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1602年3月20日，荷蘭東印度公司成立，為世界帶來了有限責任公司，也釋放了資本主義的全部潛力。只有當法律為風險設定上限時，資本才真正敢于大規模投入。若干年后，工業革命由工程技術點燃，但真正使其徹底展開的，是荷蘭公司法。機器與法律實體，合力構成了現代繁榮的雙螺旋。
自那以來，全球 GDP 增長了200多倍，人均收入增長了15倍，人口也增加了15倍。有限責任公司無疑應當躋身人類歷史上最具深遠影響的十大發明之列。
這個概念并非沒有遭到質疑。遲至1824年，批評者仍寫道，有限責任讓富人可以“拿出自己部分過剩財富，用來組建公司，用這些閑錢去冒險一搏……然后，一旦資金不足以償付所有債務，他們便退回到自己安然無恙的財富安全地帶，留下那些受騙可憐的魚兒吞下誘餌。”（來自《泰晤士報》1824年5月25日社論文章——譯者注）
如今，這場爭論披著新的外衣重新登場。2023年，美國地區法院在Sarcuni v. bZx DAO 一案中的裁決，將基于區塊鏈的去中心化自治組織（目前最接近由自主算法運營的公司形式）歸類為普通合伙企業，從而剝奪了其成員的有限責任保護。在我們進入一個技術新時代之際，這恰恰是一種錯誤的法律架構。
1602年的邏輯今天依然適用。由 AI智能體等新技術運行的公司，需要同樣的法律框架，四個多世紀以來支撐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并適合發展和試驗。
工業革命初期，亞當·斯密在他著名的制針廠案例中闡明了技術與規模經濟的潛力。正如工業革命把我們從人類肌肉的限制中解放出來一樣，AI 也將把我們從人類大腦的限制中解放出來，把生產率推向我們曾經難以想象的高度。
（國家改革部長Federico Sturzenegger和總統米萊，來源： CEDOC/PERFIL）
正因如此，我的政府上周向國會提交了一項立法，為 AI 的部署建立專門的法律框架，建立在三大支柱之上：
第一，承諾保持 AI 不受監管，使其能夠自由發展，免遭那只致命的監管之手一知半解之時過早伸出。
第二，在阿根廷法律中創設一種新的公司類別：非人類公司。這類實體由 AI 智能體或機器人運營。當這些系統在不可預測的環境中行使獨立判斷時——如果它們要真正有用，就必須如此——它們的行動會帶來真實風險。對于這類實體而言，有限責任不是奢侈品，而是其存在的前提。人類股東可以參與，但并非必需。
第三，一個具有競爭力的財務環境。這些公司將享有較低的企業稅率，股東也可以選擇他們偏好的公司治理法律。最終受益人必須披露——阿根廷無意成為非法資本的避風港——但對于所有合法商業活動，我們的框架將提供無可匹敵的條件。
還應當說，這也是一份邀請。
過去兩年，阿根廷已經發生轉變。通脹曾一度是生存性威脅，如今已被控制住，盡管工作尚未完成。財政盈余，加上世界上最全面的去監管計劃，使經濟在經歷15年停滯后重回增長軌道。投資正在流向我們世界級的能源和礦產資源，而這一切發生在一個地緣政治穩定性日益稀缺的地區。
太久以來，阿根廷構建了一座限制的迷宮，使這個曾經位居世界最富裕國家之列的國家陷入相對貧困。幸運的是，我們正在改變這一點。2024年和2025年，阿根廷在傳統基金會的經濟自由指數中前進了20位，是兩年中所有國家里進步幅度最大的。
我們向商業開放。本著荷蘭商人使阿姆斯特丹成為17世紀金融之都的精神，我們打算為那些將定義21世紀的 AI 公司提供最具吸引力的法律和稅收環境。讓布宜諾斯艾利斯之于 AI，就像阿姆斯特丹之于大航海時代一樣，在那里法律想象力追上技術時刻，并由此改變世界。
(作者Javier Milei是阿根廷總統。阿根廷放松管制和國家改革部長Federico Sturzenegger參與撰寫本文。英文原文載于FT.com。原標題為Argentina invites AI to free itsel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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