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義的回響，未竟的使命”——央媒集中報道東京審判開庭80周年國際研討會

5月28日 ，上海交通大學和我館在上海聯合舉辦紀念東京審判開庭80周年國際研討會。來自中國及日本、韓國、馬來西亞、俄羅斯、德國、西班牙、澳大利亞、新西蘭、巴西等國的數十位專家學者，按照歷史、國際關系、國際法三大板塊深入研討東京審判的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80年后，這場審判的正義性、局限性與當代意義再次成為學術焦點。人民日報、新華社、光明日報等中央媒體集中以大篇幅報道了此次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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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報 | 《紀念東京審判開庭80周年國際研討會在上海舉行 堅定捍衛歷史正義 共同守護人類和平》

紀念東京審判開庭80周年國際研討會5月28日在上海舉行。會議由上海交通大學、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聯合主辦，中國、日本、韓國、馬來西亞、俄羅斯、德國、澳大利亞、巴西等多國專家學者出席。與會嘉賓認為東京審判捍衛了國際公平正義，呼吁各國銘記戰爭教訓、堅守戰后國際秩序、共護亞太與世界持久和平。

鐵證如山，侵略罪責不容篡改

1946年5月3日，東京審判正式開庭。審判歷時2年半，開庭818次，出庭證人419名，受理證據4336件，形成近5萬頁英文庭審記錄，以嚴密司法程序、如山鐵證徹底清算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罪行。與會專家一致認為，東京審判與紐倫堡審判一道，將戰爭元兇釘在歷史恥辱柱上。東京審判明確日本對外擴張的侵略本質，捍衛了國際公平正義和戰后國際秩序，接受東京審判判決是日本取信國際社會、恢復與鄰國關系的前提。

上海交通大學東京審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表示：“東京審判與紐倫堡審判共同開創了追究戰爭元兇個人刑事責任的先例，發動侵略不再是政治說辭，而是必須承擔法律與道義責任的國際罪行。審判以翔實庭審記錄，完整列明日本軍國主義策劃、發動對外侵略的全過程，從法律上作出不可動搖的侵略定性。”

日本學者森正孝40余年持續開展日軍細菌戰實地調研，“由于侵華日軍731部隊等細菌戰罪行未在東京審判受到追責，這段歷史在戰后長期被日本刻意遮蔽，我多年走訪遺址與幸存者，只為還原被掩蓋的戰爭真相。”

南京師范大學副校長張連紅指出，如今日本右翼否認南京大屠殺的種種說辭，本質上都是當年日軍辯護律師論調的翻版。“東京審判中檢方的證據來源主要有三類：證人當庭作證并接受質證、法庭直接宣讀的書面證詞與文件、法庭確認采納的書面證據。這些證據不僅來自作為受害國的中國，還來自美國、德國等第三方國家的外交文件、檔案資料，以及對日本證人的法庭問詢記錄。庭審期間，檢方已對辯方律師的質疑進行了反駁。”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長周峰介紹：“近期東京審判美國副檢察官薩頓的日記、手稿等珍貴史料入藏我館，并進行專題展覽，多維還原審判真相，為歷史正義再添鐵證。”

法理鑄碑，正義底線不容顛覆

與會專家認為，東京審判的法律基礎不容詆毀，其與紐倫堡審判一道，確認了侵略屬于國際罪行，個人應負刑事責任，官方身份不免責等獲得普遍認可的現代國際刑法的原則，成為國際刑法發展史上不朽的豐碑。

北京師范大學教授王秀梅表示：“東京審判首次以國際司法形式，確立了發動侵略戰爭是國際犯罪的根本原則，明確了反和平罪、危害人類罪等法理概念，確認了個人必須為其戰爭暴行承擔刑事責任，確定了官方身份不免責和指揮官責任。面對反人類滔天罪行，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理應讓位于人道主義崇高價值，這是審判留給后世最珍貴的法治遺產。”

馬來西亞前駐華大使馬吉德在其書面致辭中表示：“東京審判確立侵略必擔責的重要準則，正義沒有雙重標準，各國民眾苦難不容漠視，以和平方式化解分歧，才是人類共同追求。”

紐倫堡原則學院副院長薇薇安·迪特里希評價：“紐倫堡審判與東京審判共同筑牢國際司法根基，銘記審判、堅守法治準則，是人類共同使命。東京審判的中國法官梅汝璈所言‘忘記過去的苦難可能招致未來的災禍’，至今仍振聾發聵。”

