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盟擬擴容對華貿易防御工具箱，中歐貿易摩擦或將再度升級｜全球地緣政經動態（2026年第10期）

2026.06.02

第10期（總第33期）

全球地緣政經動態

本 期 要 點 速 覽

01

全球重點事件與對華影響分析

1. 歐盟擬擴容對華貿易防御工具箱，中歐貿易摩擦再度升級

2. 四方安全對話外長線下會議重啟，安全合作延伸至南太平洋（含APEC成員）

02

其他重要涉華動向與簡析

1. 日韓首腦于韓國安東會晤，聚焦能源與供應鏈合作（含APEC成員）

2. 美國副國務卿訪問菲律賓與新加坡，推進人工智能合作與供應鏈協同（含APEC成員）

3. 歐盟與墨西哥簽署現代化全球協定（含APEC成員）

03

近期國際大事預告

1. 七國集團（G7）第52屆峰會將于6月15日至17日在法國依云萊班舉行

2. 凱文·沃什將于6月16日至17日首次以美聯儲主席身份主持議息會議
   

PART 1

精選分析

歐盟擬擴容對華貿易防御工具箱，中歐貿易摩擦或將再度升級

作者：曾譯瑤

Temu 2025年在歐盟國家有約1.3億月活躍用戶（圖源：EPA Images）

近期，歐盟對華經貿“防御”趨勢升溫，多項政策工具正在加碼推進。首先是強化數字平臺監管。5月28日，歐盟委員會依據《數字服務法》（DSA）對跨境電商平臺Temu處以2億歐元（約合2.32億美元）的罰款。這是繼2025年12月處罰社交平臺X（原推特）之后，歐盟依據DSA開出的第二張罰單。歐盟委員會認定Temu違反DSA的依據是：平臺未充分評估違規商品帶來的風險，也未履行相應的合規義務。目前，歐盟已責令Temu在8月28日之前提交整改行動方案。

其次是啟動外資與并購審查。在宣布對Temu處罰的同一天，歐盟委員會又依據《外國補貼條例》（FSR）對京東擬收購德國電子零售集團Ceconomy的交易展開全面審查。這是歐盟首次依據FSR對中國企業交易展開調查，該法規旨在防止獲得主權國家資金支持的企業收購歐盟資產。歐盟委員會在聲明中稱，“京東可能獲得了扭曲歐盟內部市場競爭的外國補貼”。并指出這些支持可能包括中國政府提供的優惠融資、稅收激勵及補助等。去年7月，京東宣布斥資22億歐元（約25.7億美元）收購Ceconomy，從而獲得MediaMarkt與Saturn兩大知名零售品牌，以及涵蓋歐洲多國的門店與物流網絡，并在歐洲多國推出Joybuy電商平臺。根據公告，歐盟需要在90個工作日內（10月2日前）作出決定。若最終認定交易存在違規獲取補貼、破壞市場公平競爭等問題，歐盟將直接否決本次收購，或要求企業剝離相關資產、調整交易架構及業務布局。

最后是擬議新的貿易或制裁工具。近期，意大利、法國、西班牙、荷蘭和立陶宛五國聯合向歐委會提交政策文件，指出“美國關稅和中國‘不公平貿易行為’的結合對歐洲工業產生了直接影響，導致歐洲工業在2019年至2025年間損失了100萬個工作崗位”。法國總統馬克龍甚至提出可效仿美國征收“301關稅”，以賦予歐盟更快啟動調查和實施貿易限制的能力。在5月29日就中歐關系舉行的方向性討論后，歐委會雖未宣布任何新貿易工具或制裁措施，但明確重申當前中歐貿易與投資關系“不可持續”，表明將對此作出“更強有力、更協調一致的回應”。預計6月中旬的七國集團（G7）峰會與歐盟峰會將成為觀察歐盟對華貿易政策走向的關鍵窗口。

