依賴直覺與坊間經驗。但數據證明,當代青少年的成長前景十分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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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與育兒水平的全面提升
推動這些積極變化的核心動力是什么?研究者推測,教育與育兒方式的轉變起到了關鍵作用。2000年,美國國家研究委員會與醫學研究院聯合發布《從神經元到社區》(From Neurons to Neighborhoods)報告,系統闡釋了兒童關鍵能力發展規律及其與未來社會適應的關聯。報告特別指出,家庭、學校及托兒機構應將兒童社會情感發展列為優先事項,這些軟技能對未來發展的影響不亞于讀寫、數學等學術硬技能。應用心理學家凱瑟琳·塔米斯-勒蒙達(Catherine Tamis-LeMonda)指出:兒童在家庭、學校等環境中經歷的種種體驗,對其成長兼具積極與消極影響。
此后,美國校園對社會情感學習的重視度持續攀升。數據顯示,2023—2024 學年已有83%的K-12學校開設相關課程,遠高于2017—2018學年的46%。課程圍繞同理心、情緒調節、包容意識等核心素養展開,同時注意規范師生態度與同伴互動,為兒童社會能力發展提供了穩定的教育支撐。
育兒觀念的轉變同樣影響深遠。當代父母對育兒價值與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認知,教養方式也愈發溫和理性。密歇根大學的研究顯示,1993—2017年,兒童體罰、虐待與忽視現象顯著減少,控制性管教逐漸被尊重與包容取代。這直接提升了兒童情緒素養,如今青少年能更精準地識別、表達情緒,坦然談論心理健康,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精神疾病污名,讓更多孩子愿意主動尋求心理支持。不過情緒素養提升也存在隱憂,部分家庭易將正常負面情緒等同于心理問題,加之過度保護,可能削弱孩子的情緒調節與抗壓能力,甚至引發抑郁、酗酒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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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暖共情的親子互動還實現了能力的代際傳遞。弗吉尼亞大學2024年的追蹤研究證實,母親對孩子的共情程度越高,青少年成年后對朋友的共情能力就越強。同時,越來越多父母主動與孩子交流多元文化、身體差異等議題,以坦誠溝通替代回避遮掩,幫助孩子從小樹立包容意識,接納個體差異,形成更開放的社會認知。
此外,社會環境整體優化也助力青少年能力提升。更復雜的社會環境促進大腦可塑性發展,鉛暴露等有害環境毒素減少,也為認知水平與自我約束能力提升奠定基礎。而備受爭議的社交媒體帶來的影響也并不是全然負面。針對十萬余名青少年的三年追蹤研究表明,社交媒體使用與青少年福祉呈復雜非線性關系,適度使用反而能提升同理心,增加線下社交時長,幫助青少年建立人際聯結、更關注全球議題,增強社會參與感與責任感。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2003期第7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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