中國外交部條約法律司司長齊大海強調：“日本右翼勢力妄圖以所謂‘事后法’‘勝利者的審判’等謬論質疑東京審判合法性，借此掩蓋侵略歷史，否認戰爭罪責。這種勢頭若不及時遏制，戰爭的悲劇可能再次重演。”

警惕逆流，共同守護地區和平

與會嘉賓深刻剖析當下東亞局勢，嚴斥日本右翼歪曲歷史、修憲擴軍等危險動向，警示軍國主義回潮風險，呼吁堅守東京審判共識，以史為鑒、守護地區和平穩定。

日本“繼承和發展村山談話會”理事長藤田高景表示：“日本現任首相持右翼史觀，否認侵略定性、否定村山談話、執意參拜靖國神社，漠視歷史反省責任，這樣的政治人物難以獲得亞洲鄰國信任。真正的民族尊嚴，不在于掩蓋過錯，而在于直面罪行、勇于擔當。”

日本法政大學教授白鳥浩說，5月3日，既是東京審判開庭日，也是日本憲法紀念日，這一天承載著反省戰爭、堅守和平的雙重意義。但如今，日本政府違背一個中國原則與日中共識，持續增加防衛預算、放寬武器出口限制，軍國主義回潮苗頭值得高度警惕。“重新審視東京審判的價值，堅守和平初心、恪守一個中國原則，是改善日中關系、維護地區穩定的唯一出路。”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員項昊宇分析說，日本對外標榜“和平國家”形象，對內放任歷史修正主義蔓延，歷史認知分歧已成為東亞和解最大障礙，唯有堅守東京審判歷史定論，才能凝聚互信基礎。

華東政法大學教授管建強對比德日民眾歷史認知指出，日本社會受右翼思潮誤導，仍有相當比例民眾否認審判定論，根源在于一些勢力刻意回避戰爭罪責、歪曲歷史真相。

外交學院青年學者王達表示，戰后日本新生代戰爭記憶日漸淡漠，日本青年應摒棄消極心態，正視東京審判歷史遺產，堅守歷史正義、扛起時代責任，不讓歷史悲劇重演。

上海交通大學常務副校長奚立峰在致辭中表示：“我們紀念東京審判，是守護全人類共同和平記憶，昭示侵略必受懲罰、正義不容踐踏。向年輕一代傳遞法治與和平信念，就是堅守基于聯合國憲章和國際法基本原則的國際秩序。”

“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主要戰勝國、東京審判參與國之一，中國有責任、有義務在國際上理直氣壯地維護東京審判的正義性與合法性，澄清關于東京審判的各種謬論，讓更多人了解東京審判的真相和意義。這不僅是還歷史以公道，更是警示未來，防止人類再次滑向戰爭深淵。”程兆奇表示。

研討會跨越國界，貫通歷史與現實，形成廣泛共識：東京審判的歷史定論、法理價值、維護戰后秩序基石作用絕不可撼動。國際社會應始終以史為鑒，抵制歷史虛無主義，警惕日本右傾化與“新型軍國主義”成勢為患，堅守戰后國際秩序，以記憶守護和平，攜手維護亞太乃至世界長久安寧。

來源：《 人民日報》，2026年06月01日第03版， 記者 崔 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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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 | 《跨越八秩：東京審判的歷史真相與時代意義》

新華社上海5月29日電 題：跨越八秩：東京審判的歷史真相與時代意義

新華社記者 唐斯琦

八十年過去，東京審判仍在回響。

它不是一頁已翻過的歷史，也不只屬于1946年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現場。每當侵略戰爭被美化、戰爭責任被推卸、歷史事實被模糊，東京審判便會成為衡量歷史真相、國際正義與和平秩序的一把標尺。

在5月28日舉行的紀念東京審判開庭80周年國際研討會上，來自中國及日本、韓國、馬來西亞、俄羅斯、德國、西班牙、澳大利亞、新西蘭、巴西等國的數十位專家學者，從歷史、國際關系、國際法等視角展開深入討論。不同語言、不同學科背景、不同歷史經驗在這里交匯，指向同一個問題：今天為什么要重溫東京審判？