從近期動向來看，“中國沖擊2.0”敘事正在歐洲不斷升溫。中歐經貿關系也正從聚焦個別企業、單項產品或單筆案件的階段性摩擦，逐步轉向以制度工具為核心的顯性對抗階段。上述變化可從以下四個維度理解。一是糾偏貿易失衡，緩解“生存焦慮”。歐盟工業專員斯特凡·塞茹爾內（Stéphane Séjourné）指出，“歐盟對中國每日貿易逆差已達10億歐元，中國產能已對本土約2900萬個工作崗位構成威脅”。歐洲方面擔心，中國在新能源車、電池、光伏、風電、化工中間品、數字平臺等領域的快速擴張，將會迅速侵蝕歐盟的高附加值產業。二是防范對中國制造的“過度依賴”。俄烏沖突暴露了歐盟對俄能源依賴并引發能源價格飆升和制造業外流；2025年以來中國加強稀土及關鍵礦產出口管控，又使電動車、風電等產業鏈面臨供應中斷風險。歐盟希望通過系統性安排，防范單一來源中斷導致的極端產能缺口。三是用規則取代脫鉤，重塑競爭條件。歐盟不具備美國那樣加征高額關稅或大規模技術封鎖的條件，轉而借助DSA、FSR以及《工業加速器法案》（IAA）等制度型工具，在不“脫鉤”的前提下以較小代價重構競爭環境。四是借對華強硬，迎合內部政治需求。數據顯示，2025年中國對歐盟的貨物貿易順差達到3599億歐元，2026年第一季度達到980億歐元。在經濟增長放緩、產業壓力上升與民意對就業高度敏感的背景下，強化對外貿易防御成為迎合歐洲內部政治訴求的“可見性工具”。

目前來看，當前對華影響最深、破壞性最大的是正在加速落地的一批“制度性排除機制”。其一是《網絡安全法修訂案》（CSA2）。該草案擬引入基于供應商來源國的非技術性排除機制，將中國列為“高風險國家”，并建立“高風險供應商”黑名單，對涉及能源、電信、金融基礎設施、物流與制造業等18個關鍵行業的中國供應商實施強制替換。其二是IAA。該法案擬限制官方融資項目使用中國產儲能設備、逆變器等產品，直接針對中國在歐洲新能源和綠色轉型中的優勢環節。該類措施將削弱中企參與歐洲能源轉型項目的能力，并可能向光伏、風電、電池、充電設施等領域外溢。其三是FSR的常態化執法。歐委會可借“外國補貼扭曲市場”之名，阻斷中企參與歐盟公共采購和并購交易。疊加“全球門戶”戰略中可能引入的“歐洲優先”條款，中企參與歐盟政府資助項目、基礎設施建設和第三方市場合作的空間將進一步收窄。

與此同時還需重點關注后續可能的加碼措施及風險。據歐洲新聞網（Euronews）、《金融時報》等媒體報道，目前可供歐洲選擇的貿易防御舉措包括：一是設置單一供應商比例上限，強制企業多元化采購。歐盟委員會正在醞釀一項計劃，強制歐盟企業從至少三個不同的供應商處購買關鍵零部件。該計劃的核心是對單一供應商的采購比例設置30%至40%的嚴格上限，其余份額須來自至少三家不同國家的供應商。二是推動對更廣泛的戰略性產業征收關稅。歐盟已在鋼鐵領域推動進口配額和雙重關稅安排，后續可能向化工、機械、綠色技術、關鍵原材料加工等行業延伸。三是反傾銷、反補貼調查將更加密集。當中國產品的進口價格低于其國內市場售價時，歐委會便可能頻繁啟動反傾銷程序、對中國企業征收關稅，并調查企業是否接受了不公平的補貼。四是激活反脅迫工具（ACI）作為終極手段。ACI賦予歐盟限制市場準入、剝奪公共采購資格、暫停許可證等反制權限。若歐盟將中歐經貿爭端上升為“經濟脅迫”敘事，并獲得成員國特定多數支持，該工具可能成為歐方對華施壓的高強度政策選項。

PART 2

精選簡析

日韓首腦于韓國安東會晤，聚焦能源與供應鏈合作

作者：周承哲

5月19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與韓國總統李在明在韓國安東舉行會談（圖源：日本共同社）

綜合共同社、韓聯社等多家媒體報道，5月19日至20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對韓國進行為期兩天的正式訪問。此次訪問是高市就任日本首相以來的首次訪韓，也是對今年1月韓國總統李在明訪問其故鄉日本奈良縣的回訪。

5月19日，高市在李在明故鄉慶尚北道安東市與其舉行首腦會談。鑒于2月以來中東局勢持續緊張、霍爾木茲海峽通行受阻，能源安全成為此次會談的核心議題。雙方圍繞能源安全保障、供應鏈穩定及朝鮮半島問題等展開討論，并在會后發表聯合文件，一致同意建立深度能源互補與保障機制，確立原油、石油制品和液化天然氣（LNG）的相互融通機制，并決定共享原油供需及戰略儲備信息。兩國還創設了“產業與通商政策對話”機制，以落實能源合作的具體措施。韓國確認加入由日本主導、總額約100億美元的“能源與資源韌性伙伴關系”（POWERR Asia）金融支援框架，共同為亞洲企業從中東以外地區采購原油提供金融與技術援助。