答案不只在過去，也在當下。

“這不是一場普通的審判”

“庭長閣下，這不是一場普通的審判。為什么呢？因為我們斷乎進行的是拯救全世界免遭文明毀滅的斗爭。這個毀滅的危險并不來自于自然力，而是來自將世界導向毀滅的無謀的野心。這是一次強烈的控訴，我們無法用溫和的語言來進行。”1946年，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東京開庭，首席檢察官季南的這段開庭陳述擲地有聲。

東京審判歷時2年半，開庭818次，受理證據4336件，出庭證人419名，形成了4.8萬余頁的庭審記錄，1200多頁的判決。以如山鐵證和法定程序，對日本侵略罪行作出了正義的清算。《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書》和東京審判等一系列制度安排，不僅是日本取信國際社會、恢復與鄰國關系的前提，更為約束軍國主義勢力，為亞洲地區和平及戰后國際秩序打牢根基。

“東京審判的法律基礎不容詆毀。”上海交通大學東京審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指出，東京審判與紐倫堡審判一道，是戰后國際秩序的重要奠基石。所謂“事后法”“勝利者審判”不構成質疑東京審判合法性的依據，只是日本右翼勢力用來掩蓋侵略歷史、否認戰爭罪責的借口，是在為重走軍事大國道路掃清障礙。

日本學者森正孝認為，東京審判以龐大且無可反駁的證據，斷罪日本軍國主義及其執行者個人的犯罪，是一場為了將世界從“毀滅”中帶回到“文明”，從“侵略與暴力”中帶回到“和平與協作”的正義審判。

“繼承和發展村山談話會”理事長藤田高景從日本戰后責任與國際信用的角度談到，1995年發表的“村山談話”，深刻反省了日本的“殖民統治和侵略給許多國家，特別是亞洲各國人民帶來了巨大損害和痛苦”，并向全世界闡明了不戰的誓言。

藤田高景認為，既然日本已向世界接受了東京審判，如今若再提出異議，就不可能在國際社會中獲得信任。遵守條約并誠實履行，是一國在國際社會中生存所必須遵守的最低限度要求。

“那些暴行不是‘戰爭中難免的悲劇’”

一場審判，終會落下法槌，但正義的追問不會止于判決書的最后一頁。

東京審判從國際法層面確認日本二戰殖民侵略的非法性，將多國人民的戰爭創痛納入國際法視野，凝聚起跨越國別與時代的正義共識。

馬中友好協會會長、馬來西亞前駐華大使馬吉德指出，政治或軍事領導人即使是在國家權力之下行事，也可因其行為承擔個人責任，這一理念標志著國際法的一次重大演進。“正義絕不能有雙重標準。”在他看來，“強權并不等于公理”這一原則，成為戰后國際秩序的重要基礎。

這種原則，也體現在對亞洲戰爭罪行的法律認定中。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徐持指出，東京審判覆蓋的地理范圍幾乎囊括整個東亞和東南亞，涉及從中國東北到馬來群島的廣闊地域和數十個民族、殖民地人民。它在法律上確認，日本對亞洲的戰爭是侵略戰爭，那些暴行不是“戰爭中難免的悲劇”，而是應當被追究的罪行。

“中國代表團最深刻的方法論貢獻之一，還在于堅決拒絕以外交形式主義來定義侵略。”巴西馬拉尼昂聯邦大學教授柴灣認為，中國檢察官在東京審判中堅持，侵略應由實質行為定義，即有意計劃、準備、發動和實施敵對行動，而不是由是否正式宣戰這一儀式化措辭決定。如果允許國際法被侵略者所選擇的詞匯所挾持，那么國際法的威懾能力和懲罰能力實際上就會被中和。來自東京審判的這一關鍵判斷，對當代國際法律話語具有深遠影響。

東京審判確立了重要原則，但仍有未竟事業。韓國前社會副總理黃祐呂指出，關于南京大屠殺、“慰安婦”問題、強制動員及731部隊暴行等，東京審判仍存在司法上的不完整性和結構性局限。他追問：“為什么歷史傷口至今仍未愈合，亞洲地區的沖突鴻溝至今仍然深刻？原因是清楚的。”

“和平并非必然到來”

東京審判回望的是戰爭，指向的卻是和平。

“和平并非必然到來，和平是被有意識地建設起來的。”馬吉德表示，東京審判并不僅僅在于對過去錯誤行為的懲罰，它更關乎人類對一個更加公正、和平的國際秩序的不懈追求。

“在東京審判開庭80周年之際，國際社會更需重拾對多邊主義的信任，攜手強化國際刑法，思考如何在制度上塑造國際法律秩序。”紐倫堡原則學院副院長薇薇安·迪特里希說，“堅守法律正義必將凌駕于強權武力的信念，仍需要一代代人持續追求。”

日本政治法律學會理事長、法政大學大學院公共政策研究科教授白鳥浩談及“5月3日”的雙重意義：這一天既是東京審判開庭日，也是日本憲法紀念日，前者意味著對戰爭的反省，后者意味著和平主義的制度化。可是在日本社會，知道5月3日也是東京審判開庭日的人并不多。白鳥浩認為，日本有必要擺脫只考慮本國事務的“一國中心主義”，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敗和東京審判判決，正是重要教訓之一。

與會專家學者認為，當前日本右翼勢力宣揚錯誤史觀，頻頻祭拜戰犯，推動修改和平憲法，加速擴軍、備戰、擁核。這些錯誤言行與東京審判揭露的軍國主義籌備發動戰爭過程如出一轍。國際社會必須對此保持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抵制“新型軍國主義”成勢為患，嚴防戰爭悲劇重演。

面對世界變局，日本再次走到了命運的十字路口，應該如何抉擇，答案其實早已經寫在東京審判的判決書里。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教授廖詩評認為，唯有正視當年的法庭鐵證，遵守當年的和平契約，日本才能真正走出歷史陰影，成為一個堂堂正正的、被亞洲乃至世界徹底接納的文明國家，才可能在國際秩序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這也正是東京審判留給日本最有益的教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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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報 |《東京審判開庭八十周年：正義的回響與未竟的使命》

近日，上海交通大學、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在上海聯合舉辦紀念東京審判開庭80周年國際研討會。來自中國及日本、韓國、馬來西亞、俄羅斯、德國、西班牙、澳大利亞、新西蘭、巴西等國的數十位專家學者，按照歷史、國際關系、國際法三大板塊深入研討東京審判的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80年后，這場審判的正義性、局限性與當代意義再次成為學術焦點。

為世界和平奠基的審判

東京審判究竟是一場“勝者的審判”和“事后法”的產物，還是一場經得起檢驗的正義審判？上海交通大學東京審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在主旨演講中指出：“從開庭之初連綿數日的管轄權之爭，到進入庭審之后曠日持久的攻防，檢方（法官團也同樣）仍嚴守著‘普通的審判’的‘程序正義’。”其實，在確定戰后審判的討論過程中，對遵守既有司法公正所可能面臨的困難（如所謂“事后法”等問題），同盟國早已有了充分認識，最終沒有采取更方便的就地處決或設立簡易軍事法庭的速審速決，而是知難而上，采用盟國軍事法庭審判的慎重方式，表明“不僅希望取信于當下，而且希望垂范于后世”。

華東政法大學國際法教授管建強表示：“日本右翼勢力長期惡意歪曲東京審判的法律基礎和抹黑審判的正義性，其動機是將日本從‘被審判的戰敗國’重塑為一個‘正常的’、擁有軍隊和交戰權的國家。”針對“事后法”質疑，他進一步指出：“《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28條足以說明國際法上的法不溯及既往原則不屬于強行法。在二戰前，‘法不溯及既往’并不是各大法系共有的原則。以日本為例，日本帝國天皇的敕令也是具有溯及既往效力的。以‘法不溯及既往’來抗辯，純屬日本右翼勢力的無理取鬧。同時，當國際法的效力依據與國內法發生沖突，如果因為‘法律無明文規定’就放任不處罰，反而違背了最基本的人類正義原則。當某些國內的法不溯及既往原則與構建人類和平秩序的正義國際法發生沖突，國際法效力高于國內法是理所當然的。”

與會專家學者認為，東京審判的法律基礎不容詆毀。所謂“事后法”“勝利者審判”不構成質疑東京審判合法性的依據，只是日本右翼勢力用來掩蓋侵略歷史、否認戰爭罪責的借口。日本應像德國對待紐倫堡審判一樣正視東京審判。