除能源合作之外，日韓雙方還同意在關鍵礦物供應鏈不確定性上升的背景下，共同強化供應鏈領域的合作與替代方案開發，并商討在人工智能及太空探索等尖端領域建立更緊密的協調機制。而在安全與防務領域，雙方再次確認了美日韓三國防務合作在維持印太地區穩定中的重要支柱作用。此外，高市早苗強調，日韓及美日韓之間密切合作對于朝鮮半島的徹底無核化和朝鮮綁架日本人問題的立即解決至關重要。李在明也重申了韓方對半島問題的核心立場，強調力爭打造韓朝和平共處的“無需戰斗的和平半島”。

此次會晤是日韓領導人近7個月內的第四次會晤，這不僅是兩國元首“穿梭外交”的延續，更是對外部現實壓力的聯合應對，其背景與戰略內涵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層面：一是中東戰局延宕正通過影響國際油價、航運安全和進口成本對日韓經濟構成顯著沖擊。日本約95%的原油進口依賴中東，韓國約70%的原油和20%的液化天然氣同樣來自該地區，且高度依賴霍爾木茲海峽運輸。在此背景下，日本3月進口價格指數同比飆升7.9%，表明外部能源與大宗商品漲價正迅速向國內生產環節傳導；而韓國4月石油類價格同比上漲21.9%，汽油和柴油價格分別上漲21.1%和30.8%。鑒于能源價格上行正迅速向生產與消費端傳導，放大輸入性通脹壓力并推高產業成本，日韓不得不加速尋求區域內的能源抱團與供應鏈多元化安排。二是高市政府以“經濟安全”為抓手，近期正以前所未有的節奏密集展開外交布局，并在此過程中主動塑造對韓合作議程。其于3月訪美著力強化日美經濟安全聯動框架，4月與法國達成稀土及人工智能合作，5月在訪問越南和澳大利亞后，又升級日菲為“全面戰略伙伴關系”并強化與印尼的防務合作，同期還在日美澳印“四方安全對話”外長會議中推出海上監視與礦產供應鏈等一攬子倡議。這一系列動作表明日本正試圖通過經濟安全、關鍵礦產、防務等領域的對外合作，加速突破戰后體制約束、推動國家軍事正常化，并提升在印太安全格局中的話語權。日本對韓國的核心訴求在于：推動韓國嵌入由日本主導的關鍵礦產與高技術供應鏈體系，降低對華依賴；通過機制化能源合作強化利益綁定，并依托美日韓盟友體系將雙邊協作從朝鮮問題延伸至更廣泛的區域安全議題，從而爭取韓國對其區域安全角色擴展的配合。

然而，盡管日韓在經貿與能源領域展現出高度合作意愿，兩國在更深層戰略層面的“溫差”卻十分明顯。韓國更多是在外部風險倒逼下的務實應對，其合作邏輯更偏向“功能性協作”，而非戰略趨同。一方面，韓國在能源結構上相較日本具備一定緩沖空間。其正推進可再生能源擴張（目標2030年100GW）及LNG來源多元化，并加強與中亞等地區合作，使其對中東單一依賴的脆弱性略低于日本。另一方面，李在明政府多次公開呼吁“韓中日三國相互尊重、開展合作并謀求共同利益”，反映出其更強調“平衡外交”，不愿在安全與經濟上過度“選邊站隊”。在美日韓三邊防務合作方面，韓國也更傾向于將其限定在應對朝鮮威脅的范圍之內，對日本試圖將其擴展為更廣泛的區域安全框架，甚至納入對華戰略圍堵的意圖持審慎態度。這種溫差背后，是韓國在半島安全高度敏感、對華經濟深度依賴以及國內對日本歷史問題與軍事擴張強烈警惕等三重現實約束下的理性選擇。因此，在涉及區域安全格局重構的核心問題上，韓國能在多大程度上配合日本的戰略方向仍存在較大不確定性。短期內，韓國更可能在能源安全、關鍵礦產和供應鏈韌性等低政治敏感議題上與日本協作，而在區域安全架構、對華戰略定位以及同盟擴張等高政治敏感議題上保持克制與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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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對｜許梓烽

排版｜李 征

初審｜伍子堯

終審｜馮簫凝