程兆奇在演講結尾引用了梅汝璈法官的評語：“以我之見，東京審判像紐倫堡審判一樣，應該被視為‘產生于這次世界大戰中的最偉大事件’（借用杜魯門總統的話說）。”

被湮沒的聲音

在東京審判中，中國法官檢察官團隊究竟發揮了怎樣的作用？學界歷來存在不同的評價。來自上海交通大學的日本學者石田隆至在專題研討中表示，傳統觀點認為，中國團隊作出了不可忽視的貢獻，揭露了南京大屠殺真相，成功推動將日本在亞洲犯下的罪行納入審判范圍，并最終寫入了判決書。然而，進入2000年后出現質疑，認為中國團隊在法律層面貢獻有限。更有日本學者將曾擔任中國代表法官的梅汝璈描繪為“安靜、謙遜”，順從于多數派法官團隊的角色。

石田隆至明確指出，以梅汝璈為代表的中國團隊清醒地認識到，東京審判的運作模式及裁判邏輯深深打著美英乃至西方中心主義的烙印，存在固有的局限性。盡管如此，他們依然實事求是地正面肯定了東京審判的歷史意義與貢獻，還敏銳地指出：針對亞洲特有的戰爭罪行，必須確立與之相稱的審判制度。這些要求體現了被侵略國不可退讓的底線。值得重視的是，梅汝璈在東京審判結束后回國，為克服此前東京審判中面臨的種種限制，更徹底地審判日本的侵略罪行，在新中國審判中作出了獨特的法律貢獻，這正是對其在東京審判中處境與后續努力的最佳佐證。

回望歷史是為了照見現實。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條約法律司司長齊大海強調：“東京審判代表了用理性克制暴力，用法律守護和平的崇高理想。在戰后國際秩序和亞太和平安寧不斷遭遇危機的今天，我們更要傳承和弘揚東京審判的精神內核，守護歷史真相，以法治約束強權，共同抵制殖民侵略勢力卷土重來。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都應向日本發出警示，如果不思悔改，重蹈戰爭覆轍，殷鑒不遠，必將再次遭到歷史的清算和正義的審判。”

未竟的使命

東京審判是否真的實現了徹底的正義？還有哪些罪行至今未被追究？

1946年5月3日在東京開庭的東京審判，與紐倫堡審判一道開創了國際刑法的新紀元，確立了一項基本原則，即不得以國家行為為擋箭牌包庇戰犯，戰犯個人需直接承擔刑事責任。這無疑是歷史性進步。大韓民國前副總理黃祐呂直言，東京審判本身存在先天缺陷：亞洲受害國家與受害者被邊緣化，被排除在外，參與東京審判的11個國家中，亞洲國家只有中國、菲律賓、印度三國，遭受日本殖民統治的韓國及其他受害國家被禁止參與審判，大量戰犯免于追責、逍遙法外。日本731部隊在中國東北等地對中韓俄等國戰俘和平民實施人體實驗，“其核心責任人竟未被起訴追責”。他總結道：“時至今日，亞洲地區傷口難以愈合，歷史對立鴻溝難以彌合，原因已然清晰。無論是南京大屠殺、日軍‘慰安婦’、強征勞工還是731部隊暴行，東京審判都未能實現真正的司法正義。”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長周峰說，紀念館近期入藏了東京審判美國副檢察官薩頓的日志、報告等珍貴史料，“為審判的嚴謹公正再添鐵證”。他同時提醒：“東京審判未盡事宜至今猶存，包括天皇的戰爭責任未被追究，細菌戰戰犯逃脫法律制裁，部分戰犯重返日本政壇，軍國主義根基未除，否認審判、美化侵略的雜音從未停止。”

上海交通大學常務副校長奚立峰說：“今天的國際社會正在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二戰后的國際秩序正遭受嚴峻的挑戰。我們紀念東京審判，是為了守護全人類共同的和平記憶。這場審判奠定了戰后國際法治的基石，昭示著侵略必受懲罰、正義不容踐踏的普世原則。今天，向年輕一代傳遞這份信念，就是要堅守維護以聯合國憲章為核心的國際秩序。唯有敬畏法治，方能筑牢和平。”

來源：《 光明日報》，2026年5月31日第7版，記者 孟歆迪、顏維琦

·編 輯：俞月花

·校 審：李 凌 潘琳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